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璇病房外等待的父亲、母亲、哥哥

哥哥嘉易还在寻找能够反映弟弟情况的渠道

效力于北京国安 U21 梯队的球员郭嘉璇被北京足协借调,代表北京参加今年的全运会。北京时间 2 月 2 日,郭嘉璇随队前往西班牙马德里集训。4 天后,在一场与RC Alcobendas俱乐部的训练赛中,嘉璇在铲球过程中发生碰撞。

经送医检查,西班牙医院在 4 小时后确认郭嘉璇脑死亡。由于西班牙将脑死亡认定为死亡标准之一,医院无法继续抢救嘉璇。经过艰难的谈判,2 月 14 日,嘉璇的父亲终于把嘉璇带回国内,但关于家属提出的事故现场录像、意外保险、送医时机延误等问题,仍然没有人给出准确的答案,沟通过程中得到的回复也被一再推翻。

我们对话了嘉璇的多位亲属,他们为我们讲述了意外发生后的十九天和嘉璇过去的十九年,这里有一个绝望的家庭和他们无处诉说的茫然。

为保障受访者隐私,除嘉璇外均为化名。

撰文丨王璐瑶

编辑丨张钦

意外

大年初三从老家安徽阜阳返回北京前,全家人一起送嘉璇到高铁站。嘉璇想吃板面,过年时没什么店营业,兜兜转转找到一家,嘉璇很兴奋,他跟表哥李念说,吃到这一口,什么都值了。

还没来得及过生日,嘉璇踩在 18 岁和 19 岁的边界上。他常对爸妈说自己已经长大了别担心,但究竟是爸妈的孩子。每当出发、抵达一个地方,他会给妈妈留言。今年过年从安徽老家离开,他先是自己回了北京和队友汇合,之后飞向马德里。侯玉梅的微信里,儿子最后发给她的消息是报备这几次行程。

哥哥嘉易收到的消息是最接近意外发生时间的。2 月 5 号晚上,嘉璇打语音给哥哥,集训 20 天要踢 9 场比赛,强度太大了,有点吃不消。嘉易除了安慰他,只能替他想一想有什么能用的营养补剂。

6 号晚上,郭家人都想忘记的一个晚上。夜里 21:54,最早带来坏消息的电话进来了,北京国安的工作人员打给父亲郭文才,说嘉璇出现颅内出血。郭文才懵了,为什么会颅内出血?他来不及细问,反复恳求对方请找到最好的专家、最好的办法救救孩子。这时的西班牙是 14:54 ,距离嘉璇严重颅脑损伤的报告出具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小时,距离嘉璇被送到医院已经过去了三小时。

侯玉梅和嘉易还守在家里的烟酒店,母子俩等着关门回家。十点多,侯玉梅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电话另一端是郭文才急切又含糊的声音,家里出事了,快回来。

家里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嘉易明白这只会和弟弟有关。他在回家的路上把所有坏念头过了一遍,最糟糕的设想是嘉璇骨骼或韧带大伤了,最坏的结果是再也不能踢球。

现实更糟,可以说糟得多。全家人一起听了第二通电话,对面的西班牙医生借助翻译讲出脑死亡,病况讲到一半时,侯玉梅几乎晕过去,通话录音里混杂着她的哭声和嘉易惊慌的声音,他喊着,妈!妈!

得去西班牙,得第一时间去西班牙。嘉易和侯玉梅都没有护照,只有郭文才办过。国安的工作人员带他去西班牙大使馆,7 号中午郭文才拿到加急办下的签证,晚上十一点半,他从首都机场 3 号航站楼出发。

从北京到马德里,航程要 11 个小时。郭文才脑海里一直回荡着一个想法,儿子这么爱足球,怎么会为足球丧命呢,足球也不该这么对嘉璇。他记不清是怎么从机场到酒店,又是怎么从酒店到了医院。他的记忆从首都机场一下子跳到了马德里时间 2 月 8 号的早上八点,医院允许他进入病房探视,他看见嘉璇躺在病床上,上半身赤裸,贴着监控心跳的电极片。


