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不久，已经出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老总在百忙之中，特意把时任军管会轻工业组副组长肖林找来谈话。
之所以要专门见肖林，主要是因为他在上海解放后曾做了一件极为轰动的事情。
肖林王敏卿夫妇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经营店铺、并在全国各地开公司，并赚取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后来在上海解放后，肖林夫妇把公司的业务停止，并将经营所得的全部财富上交军管会，总计12万两黄金，折合1000多万美元。
事实上，肖林夫妇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38年开始便在周恩来指示下，使用了一部分党的经费在南京、上海等地开设公司经营，并将经营所得的钱款用于支援根据地建设、抚恤烈士家属，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家庭。
在上海解放前夕，周总理就特意交代陈老总一定要带给肖林夫妇一句话：
“感谢你们夫妻二人多年仁义之举，你们现有资产中除了上交党组织外，可以留下一部分用作私产。”
只是没有想到，肖林夫妇把经营所得的全部财富都上交，并且还向陈老总表示：
“这些都是党的资产，是属于国家的。”
一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停发了对八路军的拨款。
尽管我党并没有指望这部分拨款为生，但由于国民党当局反共情绪高涨，刻意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加上日伪当局也同时施压，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加剧，党在各地的办事处工作均受到影响。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为了改变困难的局面，积极贯彻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决定选派一批可靠的同志从事经营性的活动，为党赚经费。
同年三月，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肖林，当时的肖林入党也才不过两年，公开身份也不过是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的秘书。
应该指出的是，周恩来选择肖林，正因为他“底子干净”，即便经商暴富也不会惹人怀疑。
在临别之际，周恩来特意指示：
“党在哪些地方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所以只能定个原则：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方设法凑足，绝不能误事。此项秘密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社会上由你和妻子王敏卿专职经营。”
肖林在此后岁月里，贯彻周恩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的指示，为党赚取经费。
肖林虽然出身普通，但从后来公司经营发展来看，他确实有经商天赋。他从零开始一点一点的学习经商的技巧，很快积累起了财富。
1941年春，肖林在江津开设了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并自任经理，同时把分号开到了重庆市区，专门经营土纱、食糖、植物油等商品。
短短三年时间，“恒源字号”的商行就发展成为大生公司，甚至还扩大了经营业务。
当然，在肖林经商的过程中，夫人王敏卿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王敏卿是四川巴县人，本就是商人家庭出身，王家在当地本就是以经营药材为主，所以她本人也非常能干。
由于党组织的经费需求越来越大，这也促使肖林夫妇想尽一切办法扩大经营规模。
1946年5月，肖林夫妇根据党的指示，把主要的经营业务放在了上海，并成立了“华益公司”，专营上海与重庆、青岛、济南、徐州、蚌埠之间的农副产品及日用工业品的运销。还利用关系，把山东解放区生产的农副产品销往上海，又从上海把布匹、五金机械、医药产品及其他生产生活必需品运到青岛。
1948年1月30日，上海申新第九棉纺织厂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工厂无理开除工人及克扣年终奖金。
当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镇压，当场打死三人，打伤100多人，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的刘晓直接找到肖林，要他们出一笔资金紧急援助罢工工人。根据《上海工运志》记载：“为了支援申新九厂的罢工工人，全市捐款达3.2亿多法币”，这其中有3亿是肖林拿出的。
二
有一点需要指出，肖林夫妇的经营活动尽管在明面上是合法的，国民党当局也拿不住把柄，但这不代表他们夫妇就是安全的。
这其中有关生意上的困难还好解决。
肖林与国民党当局高官以及军警宪特均打好关系，专为打通各种关隘服务。
李弥前妻的表弟为王肇昌是肖林夫人的王敏卿的哥哥，抗战胜利后，李弥率领第八军驻扎在青岛，接收当地日伪资产，并私自截留了一部分入自己腰包，为了掩人耳目，授意王肇昌在青岛开了中兴公司。
