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新保安战役打响。这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仗，也是决定成败的一仗，国军王牌部队第35军向北平方向逃跑，被围困于新保安。
杨得志的华野第二兵团昼夜兼程，抵达新保安围歼35军，三纵第一个抵达新保安以南地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而随着敌104军的增援，战况急转直下。
在联系不到上级，又没有友军帮忙的情况下，三纵司令员郑维山违抗军令，同时截击两路敌人，最终全歼敌35军1.5万人。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郑维山当立头功，他也因此在1955年大授衔中荣获中将军衔。
2000年，这位无数次在战场上创造奇迹的开国将军，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郑维山忽然想起什么，叫来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老秘书江永固，嘱咐说：“我死后，叫徐处长来看我，现在就不要通知了。”
这位徐处长是谁？为何郑维山临终之际对他念念不忘呢？
特殊时期到来后，开国上将“三杨”（杨成武、杨得志、杨勇）被认为在华北搞山头主义，纷纷身陷囹圄。
1967年杨勇被免职，卸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拱卫京津，位置十分重要，不可一日无主。毛主席亲自点将，由郑维山邓代理北京军区司令。
从朝鲜回国后，郑维山在北京军区工作多年，曾任副司令，对军区工作非常熟悉。他也不负厚望，在逆境中主持工作，支撑军区大局。
然而郑维山同样没能躲过冲击，1971年初的华北会议，郑维山被免职，一年后下放安徽南湖农场劳动。
郑维山犯了什么错误？文件中声称，他一贯拉山头、搞一言堂，跟着杨成武搞“独立王国”。
说起来，郑维山与杨成武交情匪浅，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私下也是密友。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的时候。那时候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88师政委，他举起望远镜一看，发现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
这支部队是红2师4团，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团政委正是杨成武。郑维山大喜过望，立马飞奔过去，和杨成武紧紧拥抱在一起。
红军时期，郑维山军职在杨成武之上，不过后来西路军遭遇失败，郑维山一路乞讨回延安，已经被杨成武超越了。
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带出赫赫有名的三纵，郑维山是继任司令员。朝鲜战场上二人再次相遇，郑维山接替杨成武，任20兵团代理司令员。后来在北京军区，杨成武是司令，郑维山是副司令。
1971年初，郑维山被免职，每天待在家里研究马列著作和毛主席选集。他没有实际工作，也越来越意识到很多事情，自己很难躲得过去。
果然同年9月，林总乘坐的那架飞机失事后，郑维山接到通知，到安徽南湖农场劳动。郑维山心情郁闷，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拖家带口前往安徽。
幸运的是，郑维山的老部下李德生，时任安徽省军区司令。李德生请示毛主席，历数郑维山的功绩，希望对郑维山一家妥善安排。毛主席随即批示：平津战役有功，待遇不便。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上级给郑维山安排了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照顾他的生活。郑维山到农场的时候正好是冬天，他闲来无事，一边烤火一边读书，有时还跟工作人员聊上几句。
下放少不了劳动，郑维山身体力行，在屋前收拾出一块菜地，每日辛勤劳作。结果赶上下雨，他的辛苦全白费了。
警卫员佩服郑维山，说：“首长，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没想到还会种地。”
郑维山笑着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别的不会，还不会种地？”
1972年，安徽疟疾肆虐，郑维山也病倒了。他情况堪忧，必须住院治疗，但原则必须经过组织批准。郑维山等了几天，秘书江永固兴匆匆来了，拉着郑维山就往外走。
郑维山愣了一下，问：“批准了？”江永固回答：“是啊，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还说要送你到条件更好的医院。”
郑维山处境艰难，甚至差点被开除党籍，报告送到了中组部。周总理得知后，立即只是将这份报告压下来，不予处理。郑维山很感动，也愤恨一些人对他的打压，气得拍了桌子。
1975年，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走出功德林。毛主席指示要“解放”一些老干部，催促纪登奎办理，可盼来盼去，名单上没有郑维山的名字。
1978年底，眼看以前的老战友纷纷复出工作，郑维山焦急万分。他不仅没有被安排工作，历史问题也不清楚，蜗居在安徽农场。
郑维山的子女们行动起来，给聂荣臻元帅写了一封信，诉说父亲的委屈，希望早日对父亲的问题有所结论。
聂帅了解情况后，立即找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相关同志，指示郑维山的问题要尽快解决。
郑维山是聂帅的老部下，二人相识于1938年。那时候的郑维山刚刚从抗大毕业，被派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担任教员。聂帅本来对郑维山并不了解，是副校长孙毅大力推荐，让他当上了教导团政委。
郑维山一开始没有得到重用，结果1938年底，老战友李先念来了，点名让郑维山和他一起去鄂豫边开辟根据地。郑维山离开一线部队多年，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自然十分乐意。
可聂荣臻不愿意了，晋察冀军区培养起来的干部，怎么能拱手相让。聂帅这次注意到郑维山的才干，让他出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独当一面。
从团级干部到军分区副司令，这样的升迁速度连郑维山都感到吃惊。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没想过聂荣臻元帅将这副担子托在我身上，我总算扛了下来，经受住了考验。”
自那之后，郑维山长留晋察冀军区，成了聂帅麾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在聂荣臻的催办下，总政开始调查郑维山的所谓“问题”，这一任务落在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身上。由于问题比较复杂，组织先安排郑维山回北京，接受更详细的问询。
时隔8年后，郑维山重新乘车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心情波澜壮阔。他住进了组织给他安排的房子，老战友接到消息，纷纷前来看望。许世友一见面就给他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问他：“这些年你去哪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啊！”
来郑维山“做客”的也有徐厚田，是专程来了解情况的。徐厚田还去了安徽，对郑维山在农场经历进行核查验证。
徐厚田掌握了充分证据，两次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稿件，历时长达两年。1980年10月，总政下发对郑维山的审查结论，对他作出了正确结论。
郑维山被解放了，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有人给军委打报告，说他闹名利、地位，在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郑维山气笑了，为自己辩解：“我在副职岗位上干了14年，从没有发生过和领导闹情绪的事情。”
两位老帅聂荣臻、徐向前也站出来替郑维山说话，怒斥举报人：“简直是荒唐！”
郑维山一等就是两年，还是邓公一锤定音，说：“让他到甘肃去吧。”就这样，郑维山上任兰州军区司令。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将军对帮助过他的徐厚田念念不忘，临终前嘱咐秘书：“我死后，叫徐处长来看我，现在就不要通知了。”
郑维山将军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骨灰撒向大青山，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巨石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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