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响，唤醒更多的回响与回味；巅峰，激起一次次的勇往直前。3月8日晚，深圳音乐厅，一个值得纪念与致敬的节日。“纪念贝多芬诞辰255周年，初响与巅峰——袁芳与深圳交响乐团贝多芬协奏曲音乐会”举行。钢琴家、教授及留德双专业博士袁芳，携手指挥林大叶及深圳交响乐团，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关于“初响与巅峰”的协奏曲音乐会，袁芳倾情演绎了贝多芬的两部钢琴协奏曲：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与第五号钢琴协奏曲“皇帝”，为国际妇女节与贝多芬诞辰255周年相逢的光辉时刻寄寓又一份艺术的献礼。
袁芳是一位活跃在中国和国际舞台的钢琴演奏家与钢琴教育者，是奥地利国宝“贝森朵夫”钢琴全球签约艺术家。唱片由国际权威古典音乐品牌SONY CLASSICAL出版发行。她29岁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所教学生在“金钟奖”“文华杯”“星海杯”及“舒曼青少年国际钢琴比赛”等国内外专业赛事中拔得头筹；2021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揭牌，袁芳成为其首批建院教授，并参与创建钢琴与键盘学部。现为该校第八书院院长。袁芳与指挥大师祖宾·梅塔、劳伦斯·福斯特，及与国内外诸多知名交响乐团合作。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模范教学奖”获得者以及“深圳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当晚的演出，袁芳以澎湃的激情演绎了贝多芬音乐的华美与力量感，在轻快与恢弘的交织中不断激发出明亮丰沛的诗意，展现了史诗般的跌宕壮丽、牧歌般的纯净美好，最后以雷霆般的群响将全曲推向高潮与尾声。演出赢得观众持续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南都记者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贝多芬的音乐就像光束一样照进人们内心隐蔽的角落”
南都：这次音乐会主题为“初响与巅峰”，这个主题是你取的吗？“初响”与“巅峰”分别是指什么？
袁芳：这个题是深圳音乐厅取的，音乐厅让我看，我非常喜欢，就选了这个。“初响”就是今天演奏的第一首曲目《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它是贝多芬比较早期的作品，是他写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那时候贝多芬还很年轻，我们就叫它“初响”，从这首曲子你的确会感觉到他是比较活泼、比较阳光的。“巅峰”就是《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写这首曲子时，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东西，是他整个创作和人的成熟期，在这里面更多展现了他的抗争，他强烈的期待。
南都：你应该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演奏贝多芬，在今天选择演奏贝多芬《C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Op.15》与《降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与感受？
袁芳：我觉得人都是随着年龄、境遇在不断地调整自己，或者说活出自己，艺术家更是这样，尤其能从这些作品中演绎出不同的自己。这个演绎一方面是技艺的打磨与成熟，这个肯定是有变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心态与心境的变化，心态的松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松弛更多展现的是你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艺术家，有岁月带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紧张感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的不只是松弛，而是松弛与紧张之间的关系和以前会有不同的层级的调整。紧张更体现在我们感情的厚度、丰富度，或者是在某一点上更加极致，或者说更加准确，甚至是更加坦然的一种处理和呈现，或者说是给予。
南都：贝多芬倾注大量心血完成的唯一一部存世的歌剧作品《费德里奥》成功塑造出一个极具超越性的女性英雄形象——莱奥诺拉，为歌德的悲剧作品《爱格蒙特》所作的戏剧配乐中同样呈现了一系列鲜明的女性形象，你如何理解贝多芬的音乐作品与女性的关系？
袁芳：这个问题实在是问得太有深度了。我还是揣摩了一下，首先我们还是要理解贝多芬，他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普世情怀的人。这个超越了我们所说的性别之上的东西，不论是他在作品中的处理，还是他的选题，因为他是为这些故事来配乐、作曲。当然任何一个伟大的人，他也是人。我觉得贝多芬母亲的早逝，和他一生中与女性交往及情感经历都不是很顺利有非常大的关系，虽然他也有一些挚友。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所呈现的东西肯定是超出他的不幸的。但是我们也依然不得不在研究他的时候，要去理解他，就像我们有时会反省自己，理解自己一样。他可能不是非常的幸福，我们常人对于幸福的理解，还是更多地来源于一些正常的生活的滋养。但是，我觉得他所谱写的、书写的这些女性形象背后的英雄旋律，其实是一种对于理想女性的讴歌。我觉得只要是说到理想，它还是一定要具有超越性的，这也是贝多芬自己对悲与喜的一种极度投射。在他的作品中，或者我们能够读到他的内在。但是他毕竟不是创作故事，他不是写剧本，他不是文学家，他是通过这些故事，选了这些故事来创作他内心的旋律。一旦到了音乐的投射的层面，他还是很有共通性的。当然我觉得《爱格蒙特》又稍微有些不一样，《爱格蒙特》里面有更加多对美好的朴素的情感的向往。