(2 月 19 日天坛医院病房走廊)

手还有温度,前几天比赛时大腿上的擦伤也还新着,郭文才替嘉璇把脸和身体擦干净,他像铁一样结实的孩子,怎么会是脑死亡呢。他想,只要带儿子回家,儿子一定能活下来。

根据西班牙法律规定,被认定为脑死亡的人即是临床意义上的死亡,医院无法继续维持嘉璇的生命,需要把嘉璇交给当地警察局,再由法官和法医进行尸检解剖,确定死亡原因。

“但嘉璇没有死啊。”

嘉璇躺在病床上,头上连伤口都看不到,他像是很沉地睡着,郭文才无法接受放弃抢救。马德里的医院走廊是一个中文失效的世界,郭文才的哀求只能靠最简单的动作表达。再救救嘉璇,救救他儿子。他对着嘉璇的主治医生跪了下去。

医院没有处置嘉璇的权力。北京足协的人说,得在当地法院签谅解书才能保住嘉璇。天坛医院的专家已经会诊过了,回国还有希望。西班牙大使馆帮他找了位律师,郭文才和这位律师,还有北京足协请来的翻译一起去了法院签下了谅解书。翻译给北京足协的官员打电话说,家长非常配合。郭文才后来才知道,天坛医院已经远程会诊过,且会诊结果也是脑死亡。

8 号晚上,郭文才回到医院时,北京足协有五、六个人都在,包括主席刘军,他对着郭文才表达感谢,谢谢家长的配合。他们说了很多会对意外负责的话,郭文才在茫然与慌乱下给出的回答是,谅解书也签了,我儿子能不能得到一份保障。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让我签谅解书,但只要能把我儿子带回来,什么我都会签的,郭文才现在说。要是嘉璇留在西班牙回不来,我也就找个楼跳下去了,我们夫妻俩一人陪一个儿子。郭文才相信中国人的叶落归根,相信轮回转世,嘉璇留在西班牙,就再也无法回到父母身边。

到了 9 号的探视时间,他在病房给侯玉梅、嘉易打视频,妻子和大儿子喊着儿子的小名。万一嘉璇听到醒过来了呢。他们边哭边喊。郭文才播了一段当初留下的录音,嘉易说,别放了吧,心里听着难受。他眼睛又红了。

回家

到马德里后,郭文才游魂一般地过了两天,衣服没脱,饭也没吃,他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回到酒店的。9 号早上,他签的谅解书生效了。到了晚上,北京足协的工作人员给了郭文才足协法律顾问的联系方式,让他去找律师问保障协议有关事宜。

顾问人在国内,他对郭文才说,足球是高危运动,球员要自甘风险。郭文才纳闷,儿子是在集训时受伤的,自甘风险足协就不用负责任了吗?拉锯就此开始,该怎么带儿子回国,回国后该怎么解决后续医治。

谅解书生效后,医院也要走自己的流程,院方要讨论嘉璇的情况能不能转运回国。西班牙医生体谅一个父亲的心,他告诉郭文才,只有你像这个孩子的父亲,之前的那些人,他们都不是为了孩子。

足协请的翻译是按小时计费的,郭文才签下谅解书后他就离开了,下一次出现就到了回国那天。郭文才从酒店去医院,他拿着手机上留下的西班牙语地址,指给司机看。足协的人不在,没有人负责他和医生的沟通。他连英文都不认识,更不要提西班牙语。一个好心的留学生过来帮他和医生交流,他才知道真正导致嘉璇脑死亡的原因——是送医前发生的一次窒息。

10 号下午四点,西班牙院方开完一天的会,最终允许他带走孩子。郭文才没有任何渠道联系医疗救援机构转运儿子,只能继续联系北京足协。郭文才不得不签下一份不能提供足够保障的协议。

