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景流年录（二）

急景流年录（二）

韩君健 |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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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饭量大，捞面条能吃两大碗；进了火锅店一个人能干掉三盘鼓囊囊的羊肉；如果是喝粥，喝了两碗以后，还可以装肚子里三四个蒸馍。有一次去平头山找市文联副主席岳之悦办事，那时岳哥还没有什么实质性权力，也就没有摆什么架子，他把我喊到他家里吃午饭。他家用的是那种还没拳头大的小瓷碗，我喝了两碗稀粥，又吃了两个小蒸馍，连半饱的感觉都没有。出了他家的门，下来楼在临街的饭店里我又买了一大碗羊肉面条打发住肠胃，才算吃饱了饭。

到了老年饭量小了，随便几口蔬菜，几嘴米饭，就停了筷子，就满足了食欲。

原来能吃也是实打实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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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是豫西农村的主食。我们小时候的救命粮。一年四季都吃。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是那时生活的真实写照。还不仅仅是红薯汤，红薯馍，红薯还可以生吃，煮吃，蒸吃和烧吃。烧熟的红薯最好吃，因为它更香更甜。兴生产队的时候，牛马骡驴都归集体所有，村上建有牛棚，安排有饲养员，专门看护那些牲口。饲养员都是烧红薯的高手，大冬天寒风呼啸，他们蹲在牛棚中，把红薯埋在生火取暖的秸秆里。一堆秸秆燃成灰烬，红薯也刚好烧熟。看着饲养员或者饲养员的子女大口大口地啃着热乎乎的红薯，我就饥肠辘辘，无限羡慕。暗想自己长大了，也要争取当饲养员，学会点火烧红薯。一家伙烧两根，吃一根，扔一根，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俺也中用了，也吃起烧红薯了。

现在郑州店铺和街头的烧红薯已经卖到八元钱一斤。家庭领导每次给我买回来一根大一点的烧红薯就得花去十元钱。十元钱能买十只馒头，感觉价格有些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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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数的一两个知音，一般不要随便向别人诉说自己的苦恼和苦难。因为这种诉苦不但不能赢得同情和安慰，反而会招来蔑视与嘲笑。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善良，幸灾乐祸的坏蛋从来就没有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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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和女儿一起吃饭时，女儿对我说：爸爸，我和弟弟都一直感激您和妈妈当初克服各种困难，关心和支持我们学习，让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能接受比较好的教育，以至于今天有了满意的工作和不错的生活。这番话说得我有点受感动，同时也不无遗憾。我告诉女儿：我最大的优点是有长远眼光，自己学习也勤奋。只是有预见却没恒心，加上缺乏政治地位和经济基础，没有能力帮扶你们走得更远。否则，今天你们在中央国家部委工作的可能性都会有。我已经日薄西山，就这么一副风前残烛的样子了；而未来犇犇、元宝和茉莉的光明前途，需要你们去大力助推。

一代人又一代人继往开来，促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安康，我们的中华民族也就能顺理成章地走向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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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书的过程中常接触譬如秀才、举人之类与古代文化人有关的称呼。原先大致知道他们的意思，又了解得不够透彻，后来查阅一番资料终于弄懂他们的本来面目。

秀才：经过会试、府试和院试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属于文化传承者的初级阶段。在当地有名望，但没有实际职务。类似于今天的专科生或本科生。

举人：参加乡试的考生。比秀才地位高一些，已经有资格参与官员的选拔。文化程度相当于今天的硕士研究生。只是今天的研究生多得满街乱跑，那时的举人却能光宗耀祖。

贡生：通过会试的考生。明清时期等同于进士。一般不会再次被淘汰。类似于今天俄罗斯独特的副博士学位。现在从俄罗斯留学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基本上都能按照博士身份落实待遇。

进士：通过殿试的考生。这个级别的文化人名声最大，可以直接授官。

古代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虽然无法保障每个应试者德才兼备，但能够保障他们都有学问，都会写文章；不会持着来路不明的文凭滥竽充数。像秦桧、严嵩等人，他们道德品质败坏，但都能写得一笔好字，与文于史融会贯通。

