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对复旦大学校长的追问——谁之大学？何为大学？

文|彭国翔，作者授权发布

最近偶然看到《南方周末》的一篇访谈，采访对象是复旦大学的校长（编者注：），内容是“复旦将进行一场‘大手术’式的改革”。复旦大学素来以文科著称，“改革”一词又颇能令人引发对于“理想”的期待，因此，作为高校文科教师，我自然多了几分留意。认真阅读之后，对两个问题不免产生了疑问。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非常重要，既不专属于某一所大学，更是所有关心高等教育和人文素养的人都会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是“谁之大学”。在那篇访谈中，复旦校长在面对教师们的异议时，以“复旦大学究竟是谁的大学？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一反问来加以反驳。如所周知，20世纪以来，在主流话语中，“人民”一词早已具备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当复旦校长提出这一反问时，恐怕是任何人都无法应对的。大学应该是人民的大学，对此，我也举双手赞成。不过，“人民”如果是一个实实在在而非抽象空洞的概念，那么，“人民”包括谁？就不能不是一个立刻需要加以思考的问题。

对人类而言，“人民”是不是应当包括所有的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人民”是不是应该包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人？对于一个单位而言，“人民”是不是应当包括构成这个单位整体的每一个成员？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人民”是不是首先应当包括这个大学的每一位师生和员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学究竟是老师的大学，还是人民的大学”这一反问，恐怕就难以成立了。因为且不论“老师”既不在“人民”之外构成一个不属于“人民”的群体；对于一所“大学”的“人民”来说，老师更是一个直接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一步而言，如果“师生”构成“大学”的主体，那么，在“师”与“生”之间，老师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恐怕更为基础。俗语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至少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高校的教师较之学生，显然是更为稳定的构成群体。当然，这绝不是说学生不重要。恰恰相反，优质的生源对于一所高校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没有优秀的教师，素质原本良好的学生，恐怕也难以成才，甚至会被带偏了道。不然，“误人子弟”这句至今流传的古语，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一所大学的好坏，恐怕首先取决于师资的优劣。当复旦校长在访谈中声称：“对我们来说，文科一定要做得非常精，你必须是所在领域里最顶尖的人”，显然表明，他也很清楚师资对于一所大学的重要性。

当然，对于任何一所好的大学来说，“要做得非常精”、“必须是所在领域最顶尖的人”，难道仅仅应该是对文科的要求吗？这一标准是否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的学科呢？这恐怕又是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是“何为大学”。或者说，是“大学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这一问题。复旦校长在访谈中的一些看法，恰恰也关乎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同样既不只属于某一所大学，也是任何关心高等教育和人文素养的人都会思考的。不过，这一问题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多。这里，我也只能围绕复旦校长在访谈中提到的几点内容，大致谈一下我因之而生的思索。

第一点，复旦校长表示：“老师对学生需要学到什么考虑得不够多。更多的是这个课原来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真正的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以教师为中心，但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中心展开的。我们这次教育教学体系动了大手术。”乍听起来，这句话似乎不无道理。但是，正如所谓“教师的大学”和“人民的大学”并不构成一对互斥的概念一样，“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是否一定是彼此矛盾的关系呢？

当复旦校长对大学教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表示不满，并在此基础上宣称对“教育教学体系动了大手术”时，我们大概可以明确在他心目中所谓“以学生为中心”是什么意思了。不过，恰恰就在这一点上，恐怕是有必要加以分析和澄清的。

作为高等教育机构，大学以“育人”为目标。而大学所育之人，当然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内的所有学生。换言之，大学应当是一个培养学生、使其将来有所成就的场所。所谓“以学生为中心”，恐怕应该且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如果对大学教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不以为然，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固然未免任意；但如果教师不是讲其所“能讲”，难道要教师讲其所“不能讲”吗？换句话说，任何一位教师向学生讲授的内容，恐怕只能是自己的专业所学，也就是“讲其所能讲”。举例而言，一位中国历史领域的教授，只能向学生讲授中国历史，这自然是“能讲什么就讲什么”。试想，如果我们对此不以为然，认为不当如此，那么，让中国历史领域的教授去讲量子力学，让量子力学领域的教授去讲中国历史，这样一来，是不再 “能讲什么就讲什么”了。可是，这岂非成了“乱讲”？教师“乱讲”之下，岂非“误人子弟”？

再者，什么叫“真正的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关联于“老师对学生需要学到什么考虑得不够多。更多的是这个课原来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能讲什么就讲什么”这句话来看，这里涉及的恐怕主要是课程设计和培养方案的问题。然而，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是否意味着课程设计和培养方案的主体便应当由教师改为学生了吗？换句话说，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便意味着课程设计和培养方案应当由学生而非教师来决定吗？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且不论本科生，即便是硕士生、博士生，仍然处在“学艺未成”或至少是“学艺未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学生的主要任务，仍然是系统学习所在院系的专业。而所学能否称得上“系统”，一个最主要的指标，就是看其是否经过了较为完整的课程学习并完成了合格的毕业论文。那么，谁来承担设计相关专业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并评定学生毕业论文的合格与否呢？这一责任，恐怕只能委之于相关专业的教师们。

