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参考内容来源于《问史求信集》，这是阎长贵和王广宇合著的一本书，我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以故事的口吻，给你讲述阎长贵在西洞庭湖的那段时光。
在西洞庭湖农场生活的日子
阎长贵也是赶上了好时候，1975年5月，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农场的时候，当时的他对这个农场是完全陌生的，他压根不晓得自己来到的这个地方，会是当时的一个“国企神话”。那时候，全国的国营农场，普遍都处于亏损的状态，根据1976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的农垦系统，总亏损达到了9.8亿元。
而这个西洞庭湖农场却是完全不同，这个总占地100平方公里，拥有职工家属3万多人的大型农场，居然实现了多年的盈利。
西洞庭农场之所以能取得这么耀眼的成绩，和农场的一把手覃正彦是分不开的。
1972年，覃正彦正式成为农场的一把手，在他任职的期间，对农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譬如1976年，他在稻田班试点“超产奖励”，亩产超500斤的奖励工分10%；糖厂推行“吨糖煤耗考核”，节约1吨煤奖励2元，这些“土政策”让农场劳动生产率提升了18%。
覃正彦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在当时全国还在吃“大锅饭”的年代，他居然就想到并且执行了“绩效奖”。在其他农场都在单纯的走粗糙的农产品买卖的时候，他想到了走农产品深加工的道路。这在咱们现在看来，农产品深加工属于人尽皆知的常识，但是在那个年代，“农产品深加工”这个理念属于大胆的创新。
虽然覃正彦想到了这些，但是农场的很多老农思想保守，他们压根不理解这些。于是乎，覃正彦用了最朴实的方法，就做通了老农们的工作。方法很简单，就是在甘蔗地里，给老农们算了一笔经济账。
咱们一亩地能产出4吨甘蔗，卖给糖厂，每吨的收购价是30元；但是咱们自己把甘蔗加工成白糖，每吨能卖800元。这么一算账，我滴个乖乖！简单粗暴，一下子就把思路打通了。于是乎，在覃正彦的带领下，“田间直供车间”这种新模式，就在农场出现了。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覃正彦硬生生的开辟出来市场化的初步雏形。
等到了1978年，西洞庭农场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糖厂和造纸厂，再加上其他的工厂，整个农场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12家工厂，整个农场的工业产值占了53%的比率。我们来看看当时农场的职工，每个月有多少钱呢？
整整42元呢！那时候西洞庭农场职工的工资，比周边县城工人的工资都还高，大概高出来5元的差距。
更难能可贵的是，农场的氛围特别的好，职工们之间的“互助文化”深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和生产中。
阎长贵刚到农场的时候，农场不仅给他安排房子，还有锅碗瓢盆、被褥啥的，都给他采购了。
覃正彦深知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原本阎长贵是要去稻田班劳动的，但是他一个羸弱的书生显然是吃不消的。于是乎，就给他安排去了劳动强度不那么大的棉花班。在田间地头劳动的时候，虽然顶着大太阳，但大家伙之家都是有说有笑的干着农活，欢声笑语时不时的飘荡在田间地头。
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没有区别对待阎长贵。
后来，农场把要把阎长贵安排去场部的农业科工作。他也不晓得这农业科具体是要干啥的，幸好他的邻居是农业科的一个副科长。这个曾副科长得知消息后，来到阎家。
“农业科的工作你干不了，别去，你一个书生耐不活”
“耐不活”是湖南的当地土话，就是“受不了”的意思。原来农业科的工作，是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要去各个分场跑。
阎长贵也是听劝，他找到农场，希望能重新给自己安排一份工作。于是乎，就把他安排去农科所的学校教书，他一个人教初中的数学和政治。覃正彦看他表现好，还让他当了学校的校长。
这就引起其他一些人的不满了，凭啥他这个劳动犯可以不去劳动，去教书。
“农场想要活下去，就得让文化人发光”
这是覃正彦给出的回复，简短，又展斩钉截铁，语气中似乎透露出不可反驳的态度。
很显然，覃正彦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晓得阎长贵可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哪怕是在丹霞，人大毕业的学生，那也是天之骄子，更别说是在上世纪70年代了，那更是人中龙凤。也正是覃正彦这种务实的态度，在七十年代，西洞庭农场的初中升学率就高达67%，大大的超过了周边农场的升学率。
除此之外，如果农场职工的子女们考上了大学，还能获得农场的学费补贴呢。
我们再来说说农场的“互助文化”。
柴火，是农场家家户户每天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到了冬天，要是没有柴火取暖做饭，那日子是很难熬的。阎长贵刚到农场的时候，家里没有柴火，还是邻居们从自家的柴火堆里，这家匀一点，那家给一点，送给了阎家。
阎长贵不会劈柴，又是邻居们默默将柴火堆满他家后院。
1980年的3月，当阎长贵要返回北京，回到原单位《红旗》杂志社工作的时候，覃正彦冒着违规风险，为他的妻儿办理“农转非”户口，给他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那时候，农场就是一个家。”
在书里，阎长贵是这样回忆的。
在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一张已经泛黄的照片了：
那是1978年冬天拍下来的，泛黄的照片里，他和棉农们在雪地里啃着红薯大笑，冻红的脸颊上，洋溢着生活的快乐。
后记
阎长贵：
1961年：毕业于人大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
1967年1月：成为钓鱼台11号楼的首个机要秘书；
1968年的1月：因为受关锋和戚本禹的牵累，他也从11号楼搬去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度过了七年半的岁月后，被送去常德西洞庭湖农场劳动了五年；
1980年的3月：返回北京，回到了老单位《红旗》杂志社工作，担任编辑职务。
于2021年的6月10号去世，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