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已经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老总在百忙之中,特意把时任军管会轻工业组副组长肖林找来谈话。

之所以要专门见肖林,主要是因为他在上海解放后曾做了一件极为轰动的事情。



肖林王敏卿夫妇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经营店铺、并在全国各地开公司,并赚取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后来在上海解放后,肖林夫妇把公司的业务停止,并将经营所得的全部财富上交军管会,总计12万两黄金,折合1000多万美元。

事实上,肖林夫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38年开始便在周恩来指示下,使用了一部分党的经费在南京、上海等地开设公司经营,并将经营所得的钱款用于支援根据地建设、抚恤烈士家属,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

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总理就特意交代陈老总一定要带给肖林夫妇一句话:

“感谢你们夫妻二人多年仁义之举,你们现有资产中除了上交党组织外,可以留下一部分用作私产。”

只是没有想到,肖林夫妇把经营所得的全部财富都上交,并且还向陈老总表示:

“这些都是党的资产,是属于国家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停发了对八路军的拨款。

尽管我党并没有指望这部分拨款为生,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反共情绪高涨,刻意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加上日伪当局也同时施压,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加剧,党在各地的办事处工作均受到影响。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为了改变困难的局面,积极贯彻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决定选派一批可靠的同志从事经营性的活动,为党赚经费。

同年三月,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肖林,当时的肖林入党也才不过两年,公开身份也不过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的秘书。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选择肖林,正因为他“底子干净”,即便经商暴富也不会惹人怀疑。



在临别之际,周恩来特意指示:

“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专职经营。”

肖林在此后岁月里,贯彻周恩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的指示,为党赚取经费。

肖林虽然出身普通,但从后来公司经营发展来看,他确实有经商天赋。他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学习经商的技巧,很快积累起了财富。

1941年春,肖林在江津开设了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并自任经理,同时把分号开到了重庆市区,专门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

短短三年时间,“恒源字号”的商行就发展成为大生公司,甚至还扩大了经营业务。

当然,在肖林经商的过程中,夫人王敏卿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王敏卿是四川巴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王家在当地本就是以经营药材为主,所以她本人也非常能干。

由于党组织的经费需求越来越大,这也促使肖林夫妇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经营规模。

1946年5月,肖林夫妇根据党的指示,把主要的经营业务放在了上海,并成立了“华益公司”,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济南、徐州、蚌埠之间的农副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还利用关系,把山东解放区生产的农副产品销往上海,又从上海把布匹、五金机械、医药产品及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运到青岛。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厂无理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

当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当场打死三人,打伤100多人,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刘晓直接找到肖林,要他们出一笔资金紧急援助罢工工人。根据《上海工运志》记载:“为了支援申新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达3.2亿多法币”,这其中有3亿是肖林拿出的。

有一点需要指出,肖林夫妇的经营活动尽管在明面上是合法的,国民党当局也拿不住把柄,但这不代表他们夫妇就是安全的。

这其中有关生意上的困难还好解决。

肖林与国民党当局高官以及军警宪特均打好关系,专为打通各种关隘服务。

李弥前妻的表弟为王肇昌是肖林夫人的王敏卿的哥哥,抗战胜利后,李弥率领第八军驻扎在青岛,接收当地日伪资产,并私自截留了一部分入自己腰包,为了掩人耳目,授意王肇昌在青岛开了中兴公司。



图|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金库

1946年,中兴公司开业以后,王肇昌便到上海找到肖林夫妇,提出与华益公司合作的要求。

肖林立刻意识到这是天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欣然同意,之后中兴公司通过关系以官价在中纺公司购得棉纱后,通过华益公司的交通渠道运到上海。

据肖林回忆:

“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赚钱是较丰的。华益委托中兴在青岛购进棉纱,中兴委托华益在上海代售他们的棉纱,各自收取手续费,大家都有利。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从青岛来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起到了对华益公司的掩护作用。”

肖林当时利用这条渠道,还运送一些当时不太能见得光的东西,比如根据地紧缺的西药、医药器材等等,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

不过,阎王好过,小鬼难缠,肖林夫妇差一点身份暴露。

肖林夫妇在江津开设店铺经营期间,曾遇到江津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刘国定。

尽管周恩来之前有言在先,要求肖林夫妇不得与江津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要求,但刘国定是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彼此身份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住。

刘国定几次三番违反组织原则上门试探,都被王敏卿巧妙地应付过去。

不久之后,刘国定被调离,肖林夫妇草算是松了口气。

只是万万没想到,刘国定后来被捕后会叛变。



根据资料显示,早在1947年,组织上就认定了刘国定存在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挪用组织经费,沉迷城市舒适的生活等问题,决定调他回农村工作,但刘国定几次对抗组织,并以职权反抗。

1948年4月,刘国定在重庆工委书记的职务上被捕,随后被叛徒认出,叛变后的刘国定即把所知道的情况全部交代,酿成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甚至还波及了上海、南京等地地下党组织。

刘国定供出了肖林夫妇的名字,并称他们人就在上海,还告诉特务,王敏卿有个闺蜜在上海,他丈夫是银行职员吴震,只要能找到吴震,就能顺藤摸瓜抓住肖林夫妇。

幸运的是,刘国定叛变的消息为地下党组织得知后,立即通过关系传递了出去,吴震及时转移,幸免于难,王敏卿也因为身份暴露的关系,也随之转移。

肖林夫妇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经营多年,手里累积资产颇丰,事实上如果他们两人想要往口袋里装一点,那是轻松自如,即便不如此,平时日常想要过得好一点,也不是难事。

可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肖林夫妇除了日常应酬外,平素生活作风十分简朴,完全不像是个做生意暴富的巨贾。

亲朋好友一开始很不理解肖林夫妇,觉得他们做生意很突然,但见他们暴富之后,又纷纷上门求借,但肖林夫妇“一毛不拔”,纷纷婉拒。

时间一长,肖林夫妇在亲朋眼中成了“抠门”。



图|1982年春肖林(前右三),王敏卿(前右四)夫妇回重庆故地

过去战争年代,山东解放区经常把缴获的法币、美金以及黄金转运到上海,当时招远地区盛产黄金,根据地把开采出来的黄金也融成金锭全部都送到上海。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肖林心里清楚,他手上的钱财都是党的,没有党的指示,一分一毫都不能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肖林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结束了华益的业务,被军管会分到了轻工业处工作。

陈老总来上海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门见了肖林夫妇,并盛赞他们:

“早就听说我们四川肖老乡很会做生意,这次在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我们多次收到一个叫肖林的人送来的药品,我今天总算是见到了这个姓肖的人。”

本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肖林夫妇移交的财产中,可以留下一部分作为私产,但都被他们夫妇给拒绝了。

聊到最后,肖林夫妇只提了一个要求:

“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三块银元,作为我们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

陈老总大手一挥表示同意:

“你肖林为我们党的地下经济工作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做主同意你们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我们都要记住这三块银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就不会改变。”

肖林的身份得以公开后,有人调侃他们是“红色资本家”,称他为“肖老板”,后来也是陈老总听说了此事,认为不妥:

“叫肖老板不恰当,叫红色掌柜最恰当!”



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肖林作为代表出席,当年他的直属上级钱之光也在会议现场,两人提及当年往事,仍然忍不住感慨。

钱之光盛赞肖林:

“从恒源、大生再到华益,肖林同志不仅有一双挣钱的手,还有一只聚钱的斗。”

1997年,重庆市博物馆登门拜访,肖林夫妇思索再三,这才想起来当年还留着三块银元,这是代表他们当年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被他们捐给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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