但是，像这么传世的经典的序曲，当然他的作品都很传世，但尤其它们的序曲，因为序曲可以作为普通的音乐会的演出曲目，即使不上演歌剧也可以拿出来演，比如作为第一个作品，演完以后再演其他。作为序曲来讲，在一个很短的篇幅里面能够完整地体现贝多芬的精神，既有温情，又有英雄性，确实是写得太好了。
同样，我觉得在“贝一”“贝五”里面都有，这就是音乐的普世价值，这就是音贝多芬的才华所在。不管是他早期的作品，还是晚期的作品；有故事的也好，没有故事的也好，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音乐给人的震慑力，给人带来滋养，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教化作用，还是依然存在的，就是因为作品好。这个作品本身的价值在专业的人的演绎下，保留了它的光辉，或者说又焕发了新的光辉。所以这些作品本身它可以打动观众，就好比一部好电影，好的电视剧，它打动观众，原因是一样的。
南都：你觉得在当下该如何在贝多芬的作品中赋予这个时代的理解与自己的情感？
袁芳：这次演出的节目单上有我写的一段话：“对贝多芬的致敬不是一次单向奔赴，我们每个个体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理想是如此直射人心，理想在英雄的旋律里绽放出卓绝的力量与智慧。贝多芬的音乐就像光束一样照进人们内心隐蔽的角落，横扫一切黑暗，这使得我们能够在他的音乐中致敬和平、致敬勇敢、致敬正义与仁爱！”
这段话我写了好几版，最后才确定现在采用的这个版本。为什么我想写一段话给观众，这其实就是我这些年反反复复演奏贝多芬时对他的理解，每当我又激动地弹起他的作品时候的真实想法。在过去的演出中，也时常有一些朋友，一些观众给我反馈，觉得看了演出，听了演奏，扫走了他们心中的乌云。这可能就是最强烈的对于光明的追求吧。
光明与黑暗是并存的，就像人性、神性、魔性或许也是平行存在的。所以阅历是一样好东西，你见识过黑暗，才知道光明的宝贵，才促使你无论如何要去追求光明、捍卫光明，如果有可能要带着更多的人为光明而奋斗。
深圳现在的音乐培养更为立体，涵括了各个年龄段
南都：你与深圳交响乐团有过多次合作，这次合作是否有刷新从前的感觉？
袁芳：深交这些年一直在发展，应该说迎来了新的纪元。这次从排练到演出，都感到乐手们认真、职业的态度。当然我跟他们很熟悉，有很多人都是我的同学、朋友。这次全场都是钢琴协奏曲，有别于原来只演一个作品，所以更能感到我们整场是一体的。
南都：深圳曾有个定位成为“钢琴之城”，这些年不怎么提了，你如何看这一现象？你觉得“钢琴之城”的目标实现了吗？
袁芳：说到“钢琴之城”，你不说的话我也没有留意，好像这些年确实不提了。我个人的看法是，“钢琴之城”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指弹钢琴的人多，琴童多，我们要出来更多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另一方面是钢琴制造业的“钢琴之城”。我觉得在前期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个还是实现了的。最重要的功臣就是但昭义老师，我是1993年离开深圳去北京上学，去中央音乐学院附小。我记得但老师应该是1995年深圳市政府引进的高端人才，把但老师请到深圳，后面培育了一系列的国际比赛的获奖选手，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已经把深圳以钢琴作为切入点，带动城市的音乐文化，带动市民对高雅音乐的接近、欣赏，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还是这句话，时代在发展变化，我们的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的重点、次重点都是不一样的。虽然这些年没有再去打这个标杆了，但是我们整体的古典音乐也好，其它音乐也好，各方面的文化也好，深圳在科技创新的引领下，这些年都有更广泛的发展和更新。当然，这也要感谢过去那么多的组织，两代人为这些打下的基础。
南都：你觉得深圳目前的钢琴教育是一个什么生态？与但昭义时代相比是更为成熟了吗？还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袁芳：但昭义老师创造了一个时期的高峰，由于他全身心在深圳培养人才，而且深圳市里面不断的给很多机会，一直让他们去比赛。我觉得很多东西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没有办法去复制，就是现在好像我们也没有专门去追求，一定要去培养像当时的那种盛况，这可能不是我们现在这个音乐学院的重点，我们因为所有的专业都在，更多的是在发展我们的音乐学院，因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一个特别好的综合性大学，我们音乐学院的理念还是在培养综合性音乐专业人才。
我们的起点非常高的，师资配备得非常好，当然音乐学院的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的生源也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是通过艺考的方式招收本科学生，不是自主招生的方式，那我们就要慢慢地去培养人才。但是研究生我们会放宽，所以在研究生招生方面我们有很大的优势。深圳以前一直都没有专业的完全的高等音乐学府，从整个深圳的局面来说，现在的音乐培养是更为立体了，涵括了各个年龄段。
南都：与之前的钢琴教育热相比，好像现在没有那么多家长逼着孩子去学琴了，你如何看这一现象？
袁芳：对，现在确实没有那么多人逼着孩子去练琴了。因为我也是做家长的，我也是这个情况，当然我可能特殊一点，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个专业。一个是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像我的父母一样）去陪孩子去练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自己做这个，我也希望他们有一个更广阔的天地，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种美好的东西稍微传承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目标性，对自己的生活会把控的更好，有很多东西我们都在自己身上去实现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我觉得时代的选择给了我们更多的空间和层次，就是即便是弹琴，他也有不同的落着点。别说琴童了，就说培养专业性人才，我们都在不同的层面去带领他。但我觉得，从练琴的角度看，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是要被保留的，练琴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它的意义也呈现了更多的可能。
