“我的姐姐啊，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
1960年10月，李先念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红安视察。为了了解当地的情况，他专门找了自己的姐姐和侄子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姐姐希望他能帮红安解决缺粮的问题。
姐姐认为，李先念当时已经是国务院副总理了，完全可以借此帮助家乡渡过难关。
但李先念深知，越是位高权重，就越不能随意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所以面对姐姐的这个请求，李先念还是拒绝了。
不过虽然没有给红安拨粮，但他也想了其他的办法……
二次回乡
1960年10月，李先念参军离家之后，第二次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然而这次回来，他的心情却十分沉重。
无他，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并不乐观，人民的生活问题亟待解决。
老百姓填不饱肚子，他身为国家副总理，又怎么能高兴得起来呢？
很多地方的庄稼都颗粒无收，太阳晒得土地干裂，种子根本就没法发芽。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政府拨粮，老百姓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更别说，政府的粮食也都是有限的，在源源不断的拨粮下，库存的粮食也不够了。一旦真的没了粮，那百姓根本就没有活路。
我国成立不过十一年，却又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在旧社会，老百姓本来就过的是苦日子，好不容易有了好转，现在生活水平又有了下降趋势。
因为吃不饱饭，老百姓身上普遍出现浮肿，有时候还要靠吃树皮和观音土活着。
有人能靠着这样的方式活下来，更多的人却没能挺过去。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民不聊生。
李先念虽然是国务院总理，但他却不是什么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总理。他对于外界的情况非常清楚，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他想过很多办法。
但土地种不出粮食，有些办法就没法用。他每天都要看各地上报中央的粮食报表，就是为了了解老百姓的情况，看清各地的实情。
为了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他向毛主席提出了“瓜菜代粮”的建议。之后，毛主席就让他南下，对各地进行视察。
他此行的第一站，就是自己的故乡红安。想当年他们都还是一些少年，被权贵压迫得都要活不下去了，所以选择了揭竿而起。
很多人参加革命的初衷只是想活下去，但在革命的路上，他们却认识到了更多，也了解了更多，逐渐长成了一个心怀天下的人。
正是因为他们经历过苦日子，所以才能对老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在来红安的路上，他在经过河南信阳的时候，看到了许多百姓。
他们的鞋子上套了一层白纱，那是用来哀悼逝者的。看到这种情况，他就忍不住心酸。
拒绝亲属伸手要粮
等来到红安之后，他一下车就问当地的县委书记，红安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听说有些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非常紧张。毕竟在这个年头，老百姓吃不饱饭，有些干部却有自己的“存粮”。
这样一来，老百姓肯定心中会有不满。他这次过来，主要也是为了解决这件事的。
“别的先不要说，你就说红安的状况怎么样，群众们的生活都安排好了吗？最关键的是，这次有没有伤亡情况？”
听到李先念这样问，县委书记如实作了汇报。
和其他地方相比，红安因为出过很多革命将领，所以相对来说要好得很多。很多干部得知家乡有困难之后，省吃俭用将自己的口粮省下来，送到家乡接济老百姓。
所以群众的生活虽然困难，但大部分都还能过得下去。不过也有一些老人和小孩，还是没能熬得过去。
听到这样的汇报，李先念沉默了很长时间。后来他召集当地的干部，给众人开了个会。在会议上，他着重点出了干部和群众关系不好这个问题。
李先念说：“我们打天下的时候依靠群众，不能打下了天下就将群众扔到一旁了。老百姓饿肚子，就要想办法解决。”
他要求全县各级干部深入实际，想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和广大群众共渡难关。他很清楚，其实很多干群关系，都是因为干部搞特殊化的原因。
所以对于这些事情，他是坚决不会容忍的。开完会已经很晚了，但他还是将自己的姐姐和侄子叫了过来。
从干部们那里得知的东西，不如从群众中得知的要仔细。他将姐姐和侄子叫过来，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老百姓的情况。
姐姐和侄儿来了之后，李先念就问他们县里有没有因吃不饱饭去世的人。侄儿想了想，说他们村子里没有，但隔壁镇上应该是有。
说到这里，姐姐问李先念：“红安缺粮，你都做了这么大的官了，你能不能管管，给咱红安老百姓支援点粮食？”
听了姐姐的话，李先念眉头一皱：“我是国家的副总理，不是红安的。红安缺粮，其他地方也缺，我不能给你们开后门。
不给家乡开“小灶”
看着姐姐和侄子都低下了头，李先念的脸色十分严肃。他告诉自己的姐姐，不能因为自己现在是副总理，就觉得可以因此获得利益。
自己这个副总理，是国家的副总理，是人民的副总理。如果做了副总理只想着为家人和家乡谋福利，那自己就不配。
他语重心长地道：“现在国家都很困难，你们身为我的亲人，更不应该只能想到向上伸手，而是应该想着要自力更生。”
他告诉姐姐，自己已经提议了“瓜菜代粮”的方法，他们回去后也可以和村民们一起搞点副业。捉虫子养鸡鸭，在空地和荒地上种一些蔬菜都可以。
李先念虽然身居高位，但他一向廉洁奉公，从来不会用权力为家乡和自己谋私利。
有一年，他的侄子去北京看他，问他能不能给家乡弄一台拖拉机。在当时那个年代，有一台拖拉机可以省很多事，但拖拉机这样的贵重资产，一个村子里也不一定有一台。
他的侄子觉得叔叔是国家副总理，弄一台拖拉机还不是简简单单。谁知李先念听到这个要求之后就黑了脸，他告诉侄子，自己能弄到拖拉机，但是不能给家乡弄。
侄子不明白，自己并不是想让叔叔给家人谋福利，难道给家乡谋福利也不行吗？
李先念告诉他，坐在自己这个位置，心中想到的必须是所有人。他们家乡本来没有拖拉机的指标，如果自己给家乡弄来了一台拖拉机，那么另一个地方肯定就没了。
自己造福了家乡的百姓，那另一个地方的百姓就会继续受苦。
既然中央决定将拖拉机给其他地方，就证明其他地方更需要这台拖拉机，所以自己不能将拖拉机给家乡。
任由侄子苦苦哀求，李先念也没有改变过想法。
李先念的一生廉洁奉公，他是真正的两袖清风为人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