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说人这一辈子，心里头的疙瘩结久了，到底是该解开好，还是干脆装作没这回事好？＂大姑问我，目光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柔软。
我是周树民，八九年在县城结的婚。
那时候我二十六岁，在县水泥厂当技术员，对象是厂办公室的打字员李巧云。
我们谈了两年，厂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俩的事。
小伙子们总打趣说：＂树民啊，你小子运气好，厂里最漂亮的姑娘让你给拿下了。＂
巧云人如其名，眼睛大大的，嘴巴小小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爱穿一条蓝底白花的连衣裙，走在水泥厂的土路上，像一朵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花。
结婚那天，县城下了小雨。
雨水打湿了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墨迹顺着粗糙的水泥墙往下流，像是哭花了妆的新娘。
县城唯一的照相馆老板扛着傻大黑粗的相机来了，厂里的同事们也都来了，热热闹闹。
唯独大姑一家没来。
爹戴着借来的黑框眼镜，西装革履地站在门口迎客，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眼里的失落。
我偷偷看见爹一个人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火星在雨幕中忽明忽暗。
娘在厨房里帮着切菜，嘴里念叨着：＂你说这姐妹一场，再大的气也该消了啊！＂
我帮着从灶台上端菜，问娘：＂大姑到底为啥不来？＂
娘叹口气：＂你大姑这人脾气倔，认死理。＂
她挥挥手：＂去去去，新郎官别往厨房跑，一身油烟气，多不吉利。＂
我爹进了厨房，看见我，拍了拍我的肩膀：＂树民，这事儿你甭管。＂
他的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被烟熏的，还是为别的事：＂家里的事，自有家里的理。＂
爹瞥了一眼那张空着的桌子，低声对我说：＂你大姑这人啊，认死理，拧不过弯儿。＂
新婚之夜，我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大姑不来的事。
我和巧云的关系，本来挺好的，甚至有回大姑还把我叫到跟前，说：＂这姑娘不错，踏实。＂
巧云捏了捏我的手：＂老公，别想那些不开心的。＂
她的手温暖而柔软：＂咱们好好过日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没成想，大姑不来参加我的婚礼，竟成了我和巧云婚后最难忘的一件事。
这事儿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九十年代初，改革的浪潮冲进了我们这座小县城。
水泥厂效益不好，工人们站在厂门口的公告栏前，看着上面贴的下岗名单，脸色灰白。
我和巧云的名字都在上面，红色的印章像是判了我们无期徒刑。
那天晚上，我俩抱在一起，哭得像两个孩子。
＂咱们该怎么办啊？＂巧云哭着问。
我也不知道，只能一遍遍抚摸她的头发：＂没事，没事，我会想办法的。＂
可怎么想办法呢？
全县城一大半人都在找工作，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我有个发小叫张建国，在县百货大楼当销售员，月工资有一百八。
我去找他，问能不能帮我介绍个工作。
＂树民啊，我要是有门路，早把我弟弟安排上了，你也知道，他现在还啃老呢。＂张建国叹着气说。
县城南头的小街上，我们盘下了一间小铺面，开了间小卖部，卖些日用百货。
店面不大，前面摆货，后面隔出一小块地方住人。
我和巧云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钱挣得不多，够一家子开销就行，日子紧巴巴的过。
那时候我们有了闺女，取名叫小雨，因为她出生那天，正好是我们结婚时下雨的日子。
小雨长得跟她妈一模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白白净净的小脸蛋，嘴巴一撇就是个小苦瓜。
邻居看到她，总说：＂你们家闺女真讨人喜欢，和巧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巧云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去城郊的批发市场拿货，天不亮就把小卖部开了门。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她总这么说，眼睛里满是乐观的光。
最难的是那一年冬天，铁路上的煤太贵了，一吨要四百多，我们根本烧不起。
巧云就去捡别人家炉膛里扔出来的煤核，一点一点攒起来，放在炉子里烧。
晚上睡觉时，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被子薄得能透过去摸到骨头。
周围两个铺面的邻居也都是下岗工人，大家一起想办法自救，交流做生意的经验。
有困难时互相帮衬，这小街上竟然也有了人情味。
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时不时能遇见大姑的儿子周立强。
他比我小六岁，长得挺精神，在县医院当医生，据说还是科室主任。
每回碰见，他朝我点点头，我朝他点点头，两家人就这么客客气气的，谁也没提过那桩老事。
有一回，小雨发高烧，我正要带她去医院，在门口碰见了周立强。
他看了看小雨：＂怎么了这是？＂
＂发烧，三十九度了。＂我着急地说。
周立强摸了摸小雨的额头：＂我带你们去医院吧，我熟悉。＂
在医院里，他安排小雨住进了干部病房，还亲自给小雨打点滴。
临走时，他拒绝了我的红包：＂周叔，您别这样，咱们是一家人。＂
我心里一酸，这个侄儿虽然跟我们来往不多，却在关键时刻伸了援手。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闺女小雨上学了，成绩好得很，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老师见了我和巧云，直夸：＂这孩子聪明，好学，将来准有出息。＂
巧云干脆把小卖部交给我打理，自己又找了份在超市当收银员的活儿，就为了多挣点钱，给闺女攒学费。
＂咱闺女这么聪明，将来准上大学。＂巧云每晚趴在账本上算账，盘算着，＂现在省一块是一块，咱不能耽误了孩子。＂
为了省钱，巧云的那条蓝底白花连衣裙穿了好多年，领子都磨白了。
我们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干活，就盼着闺女有出息。
那年头，谁家要是能供出一个大学生，那可真是全家的光荣，邻居们见了都要刮目相看。
一家人能供出一个大学生，就等于全家人都脱了贫，有了奔头。
二零零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爹突然病倒了，脑溢血，送进了县医院。
老人一下子就瘫在了炕上，嘴角歪斜，眼神涣散，说不出话来。
我和巧云手忙脚乱，跑遍了亲戚朋友借钱，筹到了一千多，可医院说至少要五千。
＂咱们再想想办法吧，＂巧云红着眼睛说，＂要不，把小卖部盘出去？＂
我叹了口气：＂只能这样了。＂
医院走廊上，我托人四处打听便宜药的消息，忽然碰见了表弟周立强。
他穿着白大褂，拿着病历本，样子挺精神。
见了我，他有点发愣：＂周叔，怎么是您？＂
我支支吾吾地说明了情况，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两家人没什么来往，现在却要开口求人，真是难为情。
＂周伯父住院了？太突然了，您跟我来。＂周立强二话不说，把我爹转到了最好的病房，还找了院里最厉害的专家会诊。
病房里，我爹躺在白色的床单上，脸色灰白，像一张白纸。
周立强坐在床边给他量血压，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自己的亲爹。
＂周立强，这么多年，咱们家欠你家的情，我心里有数。＂我爹哑着嗓子说，眼里含着泪。
＂周伯父您这话说的。＂周立强笑了笑，＂小时候您给我买的那些冰糖葫芦，我到现在都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