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实习记者 王鹏凯 黄月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人类学家关宜馨（Teresa Kuan）很喜欢《哪吒闹海》这个故事，在与界面文化的视频连线中，她形象地复述出其中最令她着迷的段落：
故事最后，龙王水淹陈塘关并威胁李靖，要么杀掉哪吒，要么害死全城百姓。李靖拔出宝剑准备挥向哪吒，这时他突然停下，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做，并陷入痛苦的纠结，而哪吒也意识到，自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他最终决定用剑自刎。
在关宜馨看来，这个场景呈现出了极为丰富的情动（affect）。对于李靖来说，他一方面想做一名尽职的守臣，但另一方面他又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他陷入反复的拉扯和犹豫。哪吒很困惑，他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举起剑挥向自己，但同时他也为家人和百姓的受难而自责。所以在这里，李靖不只是循规蹈矩、冷漠无情的家长，哪吒也不只是一个反叛的儿童形象，他还有孝顺的一面。关宜馨认为，这揭示了中国家庭更复杂的面向，孝道（filial piety）并不只是意识形态，我们还能从中看到爱与责任。
在讨论新书《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Love’s Uncertainty: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Child Rear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时，关宜馨时常会回想起哪吒的这段故事，虽然古与今、神话与现实大有分别，但中国家庭的复杂纠缠一直如此，如书中所写，家长在育儿中经常会陷入一种困境：不仅要努力培养“高素质儿童”，也要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迫切愿望和专断的行事方式，换言之，是做随和的父母，让孩子发挥潜能、获得快乐，还是当高度警觉的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学习生活？这使她们总是处在焦虑和不确定性之中。
《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
[美] 关宜馨 著 毛超予 安孟竹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5-1
更进一步，关宜馨指出，这种不确定性是被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有各种声音在告诉家长们该怎么做，既包括中国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政治议程，也包括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因此，如何在中国成为好妈妈，培养高素质儿童，既是私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关宜馨成长于美国洛杉矶城郊的一个多族裔社区，她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每天三点放学回家，与朋友们在街道上玩耍，直到家长喊她们回家吃晚餐。这正是书中许多家长所困惑的问题，“美国的孩子是玩出来的，中国的孩子是苦出来的。”但这本书试图揭示的，是这种他乡童年想象背后的复杂性：对于中国家长来说，获得教育成就、积累文化资本是这一代的新问题——他们在运动中长大的父辈有太多其它事务要顾及，无暇操心自己是不是“好家长”——而在大洋彼岸，美国的学业竞争也在加剧。因此，对社会现实的判断往往是相对的，每代人都在与自己的不确定性相处，很多时候个体能做的就是回应自己所处的历史情境，甚至是与现实作斗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是当代育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是一项开始于二十年前的研究，但放在今天并不过时，从中我们能看到“鸡娃”、青少年抑郁、阶层焦虑等当下议题的影子。最近几年，关宜馨将研究兴趣转向中国社会日趋火热的家庭治疗，她发现，家庭在中国始终是极为重要的文化单元，它不仅是许多社会矛盾的起因，也是处理这些问题的空间，它直接影响着当下中国的心灵世界。
01 有太多声音在告诉妈妈该怎么做，个体持续与不确定性作斗争
界面文化：母亲是这本书最重要的讨论对象，书中所写的养育付出或许可以被视作今天热议的“鸡娃”现象的先声，究竟什么才是好妈妈？你指出，母职本身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各种公共话语使女性主动去扮演好妈妈的角色。
关宜馨：有太多声音在告诉妈妈们该怎么做，我做了很多工作，去阅读国务院和教育部发布的通知、建议以及各种类型的政策文件，此外也包括育儿专家的建议，同辈群体的流行观点，像是孟母三迁这样的历史典故，我发现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这些大众话语都在制造一种迷思，即你的成功是个体积极努力的结果，但事实上，还有很多外部因素在塑造我们的责任感、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以布迪厄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社会阶层的区隔塑造了个体的观念和行动，简单来说就是“不知，却始终为之”，母亲被认为行动于一种“错误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之下，这进一步掩盖了生育的压迫性环境。但我想指出的是，我所研究的这代家长，她们反而比我们认为的更加了解自己的社会处境，这是一种很不同的形象。
