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博文

文学是地理的产物。加拿大文学总是在灯塔和大风当中飘摇和道别,越南故事总是在充满青木瓜味道的夏季发酵又沉寂。俄国文学在风雪和烈酒当中抗争和救赎。日本文学是樱花绽放瞬间的美和飘落后永恒的物哀,而中国文学则是在大河奔涌中不断翻动的书页。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奔涌而下,在黄土高原刻下纵横交错的沟壑,于中原大地滋养出璀璨文明。这条承载五千年文明血脉的河流,不仅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品格,更在文学长河中投下深邃的倒影。

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在《诗经》中化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意象,壶口瀑布的惊涛骇浪在李太白笔下凝成“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阔诗行。地理特征通过感官刺激直接转化为文学意象,岩画中奔跑的野牛群,催生了边塞诗中“大漠孤烟直”的苍茫意境。司马迁游历龙门古渡时,因目睹黄河激流冲击山崖形成的险要地势,在《史记》中留下“禹疏九河”的生动记载;王之涣在蒲州考察期间,登临黄河东岸的鹳雀楼,其“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地理实感成就盛唐气象的时空意境。这种地理景观向文学意象的自然转化,构成了中国文学最本真的美学基因。


河洛平原的沃土孕育出《诗经》中的宴飨诗篇,汾河谷地的黍稷飘香伴随周代籍田礼的推行化作《豳风·七月》的农耕叙事。地理环境通过生产方式塑造集体记忆,晋陕峡谷的险滩激流迫使船工发明“走溜”绝技,这种生存智慧经口耳相传沉淀为“风陵渡口初相遇”的民间传说。黄土窑洞特有的回声结构催生了信天游“比兴接续”的演唱传统,大禹治水时“导河积石”的工程实践,通过治水族群的口述史在《尚书·禹贡》中升华为治国理念。龙门石窟依山造像的空间格局与王维“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的禅意形成美学共鸣。这种由地理空间孕育的文化基因,成为文学创作最深层的动力源泉。

郑州商城遗址夯土版筑技术与《商颂·玄鸟》“宅殷土芒芒”的营造相互印证,花园口决堤后形成的黄泛区生态催生《黄河大合唱》“千里沃野变荒丘”的悲壮旋律。地理变迁通过历史记忆影响文学母题,汴河因黄河改道淤塞引发的漕运危机与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的民生书写形成时空叠印,正如光未然在碛口古镇记录船夫征服“虎口”险滩的号子声,最终凝练成《黄河颂》“劈开南北两面”的豪迈宣言。当代作家张承志在晋陕峡谷考察水文时,将黄河激流中“揭底现象”转化为《北方的河》里“大地被撕裂的阵痛”的隐喻。地理空间承载的历史重量,在此升华为民族的精神图腾。

从仰韶文化彩陶上的漩涡纹,到莫言《红高粱》里的血色浪漫,文学始终在与地理的对话中生长。黄河文化地标如同刻在大地上的活态史诗,见证着文学如何在地理空间的滋养中完成从具象到抽象、从物质到精神的升华。这种地理与文学的共生关系,不仅塑造了中国文学的独特品格,更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文化传承提供了珍贵启示:真正的文学创新,永远需要重返孕育它的那片土地,在时空坐标中寻找永恒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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