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教授的校勘学家、庄子专家刘文典先生可能是清末最后一批进士。据说还是慈禧太后钦点让他当殿试第一名的。刘性格耿直，民国时期敢跟总裁吵架甚至挥动拳脚。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不正常的政治运动中却被整得斯文扫地，于惊吓和愤懑中遽然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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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本来应该是信息之群，文化之群，交流之群，友谊之群；可有的人却让它变了味道，在里面争吵、谩骂、唯我独尊、互相攻讦，真是事与愿违。

我已经退出了好几个群，尽管与群主是朋友，但里面乱糟糟的气氛几乎让人窒息。其实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许多问题没有统一进程和标准答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似乎是常态。只是发言时要尊重常识，尊重真相，不能强词夺理，更不能用污言秽语去侮辱别人。

加入了云南学者、著名写作学专家尹相如教授主持的教育写作群，发现里面的人员综合素质就普遍较高。也许群员大多数是教授、副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缘故，里面沟通信息，讨论问题，按部就班，风平浪静。没有其他一些群里的那种粗野和粗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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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知道自己老了：头发白完了。胡子也稀疏软弱了。牙齿变黑了，变形了，还有了空洞，每次饭后都得剔牙和漱口。脸上不是出现了鱼尾纹，是沟壑纵横，皮皴肉松。去超市买了一瓶饮料，居然拧不开瓶盖，需要让营业员或者保安帮助打开。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汉字或英语单词，当时查了词典，记住了它的来龙去脉，过后就又忘了个一干二净。再遇见，再查阅，如此反复多次，才能加深印象。从客厅去卧室拿东西，到了卧室却想不起来究竟要干什么事情，伫立好久，才突然醒悟是要从小挎包里掏出通讯录。吃什么东西嘴巴都没味，都像舌头沾染了锯末和沙子，包括过去自己喜爱的烧鸡和牛肉。眼睛花得厉害，哪怕是看墙上的海报都得戴上眼镜。

犇犇说：姥爷，你现在要是去你原先的学校继续工作，人家学校的人会不会已经不认识你了？我哄他也哄自己：没关系！中国那么大，学校那么多，不一定非得去原先的学校混饭不可，可以选择新的地方供职。这样他们不知道我当初的模样，就会理所当然地认同我现在苍老的形象。

文人好名，至今亦然。我在安徽合肥参加笔会时认识一个来自广西柳州的作家。他把他的名片印刷成了简历，其中一段文字是：已创作出版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两千多万字，其作品被中国作家公认为准诺贝尔文学奖声誉。两千多万字，差不多是一百本书籍的容量。他才三十多岁，假设从他二十岁发表作品算起，十几年时间他可能创作出版一百本书籍吗？中国作家公认之说更是吹牛不打嗝，因为他没有证据，也缺乏逻辑和常识。我当时接受了他的名片，转过身就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会议室过道旁边的垃圾桶里。

课堂上我曾经告诉学生：人在年轻时候一定要有野心。轻狂一点，浮躁一点，都不是毛病，但要注意野心需要与实力配套。没有实力做支配的野心说来说去终究是一番胡思乱想和自吹自擂而已。

拖拉机过去是用来拉货和耕地的机器，现在变成了儿童游乐工具。那天带着茉莉乘坐了一次，在万达大楼外面的小广场转了两圈，耗时八分钟，花了二十元钱。

当年洛阳有一座拖拉机厂，带国字头的，好像叫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疑似苏联援建我国的重要工业项目之一。那里的工人工资高，穿衣服齐整，有自行车骑，有午餐供应，很是惹我们乡下人羡慕。后来公社解体，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大墋地变成了小块田，大拖拉机就没了用处。厂方又不注意新产品开发，企业就没落了。十几年前，我到郑州一所高校应聘教师，学校人事处工作人员征求我的工资意向，我张口要价年薪十万元，果断表示如果低于这个待遇一切免谈。而我旁边站着的一个漂亮的少妇说话却有点信心不足，她嗫嚅着给校方沟通：她是洛阳拖拉机厂的下岗职工，生活很困难。如果来这里当宿管，学校能免费供应一顿午餐，那么每月发一千五百元钱工资就中。这时我才发现我这么多年的书没有白读。我钟意文化，文化也关照了我。