图|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金库
1946年，中兴公司开业以后，王肇昌便到上海找到肖林夫妇，提出与华益公司合作的要求。
肖林立刻意识到这是天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欣然同意，之后中兴公司通过关系以官价在中纺公司购得棉纱后，通过华益公司的交通渠道运到上海。
据肖林回忆：
“当时棉纱价格不断上涨，赚钱是较丰的。华益委托中兴在青岛购进棉纱，中兴委托华益在上海代售他们的棉纱，各自收取手续费，大家都有利。李弥的儿子李云川，侄女李心崇从青岛来上海，和我们住在一起，起到了对华益公司的掩护作用。”
肖林当时利用这条渠道，还运送一些当时不太能见得光的东西，比如根据地紧缺的西药、医药器材等等，支援了根据地的建设。
不过，阎王好过，小鬼难缠，肖林夫妇差一点身份暴露。
肖林夫妇在江津开设店铺经营期间，曾遇到江津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刘国定。
尽管周恩来之前有言在先，要求肖林夫妇不得与江津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的要求，但刘国定是王敏卿的入党介绍人，彼此身份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住。
刘国定几次三番违反组织原则上门试探，都被王敏卿巧妙地应付过去。
不久之后，刘国定被调离，肖林夫妇草算是松了口气。
只是万万没想到，刘国定后来被捕后会叛变。
根据资料显示，早在1947年，组织上就认定了刘国定存在生活作风不艰苦朴素，经济上挪用组织经费，沉迷城市舒适的生活等问题，决定调他回农村工作，但刘国定几次对抗组织，并以职权反抗。
1948年4月，刘国定在重庆工委书记的职务上被捕，随后被叛徒认出，叛变后的刘国定即把所知道的情况全部交代，酿成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也被破坏，甚至还波及了上海、南京等地地下党组织。
刘国定供出了肖林夫妇的名字，并称他们人就在上海，还告诉特务，王敏卿有个闺蜜在上海，他丈夫是银行职员吴震，只要能找到吴震，就能顺藤摸瓜抓住肖林夫妇。
幸运的是，刘国定叛变的消息为地下党组织得知后，立即通过关系传递了出去，吴震及时转移，幸免于难，王敏卿也因为身份暴露的关系，也随之转移。
三
肖林夫妇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经营多年，手里累积资产颇丰，事实上如果他们两人想要往口袋里装一点，那是轻松自如，即便不如此，平时日常想要过得好一点，也不是难事。
可令很多人不解的是，肖林夫妇除了日常应酬外，平素生活作风十分简朴，完全不像是个做生意暴富的巨贾。
亲朋好友一开始很不理解肖林夫妇，觉得他们做生意很突然，但见他们暴富之后，又纷纷上门求借，但肖林夫妇“一毛不拔”，纷纷婉拒。
时间一长，肖林夫妇在亲朋眼中成了“抠门”。
图|1982年春肖林（前右三），王敏卿（前右四）夫妇回重庆故地
过去战争年代，山东解放区经常把缴获的法币、美金以及黄金转运到上海，当时招远地区盛产黄金，根据地把开采出来的黄金也融成金锭全部都送到上海。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肖林心里清楚，他手上的钱财都是党的，没有党的指示，一分一毫都不能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肖林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结束了华益的业务，被军管会分到了轻工业处工作。
陈老总来上海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专门见了肖林夫妇，并盛赞他们：
“早就听说我们四川肖老乡很会做生意，这次在解放战争的华东战场上，我们多次收到一个叫肖林的人送来的药品，我今天总算是见到了这个姓肖的人。”
本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肖林夫妇移交的财产中，可以留下一部分作为私产，但都被他们夫妇给拒绝了。
聊到最后，肖林夫妇只提了一个要求：
“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三块银元，作为我们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
陈老总大手一挥表示同意：
“你肖林为我们党的地下经济工作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做主同意你们留下三块银元作为纪念，，我们都要记住这三块银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色就不会改变。”
肖林的身份得以公开后，有人调侃他们是“红色资本家”，称他为“肖老板”，后来也是陈老总听说了此事，认为不妥：
“叫肖老板不恰当，叫红色掌柜最恰当！”
1982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上，肖林作为代表出席，当年他的直属上级钱之光也在会议现场，两人提及当年往事，仍然忍不住感慨。
钱之光盛赞肖林：
“从恒源、大生再到华益，肖林同志不仅有一双挣钱的手，还有一只聚钱的斗。”
1997年，重庆市博物馆登门拜访，肖林夫妇思索再三，这才想起来当年还留着三块银元，这是代表他们当年从事党的地下经济工作的纪念，被他们捐给了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