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新保安战役打响。这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仗,也是决定成败的一仗,国军王牌部队第35军向北平方向逃跑,被围困于新保安。

杨得志的华野第二兵团昼夜兼程,抵达新保安围歼35军,三纵第一个抵达新保安以南地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然而随着敌104军的增援,战况急转直下。

在联系不到上级,又没有友军帮忙的情况下,三纵司令员郑维山违抗军令,同时截击两路敌人,最终全歼敌35军1.5万人。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郑维山当立头功,他也因此在1955年大授衔中荣获中将军衔。

2000年,这位无数次在战场上创造奇迹的开国将军,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郑维山忽然想起什么,叫来陪伴了他几十年的老秘书江永固,嘱咐说:“我死后,叫徐处长来看我,现在就不要通知了。”

这位徐处长是谁?为何郑维山临终之际对他念念不忘呢?

特殊时期到来后,开国上将“三杨”(杨成武、杨得志、杨勇)被认为在华北搞山头主义,纷纷身陷囹圄。

1967年杨勇被免职,卸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拱卫京津,位置十分重要,不可一日无主。毛主席亲自点将,由郑维山邓代理北京军区司令。

从朝鲜回国后,郑维山在北京军区工作多年,曾任副司令,对军区工作非常熟悉。他也不负厚望,在逆境中主持工作,支撑军区大局。

然而郑维山同样没能躲过冲击,1971年初的华北会议,郑维山被免职,一年后下放安徽南湖农场劳动。

郑维山犯了什么错误?文件中声称,他一贯拉山头、搞一言堂,跟着杨成武搞“独立王国”。

说起来,郑维山与杨成武交情匪浅,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私下也是密友。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在川北会师的时候。那时候郑维山是红四方面军第30军88师政委,他举起望远镜一看,发现了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

这支部队是红2师4团,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团政委正是杨成武。郑维山大喜过望,立马飞奔过去,和杨成武紧紧拥抱在一起。

红军时期,郑维山军职在杨成武之上,不过后来西路军遭遇失败,郑维山一路乞讨回延安,已经被杨成武超越了。

解放战争时期,杨成武带出赫赫有名的三纵,郑维山是继任司令员。朝鲜战场上二人再次相遇,郑维山接替杨成武,任20兵团代理司令员。后来在北京军区,杨成武是司令,郑维山是副司令。

1971年初,郑维山被免职,每天待在家里研究马列著作和毛主席选集。他没有实际工作,也越来越意识到很多事情,自己很难躲得过去。

果然同年9月,林总乘坐的那架飞机失事后,郑维山接到通知,到安徽南湖农场劳动。郑维山心情郁闷,但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拖家带口前往安徽。

幸运的是,郑维山的老部下李德生,时任安徽省军区司令。李德生请示毛主席,历数郑维山的功绩,希望对郑维山一家妥善安排。毛主席随即批示:平津战役有功,待遇不便。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上级给郑维山安排了秘书、警卫员和炊事员,照顾他的生活。郑维山到农场的时候正好是冬天,他闲来无事,一边烤火一边读书,有时还跟工作人员聊上几句。

下放少不了劳动,郑维山身体力行,在屋前收拾出一块菜地,每日辛勤劳作。结果赶上下雨,他的辛苦全白费了。

警卫员佩服郑维山,说:“首长,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没想到还会种地。”

郑维山笑着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别的不会,还不会种地?”

1972年,安徽疟疾肆虐,郑维山也病倒了。他情况堪忧,必须住院治疗,但原则必须经过组织批准。郑维山等了几天,秘书江永固兴匆匆来了,拉着郑维山就往外走。

郑维山愣了一下,问:“批准了?”江永固回答:“是啊,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还说要送你到条件更好的医院。”

郑维山处境艰难,甚至差点被开除党籍,报告送到了中组部。周总理得知后,立即只是将这份报告压下来,不予处理。郑维山很感动,也愤恨一些人对他的打压,气得拍了桌子。

1975年,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走出功德林。毛主席指示要“解放”一些老干部,催促纪登奎办理,可盼来盼去,名单上没有郑维山的名字。

1978年底,眼看以前的老战友纷纷复出工作,郑维山焦急万分。他不仅没有被安排工作,历史问题也不清楚,蜗居在安徽农场。

郑维山的子女们行动起来,给聂荣臻元帅写了一封信,诉说父亲的委屈,希望早日对父亲的问题有所结论。

聂帅了解情况后,立即找来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相关同志,指示郑维山的问题要尽快解决。

郑维山是聂帅的老部下,二人相识于1938年。那时候的郑维山刚刚从抗大毕业,被派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担任教员。聂帅本来对郑维山并不了解,是副校长孙毅大力推荐,让他当上了教导团政委。

郑维山一开始没有得到重用,结果1938年底,老战友李先念来了,点名让郑维山和他一起去鄂豫边开辟根据地。郑维山离开一线部队多年,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自然十分乐意。

可聂荣臻不愿意了,晋察冀军区培养起来的干部,怎么能拱手相让。聂帅这次注意到郑维山的才干,让他出任第四军分区副司令,独当一面。

从团级干部到军分区副司令,这样的升迁速度连郑维山都感到吃惊。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没想过聂荣臻元帅将这副担子在我身上,我总算扛了下来,经受住了考验。”

自那之后,郑维山长留晋察冀军区,成了聂帅麾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在聂荣臻的催办下,总政开始调查郑维山的所谓“问题”,这一任务落在总政落实政策办公室的徐厚田身上。由于问题比较复杂,组织先安排郑维山回北京,接受更详细的问询。

时隔8年后,郑维山重新乘车走在北京的长安街上,心情波澜壮阔。他住进了组织给他安排的房子,老战友接到消息,纷纷前来看望。许世友一见面就给他来了个大大的拥抱,问他:“这些年你去哪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啊!”

来郑维山“做客”的也有徐厚田,是专程来了解情况的。徐厚田还去了安徽,对郑维山在农场经历进行核查验证。

徐厚田掌握了充分证据,两次起草了为郑维山平反的稿件,历时长达两年。1980年10月,总政下发对郑维山的审查结论,对他作出了正确结论。

郑维山被解放了,工作却迟迟没有着落。有人给军委打报告,说他闹名利、地位,在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郑维山气笑了,为自己辩解:“我在副职岗位上干了14年,从没有发生过和领导闹情绪的事情。”

两位老帅聂荣臻、徐向前也站出来替郑维山说话,怒斥举报人:“简直是荒唐!”



郑维山一等就是两年,还是邓公一锤定音,说:“让他到甘肃去吧。”就这样,郑维山上任兰州军区司令。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将军对帮助过他的徐厚田念念不忘,临终前嘱咐秘书:“我死后,叫徐处长来看我,现在就不要通知了。”

郑维山将军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不开追悼会,不搞告别仪式,骨灰撒向大青山,与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巨石为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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