11 号,嘉璇的求助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得到关注,舆论压力越来越大,郭文才和足协达成一致,卡了好几天的流程突然快速推进,嘉璇可以回国了。

奶奶找人算过了,只要回国,嘉璇会有转机的。

郭文才给西班牙医生跪下的时候,八千公里外的北京,侯玉梅和大儿子嘉易、外甥李念也跪着。邻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到郭家传出咚、咚、咚的闷响。在供奉十几年的关公像前,语言太孱弱,侯玉梅和嘉易、李念先后磕着头。侯玉梅想过,能留住儿子的命,她付出什么都可以。

郭文才开始收拾嘉璇的行李,他连一只袜子都不想留在西班牙,每一样东西都是嘉璇留下的,都宝贵。RC Alcobendas 俱乐部 CEO 送来的那件绿色球衣他也拿了,如果不拿,他怕西班牙人说中国人没气量,他觉得这对嘉璇不好。最后带走的还有嘉璇关机状态下的手机,SIM卡被拔掉了,嘉易后来发现里面有很多消息不见了。


(2 月 13 日嘉璇开始转运)

转运飞机在一个小国家停过一次,为了加油,离新疆挺近的,我脑子乱了,想不起叫什么了。郭文才努力回忆,嘉易在一边补充说,乌兹别克斯坦。国际救援转运是小型客机,无法支撑西班牙到北京十几个小时的直飞旅程。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上,嘉璇烧到三十八度五,法国医生一直在想方设法地为嘉璇降温,郭文才看医生的表情很从容,于是稍稍放下心。一两个小时之后,退烧针生效了。郭文才很感激转运的医生。

转运航班上,郭文才替嘉璇揉着腿,就是嘉璇小时候他为了让儿子长高而做的那套。两边膝盖各揉一百多下,脚踝按一按,脚底穴位按一按,对血液循环好。嘉璇的腿依然是结实的、温热的,令人安心。

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机场落地时。嘉璇的血氧跌到了一个危险的数字,孩子看起来要保不住了。郭文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再次跪下,祈求医生尽力救治。郭文才的腿之前出过事故,拆钢板的手术也没做完多久,几天下来,几乎跛了。郭文才心里坚信着,已经回国了,转机出现了,不能这样让希望破灭。

判断嘉璇状态的生理指标开始下降,数字从 7 掉到 6 ,又飞快掉到 5 ,郭文才做了决定,先去大兴人民医院抢救,情况允许了再去天坛医院。两辆警车在前面开道,救护车比警车的速度更快,冲到了最前面。在大兴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后,第二次转运开始。


(天坛医院神经重症医学科病房外)

救护车转运到天坛医院,车刚停下,很多人呼啦啦地围了起来。郭文才认得出,其中一些是北京足协的人。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北京足协的人,足协主席刘军的电话再也没有打通过。

2 月 14 号,国安总经理李明带着另外三名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前来探望,他们表示会帮助解决问题。当天晚上,嘉璇的指标跌到极其危险的数字,医生劝郭文才准备后事。郭文才找俱乐部要了一身新的球衣——这是嘉璇回国后他从国安唯一拿到的东西。

曾经在西班牙约定好的,北京足协、北京国安、西班牙俱乐部该提供的保险单据、意外发生时的录像,郭文才至今没有收到,各种理由拖了一遍又一遍。

国安给出的理由是俱乐部为球员投保的是团体险,无法为个人提供保单资料,更重要的是保险涵盖的范围里并不包括海外发生的意外事故,就算提供了保单也无法报销。北京足协有没有为这次集训的球员办理适用于职业运动员的意外保险?郭文才唯一知道的事是,嘉璇为这次集训交了 940 块签证费,超出了西班牙办签所需的费用,也许会包含一份保险。

