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自古便享有“歌舞之乡”的美誉。西汉司马相如作《上林赋》，其中载有：“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锵闛鞈，洞心骇耳。”此处“颠”通“滇”，所指乃汉时西南夷之地，即现今云南一带。透过这段生动的描述，一幅鲜活的画面仿佛在眼前徐徐展开：文成与滇地民众，齐聚一堂，引吭高歌，踏歌起舞。金鼓之声，激昂交错，发出铿锵闛鞈之鸣，不仅撞击着人们的耳膜，更深深震撼着众人的心灵，足见彼时滇人能歌善舞的风采。
云南歌舞之独特，不仅在于其多彩并蓄，更在于其始终蕴含着一种慕化归义的人文精神。滇韵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之一，也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精粹。音乐舞蹈是人们情感与思想的凝聚与升华，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滇音滇乐自古便诉说着虽调出百家，但依旧心向中华的赤子之音，声声不息，代代相传。
踏歌起舞 云报全媒体记者 周灿 摄
彩幻滇音歌似浪
翩跹舞影韵如潮
彩云之南胜境熠熠，“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滇音舞影更是如浪潮在这块土地上回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滇地）“多游荡而喜讴歌”的人们，他们中，或如樊绰在《蛮书》中记载的“盛会客，造酒醴，杀牛羊，亲族邻里更相晏乐，三日内作乐相庆”，或如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记录的“正月十五，极严洁，登山祭天，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或如钱古训在《百夷传》中记录的“村甸间击打鼓，吹芦笙，舞干为宴”。还比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中的“似蒲而别种，居山野间……种秫为酒……歌舞而饮”，木公《饮春会》中的“一匝芦笙吹未断，踏歌起舞月明中”，杨升庵《升庵诗集》中的“马郎与苗女，跳月屣芦笙”，陈祚兴《葛天舞》中的“博南黎首群萃舞，手持牦尾跃如虎……婆娑璨者具中华，踊跃边氓存太古”。
在云南，不仅人人能歌善舞，动物在久久熏陶之下，也“能文能舞”，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转述：“恂有表亲，曾奉使云南”，豪门大族纷纷“设舞象曲”，音乐开始，乐人“引入一象”，这头象以“金羁络”装饰首，以“锦檐”覆盖象身，随后大象合着节拍，“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翩翩起舞”。除了动物，云南的植物也能随歌而舞，清代冯甦在《滇考》中记录了一则趣闻：“时有一花，能遇歌则开，遇舞则动，素兴爱之，命美人盘髻为饰。”这位大理政权的段素兴王爷，不知是否也在春日的昆明城中跟随着幽香的素兴花且歌且舞呢？
《白狼》献颂《奉圣》呈章
仰风慕化携归义
云南音乐舞蹈文化绚丽多彩，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呈现出一种向中华文化汇聚的态势，犹如万川归海。明代诗人李思聪经云南出使缅甸时，撰写《百夷传》，其中记载：“百夷乐者，似中国，学中国人所作筝、笛、胡琴、响盏之类，而歌中国之曲。”云岭大地的人们不仅以歌舞自娱，陶冶情操，还将歌舞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媒介。
早在东汉永平年间，滇西北至川西南一带，以唐菆为首领的“白狼部落”逐渐崛起。唐菆等部落“慕化归义”，“举种奉贡，称为臣仆”，并向汉皇帝进献颂诗，其诗类似《诗经》中的“颂”体，后人称为《白狼歌》。《白狼歌》最早记载于《东观汉记》，后被《后汉书》采用记录，其由唐菆以民族语言创作共分为三章，分别被命名为《远夷乐德歌诗》《远夷慕德歌诗》《远夷怀德歌》，并由通晓夷语的汉吏田恭译为汉文，呈献给东汉朝廷，于是汉明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使其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夷汉“双语”互译的边疆民族歌谣文本。
《白狼歌》首先称颂了汉王朝膺获天命“大汉是治，与天合意”，随之感恩汉朝“多赐缯布，甘美酒食”“圣德深恩，与人富厚”，最后表达了“父子同赐，怀抱匹帛。传告种人，长愿臣仆”归顺之情。歌中充分流露出边疆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钦羡。诗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情感真挚，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爱国情结，表达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美好向往。这样的情感绵延不绝，以至千年后杨升庵在某一个雨后傍晚怀念挚友安磐时依旧高声吟唱起了这曲《白狼歌》——“逡巡乌囊弄，噭咷白狼章”。
