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首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
这是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话。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主席话中批评的“刮阴风、烧阴火”的司令部，说的就是高岗和饶漱石。
从那以后，高、饶二人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01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为了适应这一形势需要，各中央局和大区军政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同志调往北京，其中包括西南局的邓小平、东北局的高岗、华东局的饶漱石、中南局的邓子恢等人。
在调回北京的五人中，高岗的位置最为显赫。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出任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可谓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我党历史上空前绝后，因此又被称为“东北王”。
回京后，高岗又被安排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其位置之显要，权力之显赫，远高于同时调回北京的其他几位领导人。
所以当时有一种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所谓的“一马”，指的就是高岗。
高岗本来是毛泽东非常信任的干部，被委以重任，身居要职。
但是突然而降的权力未见得就是好事。
“五马进京，一马当先”的高岗，这时已不仅是“当先”，而是已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过快的升迁也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他做出了错误地判断。
高岗误以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资历、威望和信任，可以取代刘少奇在党内地位的时机。
这为他悲剧的人生结尾埋下了伏笔。
与高岗共事较久的人，对他的看法都比较一致：“此人能干；但为人狭隘、跋扈，报复心强。”
在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确实做出了不少成绩，受过毛泽东的表扬。
但是他自高自大，野心勃勃，处心积虑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并且很有一套整人“哲学”。
到北京后，高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个人权欲迅速膨胀，开始拉帮结派，打击他人。
高岗曾经向别人传授过自己的秘诀：“反对别人，不能无准备，一定要积累下足够的材料，把他打下去。”
例如在财经会议期间，他经常利用请客、组织舞会等活动，散布流言蜚语，逢甲说乙，逢丙说丁，到处制造党内不和。财经会议结束不久，高岗就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把打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刘少奇，捏造说刘少奇已不为毛泽东所重视的谣言。
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一个人在活动，在高岗事件中，饶漱石起到了积极配合的作用。
用邓小平的话来说，饶漱石和高岗互相呼应，“这边一炮，那边一斗”，配合默契。
其实早在苏北抗战时期，陈毅就看穿了饶漱石的为人，他曾当众严厉警告饶漱石：“小聪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
俗话说，忠言逆耳。
饶漱石根本听不去陈毅的劝导，以至于后来和高岗狼狈为奸。
在全国财政会议上，高、饶二人相互配合，同时发难，矛头直指刘少奇，搞得会议都无法正常开下去。
这种不利于团结的现象，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02
主席洞若观火，对于高岗兴风作浪的所作所为，早就看出其险恶用心，只是不露声色而已。
可是高岗权欲熏心，越来越放肆了。
有一次，他竟然当面向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政府总理。
主席厉声质问：“林彪的身体很不好，正常工作尚难以为之，还能出任总理么？你到底是叫他当还是你自己想当？”
高岗极为狼狈，脸色发青。
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说了文章开头那通关于“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的发言。
他的讲话令在座者无不感到震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知道主席说的是谁。
高岗听后脸色立刻变白，神情很不自然。
这场会议，相当于揭开了高、饶联盟的盖子。
1954年6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大会上发言，揭发高、饶结盟的言行。
高岗自知大势已去，被迫作了检查。
他无可抵赖，承认自己“企图把刘少奇拉下来”，就是为了“成为毛主席的惟一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
在揭露和批判高、饶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复杂。
一方面，他觉得建国后一些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他们开始争权力、争地位了，违背了参加革命的初衷；
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过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岗，可是他却在背后搞阴谋，这让毛泽东非常痛心，深感自己对高、饶事件也是有责任的。
出于对干部一贯的爱护之心，毛主席尽管十分愤怒，但还是以大局为重，采取了“治病救人”的方针，但是谁也没想到，高岗反而走上了自绝的道路。
1954年2月17日，高岗就在北京东交民巷自己家自杀。
这是他第一次自杀，因为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
关于高岗这次自杀，有种种传闻，有人说是服安眠药的，有说是摸电门的，也有说是开枪的；有说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的，也有说是以此来要挟中央。
总之众说纷纭，没有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