现场录像迟迟没要到,嘉璇的意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抢救过程是什么样的,抢救时间被延误了吗?在场的人都闭口不言。大海捞针式地对着梯队名单联系到西班牙俱乐部的教练,对方表示同情,却只能给出俱乐部 CEO 丹尼尔·马丁·卡萨斯(Daniel Martin Casas)的社媒主页——他在社媒上讲述自己商业成功的秘诀,庆祝自己 35 岁的生日,没有回复发给他的私信。

郭文才说,这不是嘉璇一个人的事,那么多踢球的小孩,这些事不弄清楚,家长怎么放心把孩子交出去。他们不是为了索取什么,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到了今天,没有人回答他们。郭文才一遍又一遍地联系足协、俱乐部,俱乐部找了个人和他沟通,这个人连西班牙都没去,给不出决定。

侯玉梅和郭文才坐在天坛医院的走廊上,边上是 ICU 病房,病房进不去,一周只有一次视频探视的机会。他们坐在同一个位置上十几天了,没外人探望的时候,像是凝固的雕像。哀痛神色刻在脸上,人是木的。头发乌黑的郭文才短短几天长出来的胡子是白的,比照着照片,很难认得他一个多月前的样子。

代价

郭文才说,他和侯玉梅看《中国女排》时都哭了,两夫妻想起嘉璇小时候的事,没忍住眼泪,培养一个运动员这么难,又那么苦。

侯玉梅 16 岁,一个人到了北京打工。先做保洁、保姆。之后回村里老家,别人介绍了同乡的郭文才,他们结了婚,她又回到北京打工,得帮忙养活家里的弟妹。郭文才在外地开货车,她去丰台火车站送货给南来北往的旅客,靠一些零散东西赚点差价,夏天的生意最好,她满头大汗地蹬三轮车,车里装满新鲜桃子,骑去火车站。

2000 年,她在北京生下了大儿子嘉易。6 年之后,她怀了嘉璇,一些征兆在这时就出现,嘉璇在她肚子里时活泼好动得让她吃尽苦头。日子过得拮据,有两个孩子后更难。嘉璇读小学,郭文才的车被卖了,侯玉梅干脆让他回家带孩子,她想着大儿子小时候就没人管,小儿子有人带带也好,她多去送送货,日子过得下去。


(嘉璇和哥哥嘉易小时候)

郭文才开始绕着小儿子打转,学习成绩、兴趣班,他都得管,家里不富裕,但是嘉璇该上的课外班没少报。郭文才带着嘉璇去上英语课,嘉璇喜欢上隔壁的跆拳道班,那就报。嘉璇活泼好动的天赋得到验证,跆拳道课上,他能赢下比自己大三岁的小孩。冬天下雪的时候,嘉璇留着小女孩似的妹妹头,他一练完,头上都是支棱的水珠,郭文才看着高兴,觉得有种光芒万丈的感觉。

真正的开端发生在嘉璇 9 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小嘉璇兴高采烈地对侯玉梅说,妈妈,我要去踢足球啦。

踢足球。家里没有一个人对足球这项运动有概念。侯玉梅不知道足球这项运动有什么暗藏的风险,儿子选择跆拳道时她也没阻止过。她看着开开心心的小嘉璇,只想再逗他笑。练足球收钱不收?不收钱?那你就去玩呗。

学校发了球衣球鞋,是没有收钱,但有比钱更成本高昂的东西。郭文才得跟着嘉璇到处跑。每天早上六点,他给儿子做早饭,看他练球;下午四点,送他去训练;晚上十二点,嘉璇睡了,他要开始给儿子按摩,直到儿子睡着。