有的话不太温柔，但还真说到了一些人的软肋。譬如：目前写诗的比看诗的多，学播音主持的比听广播节目的多，当老师教训人的比做学生进课堂听讲的多。

手机里看到有人告诫如何写微信的规则，满篇都是这不合适，那不可以。如果照他的劝告去做，只有与微信揖别了才行。其实，微信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常见的内容就是写社会，写生活，写经历，写耳闻目睹的感受。只要不过多地涉及自己和别人的隐私，不过多地触及敏感问题，尤其是不要违反宪法和法律就成。

一个善良的人，懂得保护别人的隐私并能适当提醒其收敛有关言行。而德行龌龊的人却总是把别人的隐私四处扩散，巴不得别人游泳溺水，吃肉拉稀，驾车开沟里，走路掉井里。这种人不适合做朋友和做同事，应该对其提高警惕，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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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一的时候发生的两件事让我颇为得意：哥哥从武汉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部《英语汉语词典》，家父从洛阳出差回来给我买了一台“百泉”牌收音机。在全校上千名学生中可能只是我才有这两件宝贝。从此我现趸现卖，查着英语单词学会了写英语作文；也抱着收音机听得如痴如醉，闭着眼睛就能分辨夏青、方明、曹山、葛兰、虹云、费寄平等那代播音大师的腔调，比今天播音主持专业大学生的听觉和摹仿能力敏感多了。

后来我把词典送人，收音机也不慎摔坏了。只是随着电视和电脑的普及，我对它们已经不太上心。形势的发展有时出乎意料：今天收音机被淘汰了，报纸也被冷落了，书籍的读者和电视的观众都大幅度下降。我反而渴望当年的那种情景返璞归真了，尽管我知道那是一厢情愿的事。科技的发达，历史的进步，总要以一些老物件的消失为代价，似乎无人能改变这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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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把真善美放到一起理解。

其实，真往往不绝对趋善，甚至压根就不是十全十美。巴黎奥运会女子跳水冠军全红婵原先家里很穷，住的房子不像样子，亲戚更不怎么来往。她出名后当地政府修缮了她家的房子和院子，亲戚更是多得如蜜蜂采花般乱往家里飞。全红婵的母亲说：从我嫁到全家当媳妇以来这么多年，从没听说过和见过这么多亲戚。怎么女儿有了点出息，亲戚就会多得可巷子涌。

我在全红婵的故乡工作过，当地的文友通过私信给我发来照片，画面上的人群正像赶集一样把全家包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全红婵的妈妈想买瓶酱油都出不去门。有人询问全红婵现在是否想上大学？如果上大学是去广州还是去北京？本地的广东海洋大学和岭南师范学院似乎也不错。她厌烦地回答：上什么大学？我从来就不喜欢学习。坚决不去！

这就是真实的全家和全红婵。没有被拔高被神话，烟火气息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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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个朋友询问我：什么是作家？

我干脆告诉他：创作并发表过数量较多、质量较好的文学作品的人就是作家。作家可以自称，也可以被别人指认。一般不需要像硕士、博士、会计师、工程师一样，得有学位证或职称证来做支撑。也不需要像股长、科长、处长、厅长那样，得有上级的红头文件来任命。当然如果是国家级省级作家协会的会员或市级县级作家协会的主席副主席，当然也就顺理成章属于作家了。因为作家这行当必须得有报刊上能看到的文字垫底，最好得有几本小说集、散文集或诗集来装潢门面。如果一个字都不写或者靠抄袭弄得名声扫地，且属于严重的外行，那是不适合冒充作家的。如果有胆量，可以去冒充或者窃取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联合国维和部队少将或司法部政治部主任、广西柳州市委副书记等头衔更厉害的职务。只是诈骗活动败露后，肯定要被押进监狱，接受惩罚和改造。

校审/耿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