我们到了一个“引领”新文化的时代
南都：作为一位钢琴家，你现在更多时间用在音乐教学上，这种转变会有遗憾吗？
袁芳：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好像也曾经问过自己。我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因为我其实从德国回来，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的时候，确实有一段时间心里无法平衡，在我热爱的演奏和我倾注心血的教学之间做选择，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还是要看看自己能走多远，所以我离开了中央音乐学院，专心地演奏了一些年。现在看起来也是一个充满风险，充满挑战的选择，一个转变，但是它给了我更多的可能性，我非常感谢当时的这个决定。
当我的家乡——深圳有了一所所有人都希望拥有的高等音乐学府，有了这个契机，我又回到教学岗位，我是充满了惊喜，一点都没有遗憾。其实在之前我也是喜欢教学的。我觉得之所以能够负起责任，对学生有担当，还是源于热爱。我喜欢这种碰撞型的工作方式，就是我的给予，除了在自己身上看到变化，还在学生身上看到立刻的变化，我非常喜欢这个过程。
通过这些年的教学，我深刻体会到“教学相长”这四个字。教学几乎没有影响我的演奏质量，当然肯定会影响我练琴的总量和我演出的数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觉得这不仅是我的选择，也是命运的安排，我非常欣然地深度参与到这种命运的安排里面。
南都：2月16日，你带领几位学生，在深圳音乐厅带来了一场 “音乐大讲堂”，这种类似钢琴教学的公开课，你觉得可以起到什么样的示范效能？
袁芳：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很积极的，我这个人好像就是这样子，回顾起来我又不想去说什么了，但是我每次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我过去有很多的稿子，我做过很多类似的现场，但我从来都是全新的，而且那一次是在那时候当下我所有的知识、情感的积累上面的一次创新，因为也是全程脱稿，我喜欢这种就是把你所有的素养展现出来，托举这个舞台，托举这些学生，把它展现给观众。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现场，不仅是孩子弹琴的过程，是我们很多年的努力，那一场编排也是我们一起几个月高强度工作的凝结。我跟他们之间的交叉，就是我的讲解结合他们的演奏，把我背后的东西带给当下观众的，用我们的语言，用中文，这又是不一样的，因为观众看到的是孩子们，然后听到我讲，是怎么把我们平时的课堂搬到台上。我们弹钢琴的人在做什么？我们其实还是在教育孩子们，教育他们积极，教育他们有担当，教育他们能够努力，努力干什么？努力去服务社会，包括我们为什么要穿插历史，为什么要中西融通，我们还是要用这些历史故事变成高度浓缩的音乐情感，与观众达成共鸣。
达到共鸣以后干什么？还是要让观众从这个瞬间里面汲取一种能量，一种信念，或者是得到一种启发，带到他的生活中，这才是我们的示范性作用。我们用自己的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带着他成长。然后，我们这个共同体为社会带来某一种程度、某一个节点的积极的影响。
南都：从你这些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的教学实践中，你觉得深圳在艺术人文教育方面还可以有哪些拓展的可能？
袁芳：这个问题是我这半年来真正在思考的。我非常幸运就是能有这样一位朋友，向我用这种方式在发问，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非常非常需要的。
我们不仅在发展科技，不仅在让经济回暖，并且寻求新的出路，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能够长时间发展的城市，或者说新型示范的地方，或者说作为人的基本的需求、福祉也好，我们现在有很多可以做的点，再说细一点，就是它一定不只是古典音乐本身，它涉及人文学科的各个方面，这些我们需要的品质，需要有这些品质的引领人带着大家，把音乐、文学，包括艺术类的，如绘画、雕塑、书法，甚至是更广泛的大家喜欢的影视等等。各种各样多媒体渠道一起融合在一起往前发展，不仅是教育本身，而是带着这样的教育使命。怎么说呢，在这个经济社会中，起到一点点往前推动的作用。我想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引领”新文化的时代。
我当过音乐学院的副院长，现在正在负责筹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所新的书院，这个书院是大学层面的，全人教育是我们的重点，也是我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所以现在行政工作也占了我很多的时间，但是在行政工作里面也能够感受到音乐的可贵，艺术的可贵。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音乐艺术的实践性，就是它真的对人的作用还是很强大的。我希望会有非常好的结合点，我前几天报的选题，其中就说到，新文化建设包涵人文、艺术、音乐、影视、传媒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与应用，是一个新的时代文明的坐标，其发展关键在于综合性专业人才的全人培养理念。
采写：南都记者 谢湘南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