界面文化：这种社会处境是什么？个体是如何应对的？
关宜馨：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你要努力为孩子创造各种条件，比如饮食起居、经济支持和学习资源，在竞争体制下时刻保持警惕，但同时也要与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开放地沟通，保护他们的快乐和纯真。个体时常会陷入矛盾，比如我在开篇写到陈佳玲的故事，她给女儿报了密集的课外班，但女儿最终因“压力太大”进入精神科治疗，她开始重新思考尊重孩子意见的重要性。
很多时候努力是徒劳的，在我研究的这代家长中，这种状况很普遍，现在或许更严重，这是当代育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不得不与现实作斗争，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但她们仍然会去做，我在书中将这概括为一种努力的伦理（ethics of trying）：努力不只是手段，也是结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法掌控的世界，你能掌控的只有自己的努力。我读到过一则评论，那位读者应该就是我所写的那代青少年，如今长大成人，她说，她们这代人总是认为自己处在不确定性中，而父母完全不理解她们正在经历什么，读完这本书她意识到，父母这代人同样在与不确定性作斗争。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都是如此，我认为它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人类境况。人们会批判说，母亲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身份，她们承受着如此多的负担和责任，但在我的报道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更普遍的愿望：想要体面地生活，而这意味着要尽力为你所关心的人做正确的事，换言之，“对得起孩子”。它不是关于确切的成功，只是关于尽你的全力，这是每个人都在试图去做的事情。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到，她们雄心勃勃又负担沉重，付出大量情感劳动。相比于流行话语中情绪化、喜怒无常的母亲形象，你认为这本书呈现了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关宜馨：我希望读者在看到那些社会性力量的同时，能够理解并同情这些作为母亲的女性。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告诉我们，情感既是一种反应方式，也是一种感知方式，在我看来，这些脆弱情绪并不是负面的、消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对育儿职责的性别化，我在书中有写到一些反转的情境：母亲十分严厉，像是个任务主管，逼着孩子完成各项作业，而父亲则扮演了富有同情心的角色，陪孩子玩耍。这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能够去放松，另一个人则要担起责任，经历焦虑。新冠期间，有讨论指出女性学者的工作效率要远低于男性同行，因为当所有人都被困在家里，最后总是母亲要去关照生活中的那些微小琐事，即使她已经受过足够的高等教育，这是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所讲的双重负担，它仍然是一个问题。
界面文化：你写到育儿的焦虑，在快速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尤其是你所讨论的中产人群，阶级地位滑落的焦虑越来越多地被移置到孩子身上，使孩子成为了一种承载欲望的对象。如何理解这一行为及其背后反映的社会动态？这种焦虑在今天似乎变得更强烈了。
关宜馨：我曾经跟学生讨论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我们在课上读一些关于韩国的人类学研究，有位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对当代韩国家长和年轻人的失望，她称之为“规格世代”（spec generation），因为他们总是忙于收集各种能放到简历上的履历，以使孩子更具竞争力，而不是像前一代人那样投身运动来让社会变得更好。中国学生往往会对这样的处境深感共鸣，但与此同时，一位平时很少发言的瑞典女生感到惊讶，无法共情这种焦虑，她来香港地区交换，每个月能拿到3000港币的生活费，此外还有1万港币的低息贷款，她说：“我做学生还能有收入（I get paid to be a student）。”另一位法国学生也不理解，他说，不管你在学校里怎么样，最后肯定会有工作的，总有一些东西是留给你的。我认为这很好地揭示了社会的组织形式如何影响人们的焦虑和压力，我们可以去思考，那些拥有强大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是否能够缓解这种焦虑？
《不确定的爱》英文书封 02 出路难寻，年轻人发明了下沉的话语