嘉璇踢中后卫,郭文才怕儿子遗传自己长不高,从别的家长那学手法,每天晚上两边膝盖打圈揉一百多下,脚底的穴位也按一百多下。按完了,嘉璇睡了他再睡,已经是深夜一点半。

我身高 163,大儿子 173 ,嘉璇长到了 187。当初带他测那个骨龄,人家说他 183 上下浮动两厘米,最后长多了四厘米。郭文才讲到这时,露出一点高兴的样子。嘉璇过了一段拿牛奶当水的日子,一天五、六袋地喝。肉尽量只吃牛肉,郭文才天天往牛街跑。有人对他说,嘉璇长到 185 以上在后卫里就很有竞争力了,他为儿子付出的努力是有效的。至少曾经有效。


(小时候练球的嘉璇)

2018 年,嘉璇进了国安梯队。郭文才意识到儿子离职业球员更近了,他要更仔细地对待儿子。嘉璇有遗传自侯玉梅的散光弱视,郭文才带他去最擅长眼科的同仁医院配角膜塑形镜,要小一万块。

只要家里撑得住,钱都要给儿子花。嘉璇越踢越好,郭文才去外面给他找专门的教练提升技术,一堂课 800 -1000块。2019 年,嘉璇踢球时觉得腿疼,照完CT才发现髌骨骨裂。郭文才到处托人,找到了北医三院最好的医生做手术。后面的康复治疗也很重要,他们没在医院做,去了专门的康复中心,花了 5、6 万,先前做手术还花了 3 万。这笔钱原本该由国安出,但俱乐部对他说报销不了,他认了,自己掏钱。

除了职业足球,夫妇俩也想给嘉璇留另一条路。郭文才不满意国安给嘉璇找的高中,他们花了一笔钱,把他的学籍挂在了河北一所学校,即使做不了球员也能读书。

侯玉梅早就不再送货了,她借着安徽老乡的帮助,开起了烟酒店,家里的日子好过很多,但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嘉璇身上。

嘉易十五岁时已经明白爸妈对弟弟更上心,嘉璇开始踢球那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嘉易为了读书独自回了老家。郭文才说,为了嘉璇,他没有好好管过哥哥。路边野麦独自抽穗。嘉易考上一本又读上 211 高校的研究生。他理解爸妈的选择,要保护嘉璇的天赋不浪费,牺牲是必要的,而且牺牲的不只是他,爸妈付出更多。小时候心里的那点酸涩,长大后他就忘了。

郭文才对这种牺牲甘之如饴。小时候嘉璇特别依赖郭文才,有时郭文才晚上出门,嘉璇要等他回来才肯睡。他把嘉璇一手带大,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


(嘉璇童年时的照片)

他对足球一无所知,所有知识都是嘉璇踢球后学来的。疫情时他和儿子一起呆在几平米的小屋,郭文才铺了一块人造草在屋里,儿子对着墙练习。嘉璇一天练五、六个小时,他就帮着拍视频记录,发给教练。他看到别人分析皮克做中后卫时的表现,他知道嘉璇用得上,就会发给儿子。

我这一生没有可夸的,我估计我们两口子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两个孩子,郭文才说。他和侯玉梅不敢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运气,他们是不起眼的人,怎么有这么好的一双儿子。

嘉易读研,从河南考回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嘉璇离职业足球越来越近,近到他也许明年、后年就会出现在某支球队的大名单里。烟酒店的生意越来越好,家里买了车又换了租住的房子。直到现在,一切都不像真实发生的,这也许是场漫长的噩梦。他们祈祷这是场噩梦。

“嘉璇像颗流星,他是老天爷给我们家的宝贝。”郭文才说了两遍。

天赋

嘉璇还不到十九岁,九岁开始踢球,一直是主力球员。左右脚都是惯用脚,于是扮演后防线上更稀缺的角色。十七岁,入选了 U17 国家队——他的集训队友有些刚刚在 U20 亚洲杯上大放异彩,比如王钰栋、刘诚宇、蒯纪闻。这一年,他也是唯一一个被带去德国、加入拜仁世界队的中国球员,俱乐部和嘉璇的最后关联是社媒上的致哀。

