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尔军政府近期以“薪资不平等”“税务违规”等理由驱逐中石油三名高管、查封炼油厂账户并关闭中资酒店，这一事件不仅折射出非洲国家政治生态的复杂性，更暴露了资源民族主义与大国地缘博弈交织下的投资风险。中国作为尼日尔最大投资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尼日尔军政府2023年政变上台后，因驱逐法国势力、终止铀矿开采合作，导致财政收入锐减。2024年，中石油以预付款形式向其提供4亿美元贷款以维持原油出口，但一年后军政府无力偿还，转而以行政手段施压，试图通过驱逐高管、冻结资产迫使中方减免债务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这种“杀鸡取卵”的逻辑，本质上是财政破产下的极端自救行为。
他们的军政府高举“资源主权觉醒”旗号，要求将原油分成比例从15%提升至30%，并强制中资企业提高本地员工薪资与管理层比例。此举旨在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国内矛盾，巩固政权合法性。例如，尼日尔石油部长公开指责“外籍员工工资是本地人的6倍”，却忽视中企20年来为该国建立完整石油工业体系的贡献。
尼日尔政变后，其外交政策转向亲俄疏法，引入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并让渡铀矿权益，但俄罗斯缺乏资金填补经济缺口。军政府不敢触碰美法利益，转而将中国视为一个“软柿子”，可以随便拿捏，试图通过极限施压榨取资源红利。这一行为背后，隐现俄罗斯削弱中国在非影响力的战略意图，形成“中俄非三角博弈”的复杂局面。
根据中尼双边投资协定（BIT）及《能源宪章条约》（ECT），尼日尔单方面撕毁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中方可通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提起仲裁索赔。历史上，埃克森美孚诉委内瑞拉案通过ICSID获赔16亿美元，但执行率不足30%。因此，法律手段需辅以外交施压，例如联合非洲联盟谴责尼日尔破坏投资环境，或通过联合国平台揭露其违约行为，迫使军政府权衡国际信誉损失。
再者，中国还可以采取暂停石油进口、撤回技术团队、终止基建合作等经济反制措施。尼日尔90%的原油依赖中石油运营的尼日尔—贝宁管道出口，炼油厂停摆已导致其燃油价格暴涨300%，经济命脉握于中方。但过度强硬可能引发非洲国家“抱团警惕”，甚至被西方渲染为“新殖民主义”。因此，反制宜精准打击军政府核心利益，例如联合贝宁限制原油过境，同时通过非政府组织向尼民众传递“合作中断后果”，分化其国内支持基础。
此次事件暴露了中国在非投资的“重资产、轻风控”短板。未来需构建三重防线。一是法律防护：在投资协议中增设“政权更迭风险条款”，明确违约赔偿机制；二是本地化融入：提升非洲员工管理层比例，通过公益项目塑造“利益共同体”形象；三是进行地缘对冲：在资源国引入多元合作伙伴（如与俄企联合开发铀矿），分散政治风险。
尼日尔事件并非孤例，而是非洲“资源诅咒”的现代缩影。历史上，1950-1970年代中东拉美的资源国有化浪潮，以及刚果（金）、津巴布韦的资产没收案例，均显示政权更迭与资源民族主义的致命组合。中国需警惕“链式反应”，例如其他非洲国家效仿“变相勒索”，以环保、劳工权益等名义加税或强制股权转让。
然而，中国在非投资仍有不可替代性：西方企业因风险规避撤离后，中企填补了基础设施与能源开发的空白。未来，中国应推动“发展导向型合作”，例如将部分原油收益定向投入教育、医疗领域，弱化“资源掠夺”叙事，同时借助数字技术（如区块链）增强合同执行的透明度，构建更具韧性的新型南南合作模式。
总之，尼日尔的“贪婪”对中国是一种警醒。海外投资需超越“经济利益至上”思维，将地缘风险纳入国家战略评估。短期看，中方需以法律与外交组合拳捍卫权益，避免妥协引发效仿；长期看，则需通过本地化融入与利益共享机制，将“中国资本”转化为“非洲发展动能”。正如撒哈拉沙漠中的输油管道，唯有深扎根系、抵御风沙，方能确保资源生命线的持久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