界面文化：这本书讨论的另一个主体是所谓的“高素质儿童”，这背后是几十年来对“素质教育”的追求。你在书中谈到许多对素质的期望，比如学业能力，才艺，以及道德和心理健康。在你看来，中国社会关于“素质”的话语发生了什么样的流变？
关宜馨：我的研究主要发生在世纪初，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改革开放的许多理念渗透于当时的教育改革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你要去学习一些新东西，比如德智体全面发展。如今我们处在后改革时代，从我自身的观察、和年轻人的交流来看，有一些新的东西需要被关注，那就是一种下沉的话语，部分得益于社交媒体，这里的话语权转向了年轻人这边，我认为他们非常聪明且有创造力地发明出自己的话语，像是躺平、内卷，这是他们表达异议的方式。这里我们能看到国家层面的战略与个体意见之间的张力，但这种个体创造性本身也是一种“素质”。
界面文化：书中写到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它串联起中国社会对于素质教育的想象和实践，你指出了其中的隐喻性表述：人们试图将货币资本转化为“素质”的具身资本，比如花钱让孩子参与课外社交和文娱活动。这套话语是怎样形成的？它反映了社会竞争的什么新面向？
关宜馨：“人力资本”的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用来论证教育投资的重要性，有趣的是，舒尔茨的理论被许多教育专家引用，作为给普通家长的育儿建议，告诉她们这些教育投资都是值得的。它是一个隐喻，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这样的经典理论所说，它将无形之物转化为人们可资利用的实体，不过我试图对“隐喻是什么”做出再阐述，我认为隐喻还是一种实用手段，或者说目的性指导，它帮助人们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同时也有另一种声音，比如书里写到的邓先生，他拒绝参与竞争，反对透支孩子的“生命能量”，认为孩子的人生是一场长跑，赢下的关键在于保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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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后一种观点在当下似乎开始被许多人强调，比如项飙谈到的“生命力捕获”，他认为当下的教育系统正在使年轻人感到生命力萎缩、崩塌、干枯，这很可能是不可再生的。但对此的回应似乎总是有限，个体会迫于竞争压力放弃这种观念，比如书中的邓先生最后也妥协了。
关宜馨：对，这可能是当下最棘手、最难解答的问题之一。我在学校给本科生或是研究生上课时，经常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出路是什么？失业率，经济通胀，学历通胀，市场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会关系到个体如何回应自身所处的历史情境。另一方面，这也让我想起人类学家费雪若（Sara Friedman）的研究，不同的是，她书中的中产家庭选择退出激烈的竞争，带着孩子来到云南大理，建立社区，开设蒙特梭利学校，也有人试着去耕作。费雪若发现，这些尝试都很难持续，几年后社区还是解散了，有人选择去新的地方继续探索，比如泰国清迈。所以，创造替代品这件事也是很困难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有写到好学生弑母的案例，这被视为育儿的反面事例：唯分数论很可能会培养出畸形的心理，又或者说，成绩优异、品格正直这些“素质”本身也需要被问题化。公众似乎对这样的故事特别容易产生共鸣和思考，从今天回看，你有什么新的反思吗？因为类似的事情持续在发生，比如近年的吴谢宇案。
关宜馨：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值得关注的是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案例，如何围绕它们进行阐释和争论，极端事件最后往往会被道德化或政治化。我想提醒的是，每个案例都存在些微的差异，吴谢宇是有预谋的，而我书中写到的徐力案中，谋杀并不是事先预谋的，他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做，他事后讲述了自己和母亲的关系，那种残酷的育儿方式，这使得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受害者，并将问题指向应试教育系统。这种差异使得徐力变得很有用，他成为教育改革主张中很重要的案例，用以展示正确的道德立场：一个懂得感恩、深深悔过并希望人们从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的年轻人。在美国也有相似的情况，一再发生的校园枪击暴力，人们对此也有不同的阐释去论证特定的议程。
03 教育系统的痛苦难以解决，家庭情感的联结值得行动
界面文化：你对于“情感银行”的讨论很有意思，你将它解释为一种道德教育：对于21世纪的孩子而言，让自身接触情感流动，进一步发展出善于忍受的道德情感，是成为公民主体的关键。你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说明这个过程吗？
