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前夕，一个细节预示了博古和李德地位的衰落！
黎平会议（画作）
前文《为什么说湘江战役是红军和毛泽东个人命运的转折点？》讲到，湘江战役因博古和李德的瞎指挥导致红军遭受30500人丧生的惨重损失，使得中央红军全军对他们的失望和愤怒增长到了最高点。与此相应的是，中央红军全军更加怀念前三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毛泽东的威信也在湘江战役之后急剧增长。
这表明，湘江战役成为红军和毛泽东个人命运的转折点，因为红军即将迎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毛泽东的领导将成为挽救红军、挽救革命的关键！在黎平会议后，李德丧失了红军的指挥权，用周恩来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但给了李德一个台阶下，说他生病了。
此前受李德打压的总参谋长刘伯承重新参与了红军的作战指挥，刘伯承本和李德是校友，都在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过，但在广昌保卫战中，刘伯承亲眼目睹李德的瞎指挥，致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他忍无可忍，建议李德改变硬打死拼的战略，否则会成为红军的“千古罪人”！李德怒不可遏，撤掉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之职。
长征开始时，李德又把刘伯承贬去担任殿后任务的最艰巨的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这就是李德的作派，指挥作战不咋地，挟私报复却是一流的。直到此时，李德靠边站之后，刘伯承才得以重新担任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李德眼见毛泽东得到大多数人拥护，刘伯承又复职，周恩来还当面顶撞他，他心里窝了一团火。
12月20日，中央红军离开黎平，分两路西进，领先一路是新任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司令的先遣军，为全军开路，直扑乌江，进军遵义。红军进入贵州！贵州军阀王家烈得知这个消息，心慌意乱。王家烈是贵州王，身兼贵州党政军三职于一身。王家烈没得到蒋介石的一文钱军费，他在贵州主要靠经营鸦片作为财源，所以他的部队又称“双枪兵”（烟枪），战斗力最弱。
蒋介石电令王家烈“严防赣匪入黔”，王家烈麾下的副军长侯之担自告奋勇前往扼守黔北，表态不让红军越过乌江。说起来也是，乌江是比湘江更险峻得多的天险，宽约250米，流速每秒1.8米，水温低于10度，两岸是绝壁悬崖。王家烈和侯之担做梦也没想到，红军的行动竟然如此神速，1934年底，红军已经抵达瓮安猴场。
在猴场，毛泽东被安排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这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这也表明，毛泽东的地位已经开始明显上升了。团长耿飚和政委杨成武率领先头部队抵达乌江江边，准备抢渡乌江天险。博古和李德对湘江战役的失败仍然心有余悸，得知乌江比湘江险峻得多，坚决主张不过乌江，重提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
1935年元旦，为解决下一步中央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很轻松就驳回了博古和李德的意见，通过了重要决定，重申黎平会议的精神。尤其重要的是，强调今后“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终结了原“三人团”对军事指挥权的垄断。
这一规定，让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有了过问军事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从通道会议开始，中央红军就已经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行动了，那就是，要抢渡乌江、夺取遵义，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红军先遣部队到了乌江边就发现，侯之担的部队驻守在江界河渡口、袁家渡和孙家渡，摆明了要跟红军干一仗。
抢渡乌江（油画）
渡乌江要靠用竹木编成的长筏，这种筏在湍急的江水中犹如蜈蚣游动，又名“蜈蚣筏”，侯家军早已经把“蜈蚣筏”全都拴在了乌江对岸。侯之担见此情此景，认为红军必然无法渡过乌江天险。谁知，红军先遣部队在刘伯承的率领下，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刘伯承亲自部署红军上山砍竹子，向老乡借门板，自己动手扎“蜈蚣筏”。
元旦当天凌晨4点，18名红军勇士在江边喝下烧酒后，就跃入刺骨的乌江，只用了十来分钟就泅到了对岸，攀上了对岸的峭壁。这18名勇士在发起进攻的同时，红军在迫击炮的掩护下，用“蜈蚣筏”强渡乌江，才打了一个多小时，就打跑了敌人驻军。红军迅速用“蜈蚣筏”渡过了一团人马，完全控制了乌江对岸。这边，刘伯承又迅速调来工兵营搭建浮桥。
36个小时后，红军大部队通过浮桥顺利过江。蒋介石接到王家烈的电报，得知红军已经突破乌江，气得破口大骂侯之担“剿共不力”，命他戴罪立功。与此同时，蒋介石命薛岳率中央军星夜兼程，火速奔赴贵阳——喊着保卫贵阳的口号，实际上是要借机赶走王家烈，控制贵阳。王家烈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眼睁睁看着中央军霸占了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