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说人这一辈子,心里头的疙瘩结久了,到底是该解开好,还是干脆装作没这回事好?"大姑问我,目光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柔软。
我是周树民,八九年在县城结的婚。
那时候我二十六岁,在县水泥厂当技术员,对象是厂办公室的打字员李巧云。
我们谈了两年,厂里的人都知道我们俩的事。
小伙子们总打趣说:"树民啊,你小子运气好,厂里最漂亮的姑娘让你给拿下了。"
巧云人如其名,眼睛大大的,嘴巴小小的,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
她爱穿一条蓝底白花的连衣裙,走在水泥厂的土路上,像一朵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花。
结婚那天,县城下了小雨。
雨水打湿了贴在墙上的大红"喜"字,墨迹顺着粗糙的水泥墙往下流,像是哭花了妆的新娘。
县城唯一的照相馆老板扛着傻大黑粗的相机来了,厂里的同事们也都来了,热热闹闹。
唯独大姑一家没来。
爹戴着借来的黑框眼镜,西装革履地站在门口迎客,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眼里的失落。
我偷偷看见爹一个人在院子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火星在雨幕中忽明忽暗。
娘在厨房里帮着切菜,嘴里念叨着:"你说这姐妹一场,再大的气也该消了啊!"
我帮着从灶台上端菜,问娘:"大姑到底为啥不来?"
娘叹口气:"你大姑这人脾气倔,认死理。"
她挥挥手:"去去去,新郎官别往厨房跑,一身油烟气,多不吉利。"
我爹进了厨房,看见我,拍了拍我的肩膀:"树民,这事儿你甭管。"
他的眼睛有点红,不知道是被烟熏的,还是为别的事:"家里的事,自有家里的理。"
爹瞥了一眼那张空着的桌子,低声对我说:"你大姑这人啊,认死理,拧不过弯儿。"
新婚之夜,我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大姑不来的事。
我和巧云的关系,本来挺好的,甚至有回大姑还把我叫到跟前,说:"这姑娘不错,踏实。"
巧云捏了捏我的手:"老公,别想那些不开心的。"
她的手温暖而柔软:"咱们好好过日子,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没成想,大姑不来参加我的婚礼,竟成了我和巧云婚后最难忘的一件事。
这事儿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九十年代初,改革的浪潮冲进了我们这座小县城。
水泥厂效益不好,工人们站在厂门口的公告栏前,看着上面贴的下岗名单,脸色灰白。
我和巧云的名字都在上面,红色的印章像是判了我们无期徒刑。
那天晚上,我俩抱在一起,哭得像两个孩子。
"咱们该怎么办啊?"巧云哭着问。
我也不知道,只能一遍遍抚摸她的头发:"没事,没事,我会想办法的。"
可怎么想办法呢?
全县城一大半人都在找工作,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
我有个发小叫张建国,在县百货大楼当销售员,月工资有一百八。
我去找他,问能不能帮我介绍个工作。
"树民啊,我要是有门路,早把我弟弟安排上了,你也知道,他现在还啃老呢。"张建国叹着气说。
县城南头的小街上,我们盘下了一间小铺面,开了间小卖部,卖些日用百货。
店面不大,前面摆货,后面隔出一小块地方住人。
我和巧云省吃俭用,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钱挣得不多,够一家子开销就行,日子紧巴巴的过。
那时候我们有了闺女,取名叫小雨,因为她出生那天,正好是我们结婚时下雨的日子。
小雨长得跟她妈一模一样,水灵灵的大眼睛,白白净净的小脸蛋,嘴巴一撇就是个小苦瓜。
邻居看到她,总说:"你们家闺女真讨人喜欢,和巧云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巧云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起床,去城郊的批发市场拿货,天不亮就把小卖部开了门。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她总这么说,眼睛里满是乐观的光。
最难的是那一年冬天,铁路上的煤太贵了,一吨要四百多,我们根本烧不起。
巧云就去捡别人家炉膛里扔出来的煤核,一点一点攒起来,放在炉子里烧。
晚上睡觉时,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小床上,被子薄得能透过去摸到骨头。
周围两个铺面的邻居也都是下岗工人,大家一起想办法自救,交流做生意的经验。
有困难时互相帮衬,这小街上竟然也有了人情味。
县城就这么大点地方,时不时能遇见大姑的儿子周立强。
他比我小六岁,长得挺精神,在县医院当医生,据说还是科室主任。
每回碰见,他朝我点点头,我朝他点点头,两家人就这么客客气气的,谁也没提过那桩老事。
有一回,小雨发高烧,我正要带她去医院,在门口碰见了周立强。
他看了看小雨:"怎么了这是?"
"发烧,三十九度了。"我着急地说。
周立强摸了摸小雨的额头:"我带你们去医院吧,我熟悉。"
在医院里,他安排小雨住进了干部病房,还亲自给小雨打点滴。
临走时,他拒绝了我的红包:"周叔,您别这样,咱们是一家人。"
我心里一酸,这个侄儿虽然跟我们来往不多,却在关键时刻伸了援手。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好像什么都没变,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闺女小雨上学了,成绩好得很,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三名,老师见了我和巧云,直夸:"这孩子聪明,好学,将来准有出息。"
巧云干脆把小卖部交给我打理,自己又找了份在超市当收银员的活儿,就为了多挣点钱,给闺女攒学费。
"咱闺女这么聪明,将来准上大学。"巧云每晚趴在账本上算账,盘算着,"现在省一块是一块,咱不能耽误了孩子。"
为了省钱,巧云的那条蓝底白花连衣裙穿了好多年,领子都磨白了。
我们夫妻俩起早贪黑地干活,就盼着闺女有出息。
那年头,谁家要是能供出一个大学生,那可真是全家的光荣,邻居们见了都要刮目相看。
一家人能供出一个大学生,就等于全家人都脱了贫,有了奔头。
二零零一年的冬天,特别冷。
爹突然病倒了,脑溢血,送进了县医院。
老人一下子就瘫在了炕上,嘴角歪斜,眼神涣散,说不出话来。
我和巧云手忙脚乱,跑遍了亲戚朋友借钱,筹到了一千多,可医院说至少要五千。
"咱们再想想办法吧,"巧云红着眼睛说,"要不,把小卖部盘出去?"
我叹了口气:"只能这样了。"
医院走廊上,我托人四处打听便宜药的消息,忽然碰见了表弟周立强。
他穿着白大褂,拿着病历本,样子挺精神。
见了我,他有点发愣:"周叔,怎么是您?"
我支支吾吾地说明了情况,心里有些不好意思。
这么多年,两家人没什么来往,现在却要开口求人,真是难为情。
"周伯父住院了?太突然了,您跟我来。"周立强二话不说,把我爹转到了最好的病房,还找了院里最厉害的专家会诊。
病房里,我爹躺在白色的床单上,脸色灰白,像一张白纸。
周立强坐在床边给他量血压,动作轻柔得像在对待自己的亲爹。
"周立强,这么多年,咱们家欠你家的情,我心里有数。"我爹哑着嗓子说,眼里含着泪。
"周伯父您这话说的。"周立强笑了笑,"小时候您给我买的那些冰糖葫芦,我到现在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