有天赋的迹象出现得很早。嘉璇开始练球两、三个月,学校的张老师找到郭文才,告诉他嘉璇是练足球的苗子,带孩子去外边俱乐部看看。

2015 年的暑假,郭文才带着嘉璇在广安门附近的球场踢球。儿子边踢,他边找场边的家长们打听,他得替儿子找个好一点的教练,可他和侯玉梅付不起太多钱。

他运气不赖,真被他找到一个不错的教练。崔教练有一份补贴工资,对学生只象征性收几百块。嘉璇踢了一暑假足球,到了开学,郭文才觉得下午 3、4 点放学后再去踢球会耽搁太晚,更何况还有作业和补习,嘉璇那时成绩不差,能考到九十多分。

郭文才问,孩子,咱不去了行不行。

嘉璇不答应,一定要每天风雨无阻往返十几公里,早上还要加训。每天 6 点,他起床洗把脸,然后抱起足球开始练。他对着爸爸讲道理,他练球已经比同龄人晚了,每天多练半小时,一年就能超过那些比他早踢足球的人。


(进入国安梯队的嘉璇)

前两天,郭文才整理嘉璇留下的东西,奖章、奖杯、奖状,林林总总,照片拍了十几张。嘉璇没出事前,这些东西都在他床下存着,数量太多,家太小,没办法都摆出来。

嘉璇接触足球两年,在大兴有一场为期三天的选拔赛,郭文才听说这里包餐食,于是带嘉璇过去看看,嘉璇成了第一个通过选拔的小孩。嘉璇成为郭文才在北京球童家长圈子里的一张名片,有人和他开玩笑,以后我给你儿子当经纪人去。一场球踢完,总有人跟他说你儿子中后卫踢得太棒了,然后加他的微信,郭文才的微信名干脆叫璇爸。

有人因为嘉璇踢得太好而心生怀疑,问郭文才,你儿子是不是比我儿子大两岁?同年龄段他怎么这么强?是不是改年龄了,郭文才干脆亮出出生证明,这个没法改。

四年级组最佳射手,五年级组最佳射手,校园足球的荣誉一样样飞来,下一步往哪走?职业还是读书?

嘉璇 12 岁,人大附中的三高足球计划也来招徕嘉璇,副校长给郭文才写了长长一段话,即使用最小字号也能占满一屏。对方言辞恳切,嘉璇是值得珍重的天才,只要他愿意加入人大附中的三高俱乐部,学校可以帮助解决户口和学籍,免收学费,关于嘉璇的一切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嘉璇的一部分奖状)

侯玉梅很希望儿子进入人大附中。因为家境贫寒,她只读到小学五年级,郭文才也只读完初中,夫妇俩都吃过文化不够的亏。进入海淀区乃至整个北京最好的学校,意味着嘉璇未来的十二年会沿着一条稳定的通道持续上升。

嘉璇放弃的,是哥哥嘉易无法想到的机会。郭家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大儿子没有北京高考的入门资格,为了不进中专技校,嘉易选择回到老家县城。学校离村里爷爷奶奶家还有四十公里,除了找爸妈要生活费,嘉易什么都要自己管。

嘉璇喜欢北京国安,这是他最有认同感的俱乐部,他要进入国安成为职业球员,之后是国家队,再之后是世界杯。理想如此远大,12 岁的嘉璇和郭文才一起做了决定,我们放弃进人大附中的机会。

侯玉梅的抖音里,大儿子的录取通知书发了两遍,小儿子在拜仁的视频也发了两遍。以前有人给她评论,郭嫂是要熬出来了。

告别

再讲讲嘉璇吧,他是什么样的小孩。

郭文才和侯玉梅说,嘉璇话不多、性格闷、脾气好。

他喜欢给家里买东西,拿到奖金,先给妈妈买了金项链,烟酒店里的摄像头记下了他送妈妈项链的场面,他解开扣子,绕过柜台给妈妈带上。侯玉梅配了音乐发在抖音上,温柔的女声唱着宝贝宝贝,妈妈最爱你。