隋朝之后，白狼章又有了新的续写，出现了唐朝贞元年间异牟寻向唐王朝献《南诏奉圣乐》的盛举。《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正月，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皋乃作《南诏奉圣乐》，用黄钟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赞引二人，序曲二十八叠，执羽而舞‘南诏奉圣乐’字”。
关于“字舞”《新唐书·骠国传》还进行了详细记录：“舞人十六，执羽翟，以四为列。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皆一章三叠而成。字舞毕，又舞辟四门之舞，遽舞入遍两叠，舞终，又舞亿万寿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成而终。”这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的南诏乐舞，既是南诏音乐大成的体现，也表达了南诏对盛唐的归附之心。
云岭弦音融国曲
滇疆浩气铸歌魂
岁月悠悠流转，云南音乐在历史的浩渺长河中熠熠生辉，与中华传统音乐紧密交织、深度融合，不断谱写着绚丽的篇章。云岭大地之上，悠悠弦音始终与华夏正声同频共振；滇疆儿女的浩然之气，也深深熔铸于每一段旋律、每一首歌曲的灵魂深处。
元明清时期，中原与云南地区交流往来愈发密切，云南音乐迎来了蓬勃的发展契机。大量移民涌入，带来了各地域风格迥异的音乐文化，各类文化与云南本土音乐相互碰撞、彼此交融，绽放出独特的光彩。丽江的纳西古乐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在传承本土音乐精髓的同时，巧妙吸收了中原道教音乐、江南丝竹等元素，形成别具一格的韵味。“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当纳西古乐奏响，竹笛、二胡、三弦等乐器交织出的婉转旋律，悠悠扬扬地飘散开来。那古朴的唱词，宛如讲述者诉说着历史的沧海桑田。乐声中，既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般对山川胜景的由衷赞美，也饱含着对先辈智慧的尊崇与敬仰，更蕴含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家国情怀。
近现代，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云南音乐在其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创新精神。当救亡图存的激昂号角吹响，云南儿女挺身而出，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聂耳，这位从云南走出的杰出人民音乐家，其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激昂奋进、气势磅礴。“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振聋发聩的歌词，搭配振奋人心的旋律，瞬间点燃了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人们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义无反顾地投身战斗。这首不朽之作，不仅是云南音乐的无上骄傲，更是中华民族坚韧不屈精神的鲜明象征。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历史的天空中久久回荡，凝聚着全体中华儿女深厚的爱国情怀，成为永恒的时代旋律。
和平年代，云南音乐依旧散发着迷人的独特魅力。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水节等盛大民族节日，成为音乐文化的展示舞台。彝族的《阿细跳月》节奏明快、热情奔放，在大三弦的伴奏下，人们欢快地跳跃、尽情地旋转。傣族的孔雀舞，或轻盈漫步，或展翅高飞，将傣族人民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细腻地融入每一个灵动的动作之中。
云南音乐的发展历程，是一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携手共进的历史，更是一部边疆地区与中原大地紧密相连、一心向中华的壮丽史诗。那多彩的音符，从古老岁月中袅袅飘来，承载着先辈们的智慧与深情；那激昂的旋律，在新时代的天空下激昂奏响，展现着云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与炽热的爱国情怀。“弦歌不辍传薪火，滇韵悠扬颂国风。”云岭弦音，早已成为中华传统音乐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滇疆浩气，也深植于每一首饱含深情的歌曲韵律中。
作者 马颖娜［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世纪以来中国亚洲象生境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2BZS06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罗秋旭
责任校对 易科彦
主编 严云
终审 编委 李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