关宜馨：这个理念来自书里记载的一次湖边旅行，领队老师周婷提出了这个练习，让孩子们将自己对自然环境的感官体验存入“情感银行”。当时的现实语境是，夏令营给孩子带来许多身体上的挑战，日程密集的活动，夏天湿热的气候，所以湖边练习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超脱性的体验，老师教孩子们如何深呼吸，感受“徐徐清风”，欣赏景色，并将美景转化为心灵的“情感钞票”。我认为周婷试图做的是，去调和反人性的现实与人类的愿望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事物总有好的方面。在周婷看来，这有助于孩子忍受日常任务的困难，以及乏味的学习生活。
界面文化：这让我想起另一位人类学家张鹂的研究，在《焦虑的中国》（Anxious China）这本书中，她指出当下中国正在推崇一种“治疗型自我”（therapeutic self），意思是将管理自身情感的能力当作评价一个人的新标准。你如何看待这种机制的发展？
关宜馨：不只是张鹂，很多有关“心理热”的研究都试图指出一个问题，当下流行的心理学技术和手段，比如一些工作坊或治疗体系，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只回应了表面的问题，只是让个体去适应环境，而没有触及更深层的社会症结。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产业，人们将如此多的钱投入进去，某种程度上是在投资一种希望，希望自己能变好，但通常并不会。有人会将这些日常实践解释为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个体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只好试着自我照护。
我对这个问题可能有更大的哲学兴趣。冯珠娣（Judith Farquhar）有关养生的研究对我的启发很大，她认为新自由主义的论点是准确的，但并不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因此她提出，养生培育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并唤起一种前现代形式的能量和功效。人们在做肢体活动时会意识到，你可以通过一些小技巧来改变你和你的身体，和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我在《不确定的爱》中试图提出的论点是，周婷的湖边练习是一种汇聚能量的方式，个体在此与环境发生互动，对外部环境进行内包，创造一种共振，它可以是文学鉴赏能力，也可以是好的心境，这或许能促使你改变某些事物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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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你在家庭治疗的研究中提出，青少年会倾向于过多地将父母或家庭的压力与负担视为自己的责任，并导致精神状况的恶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理？这与前面讲的道德情感是否相关？
关宜馨：这是家庭治疗中的观点，我所做的是分析为什么会这样解释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像是教育系统的压力，它其实是导致青少年痛苦的重要原因，但你无法做一些事去改变它，所以他们强调的问题层面，恰恰是可以采取行动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改变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联结，减轻其中的冲突和张力。
界面文化：在《不确定的爱》这本书的研究之后，你为什么会转向关注家庭治疗？其中的问题存在怎样的连续性？
关宜馨：我一直以来都很关注精神医学与普通家庭之间的互动关系，我遇见书中的陈佳玲也是在儿童精神科门诊。我认为家庭治疗很有趣，它只是“心理热”非常微小的一角，却挑战了我此前对精神病学的设想，认为精神科医生只是在将社会问题医学化，并不触及问题根源，这些都是误解，实际上家庭治疗的很多理论和框架是反精神医学的，因为它将问题定位于环境，在诊室、家庭、学校这样的系统中去处理问题。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家庭治疗在中国这么受欢迎？因为它在美国并不是很热门。有人认为这与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有关，我对此的研究还在进行中，目前可以分享的一个观察是，我认为家庭治疗与中国民间传统的医疗仪式存在许多相似性，因为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它们都是在处理关系，日常关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是难以得到表述和处理的，人们不知道如何解决，甚至会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像是父母婚姻矛盾给孩子带去的心理问题，在许多农村地区，类似占卜的仪式提供了解决方法，而在工业化社会，家庭治疗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人们谈论彼此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它也在回应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如何处理国家、家庭、个体这些不同维度的关系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