春节前,嘉璇给一家人都买了红绳,祈求大家平安。郭文才到西班牙时,发现儿子的红绳还系着。郭文才自己的那个原本系在脚腕,洗脚时摘下了放到了裤子口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他自责了好几天。

他和所有十九岁的小男孩一样,害怕爸爸妈妈唠叨,偶尔不太耐烦。爸爸问他这么晚还没回家是不是喝了酒,嘉璇笑嘻嘻地拍视频发过来,爸你看我脸一点都没红,我才不喝酒。

嘉璇爱漂亮,执着地在电梯里拍 OOTD(每日穿搭)。李念说,想等嘉璇出门,要等他半个小时装扮。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天津跨年的那个晚上。世纪钟停摆多年,刚刚修好,零点时会响起象征新一年到来的敲钟声。他拉住比自己高大半头表弟的手,表弟牵着女朋友,三个人在拥挤人群里紧握彼此。时间到了,气球放飞,新年愿望跟着升上半空。


(嘉璇近期的照片)

嘉璇不再有实现愿望的可能了。李念还没做好接受这件事的准备。他总觉得嘉璇还在某处。新年放飞的气球飘飘荡荡,划出一道小口子后坍缩成一团,然后是飞速地、不可挽留地下落。

命运从什么时候开始分岔的?李念想不清楚。不是他和嘉璇先后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 2005 年和 2006 年,也不是他们四年级一起开始踢球的那年,更不会是一起进入职业足球梯队的那年,那时他们互相装作不认识,做队友、做对手,想不到最后的分别是这样的。

李念记得嘉璇家门口的小河沟,是那种北京常见的细窄水面。他们一起去河边捉鱼,有条小鱼误打误撞进他们的抄网,又被嘉璇放生,李念的语气露出一点轻快又很快坠下去。嘉璇是善良的小孩,特别善良,他重复了两遍。

在国安梯队骨裂后,嘉璇的恢复训练特别苛刻,他太想把失去的东西追回来了。李念知道,嘉璇有很多压力,委屈、茫然、焦虑、伤心,他只是都自己遮着,藏得很好。

被征召进 U17 国家队的那天,是他最开心的那天,几乎觉得这是某种起点。可是主教练不用他,他和哥哥说,他明明表现很好,但就是上不了场。和教练积下矛盾,嘉璇离开 U17 国家队。


(嘉璇在拜仁世界队训练)

从拜仁世界队回来,他发现德国教练教给他的东西和国内教练教的完全不一样,他不知道怎么选,如果回到国内的训练方式,他白去德国了,可是坚持德国的方法,教练不喜欢。

他 19 岁了,可以进更高级别的队伍了,他还是被放在梯队。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在同龄人比赛中汲取更多的经验——这是嘉璇伤心的源头。

和国安签最后一份合同时,作为梯队球员,他的工资是 2000 块,可其他人有的是 3000 块,有的是 5000 块,有替补球员的工资比自己高。嘉璇不明白,为什么身为主力的自己只得到这个数字。

队里年年都有新球员,球队年年要换血,主力球员的压力一直在。嘉璇把这次全运会当作重要机会,如果表现足够好,也许能换来一份一线队合同,尽管不一定来自梦想球队国安。郭文才看到儿子在训练时留下的伤,知道儿子每次拼抢都尽力了。他要是没那么尽力就好了。

郭文才和侯玉梅从天坛医院回了家,准备收拾收拾嘉璇的东西。嘉易也开学了,他们打算轮流去医院。

医生来过一趟又一趟,除了劝他们放手,没有更多的办法。郭文才和侯玉梅被迫想那些不愿想的事。嘉璇会留在北京,只要能说服爷爷奶奶。郭嘉璇的朋友、同学、老师都在北京,如果想念他,可以常常去看他。但只要嘉璇还在病房里,我们就不要和嘉璇告别。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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