至于什么才叫“充分考虑学生需要学到什么”？其实很简单，如果一个学生想学到自然科学（sciences）、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等领域内任何一个专业的知识、而且是最新的知识，一所大学都能提供相应的、具备足够水准的师资，这就是（也才是）对学生需要的充分考虑。试想，如果有学生对哲学、历史和文学感兴趣，一所大学却缺乏足够水准的教师去指导这些学生，甚至于根本没有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专业供学生去选择，那还能够称得上对学生的需要考虑得多吗？

因此，“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并非彼此矛盾的关系。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应有的涵义。如上所说，对于这两句话应有的涵义，如果我们有了清楚的理解，就不会认为二者非此即彼了。

第二点，当《南方周末》的记者问道：“2024年采访你的时候，你说大学不是学知识的地方”，复旦校长并未否认，而是进一步回答说：“大学不是学知识的地方，也不是学技能的地方。知识和技能会一点就够了，更何况在人工智能时代，把人和人之间知识的差异基本拉平了。关键是怎样去理解知识，用好知识，驾驭知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在受教育的时候，不是去学习，而是去实践和思考。”

当我看到“大学不是学知识的地方”这句话时，未免愕然，百思不得其解。在大学里，如果说人文学科尤其像哲学这样的专业更注重反省与思考能力的培养，而非只是知识的掌握，与之相较，理、工、农、医类的专业，历来首先注重的便是专业知识的掌握。可以设想，对于理、工、农、医领域内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首先不去学习最先进的专业知识，“不是去学习”，试问又能够去“实践和思考”什么呢？事实上，即使人文学科，学习知识也应当是学生的首务。就算是似乎更注重培养反省与思考能力的“哲学”专业，也同样必须首先学习古今中西的哲学知识，知道哪些问题已经被思考过、以何种方式被思考、以及被思考到了什么程度，在此基础之上，在这一“学习”的过程当中，才能形成和不断提高自身反省与思考的能力。总而言之，深厚的知识基础，恐怕是任何专业领域都需要的。佛教里有“转识成智”的术语。在这一表达中，“智”是高于“识”的。但是，即便在这样的看法中，“智”也是要从“识”中“转”出的。没有“识”，“智”恐怕也就失去了“转出”的基础。

“理解知识，用好知识，驾驭知识”当然不错，但前提是得先具备和掌握知识。否则的话，所谓“理解、用好、驾驭”，也就失去了自身的基础。那么，如何具备和掌握知识呢？恐怕除了“学习”之外别无它途。因此，“在受教育的时候，不是去学习，而是去实践和思考”这句话，不免令人费解，难道“受教育”和“学习”不是一回事吗？在通过学习获得足够的知识、在掌握足够的知识从而形成认知和反省的能力之前，不知又能够“实践和思考”什么呢？

至于提及“人工智能时代”，当然表现了复旦校长前瞻的眼光。不过，即便到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知识的差异”是否就会被“基本拉平”？恐怕还是一个言之尚早、未易断言的问题。

第三点，是关于“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问题。在访谈的最后，复旦校长似乎颇以自己学校的“学科的跨度”为荣。所谓“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学科的跨度是创新很重要的基础”这句话，自然也表明了他对于“跨学科”的肯定和重视。这些年来，“跨学科”或“交叉学科”成为不少大学校长津津乐道的话题。在包括复旦在内的不少大学，也都出现了一些有益且成功的尝试。不过，在肯定这一方向的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说，且不论多学科之间的“跨”与“交叉”，即便是两个不同学科之间的相“跨”与“交叉”，要想“跨”与“交叉”得好，前提也得是对于所“跨”和“交叉”的两个学科都要有足够深入的研究，否则的话，恐怕只能流于浮泛的“拼盘”和“杂拌”，难以做出真正的创新。所谓“掘井及泉”，深入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要在两个乃至多个领域都能深造自得，恐怕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此外，不同学科之间差异巨大，且不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跨”与“交叉”，即便是同属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之间，彼此相“跨”和“交叉”所要面对的鸿沟，也不是咫尺之间。总之，如何真正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创新，而不只是制造一些眩人耳目的烟花与泡沫，恐怕还需要在实践中保持足够的审慎。

当然，在《南方周末》对复旦校长的访谈中，还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准聘—长聘”制的问题，文科在大学中的定位问题，都值得深入思考。无论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如何不同，都说明了这些问题的重要。并且，大家愿意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不管如何“见仁见智”，也都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如何使我们的高等教育办得更好，如何使大学成为一个为社会输送人才的场所。如果说“师生”构成“大学”的主体，那么，只有每一个教师都拥有足够的尊严，才能够不断建立知识，创造思想；每一个学生都能学到其所愿学，才能充分建立自我，健全心智。这样的师生构成的“大学”，也才能如其中文“大学”这两个字的本义那样，成为既产出知识和思想，更塑造人格的所在。

2025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