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21日秉承着“一个不杀，从宽处理”的政策，中国第一次特赦了一批日本战俘。此举在民间炸开了锅。
“她们身上背了多少中国人的血债？为什么要放，要我说就该一个不留全部杀了！”这是当时人们最多的疑问和想法。对此周总理解释道“以他们在战争时期的罪过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把他们统统杀了，就能平民愤吗？显然是不能的，那不如让他们回去给新中国做做宣传又有什么不行呢？”世界也震惊于中国宽仁、博大的胸襟。
当然后来日本“中归联”的举动都说明，中国的这一政策是正确的。
此后，中国针对国内的战犯的“特赦”陆陆续续实行了七次。
1975年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被“特赦”，这也是中国的最后一次“特赦”，这一批的中其中不乏国民党的各级高官。
对于“特赦”人员，毛主席说道：“他们走的时候要给他们开个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要周道些，给他们每人发100块做路费，有能力的可以给他们安排工作，想回家的就回家。”
中国对于战犯的优待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所以被释放后大部分人都选择留在了大陆继续自己的生活。
只有十个人踏上了回台湾的“归乡之路”。因为在战犯管理所的时候，除了好好改造成为一个“新的人”之外，能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也是一些人坚持下去的动力。
作为“特赦战犯”他们回台湾之后如何生活？他们的结局又都是什么样的呢？
对“战犯”进行改造，实行优待
新中国成立伊始，毛主席对国内关押的所有战犯的态度都是“要让他们好好进行改造。要实行优待政策，不能打不能骂，审讯过程也要注意文化态度和语气，吃饭嘛也要保证每顿都有肉有菜，要记住他们也是有公民权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他们改造成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人。”
于是即使是关押在“战犯管理所”，他们的待遇也是不错的，除了每日有助于改造的理论思想学习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娱乐活动和休闲场地，饮食方面也保证有鱼、有肉和细粮吃。有生病的就会给他们提供及时的医疗救助。
本来想着以自己犯下的罪行，指不定要怎么收拾他们呢，但当见识到了国家政策和新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后，他们又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
杜聿明就是其中一位深受其惠的前国民党陆军中将。毕业于黄埔军校的他曾在桂南会战中率领部下重创日军“钢军团”。他于1949年1月在陈官村被共产党俘获，当时他担任徐州“剿总副司令”，不过当日他的部下全被歼灭，而他自己也被共产党送进了“功德林”监狱。
刚进监狱那一会儿他一直是个“油盐不进的硬骨头”，谁想和他谈话都没门，包括陈毅将军也吃了他的闭门羹。后来的一件事却让他“彻底破防”了。
在国民党军中效力多年，他作战英勇屡立奇功，但也因着多年的战场生活落下了病根儿，像比较严重的人肺病和胃病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深受折磨，半夜常常咳醒，三番五次地胃痛让他冒一身冷汗。
尽管他在国民党任职期间军功赫赫，胜仗不少，但国民党系统中并不存在这方面的任何优待。所以一直以来杜聿明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医疗救助或补贴。
然而在管理所改造期间，看管人员发现了他的病情，秉承着“保证改造人员有病能及时就医”的政策，我党及时为他请医生看病，在用药方面也非常舍得，他用的很多药都是从香港重金购入甚至于从美国进口的，当时的新中国并不富裕，但对于这笔支出却毫不吝啬。
看着自己身为“战犯”所享受的待遇，他觉得共产党就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能在改造中将自己的一身顽疾治愈，以他当时的身份真的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共产党却真实地做了，如此宽仁的胸襟，中国人民有着他们的带领是何等幸事。
反观当时他在国民党军中，鞠躬尽瘁的为其效力，他们又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呢？他不禁怀疑自己前半生的选择和付出是不是真的错了？
自此开始，杜聿明尝试去接受去了解自己曾经拒绝的东西，渐渐地投入积极改造中。
后来特赦的第一批名单中就有他在列。
多次“特赦”彰显大国胸怀
对于特赦，毛主席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中国有这个气魄，有这个条件实施“特赦”了。”对于特赦名单：“我们要根据改造结果而定，而不要根据曾经的职位高低。”
被特赦之后，杜聿明选择留在了北京同溥仪一起做文史资料的研究工作，国家给予了他公房补贴并且每月还有100元的工资待遇。在当时的中国可算是很高的收入了。
念着共产党的恩情，当他得知自己的女婿是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后，他常常给女婿致电或写信，希望他能回国工作。后来杨振宁决定回国与之有着重要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七次特赦中还有一部分是“改恶从善的刑事犯”。湖北有一位特赦的刑事犯回到家乡后就立马下地干活，在农业劳动过程中他还自主创新了一种小麦条播器，这一项成果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劳作效率，对于乡里乡亲来说算得上是一大震撼。有人就说了“同样一个人经过改造前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经过改造后就给人民送来福，共产党真的是神了！”
这许多的事件都印证着毛主席的特赦政策是绝对有益的，或许当下人民只是看到伟人不一般的宽阔胸怀，时间证明这宽阔胸怀里更有为中国谋福的深远智慧。
国民党战犯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曾经的高级将领，虽然现在他们“身陷囹圄”，但他们在台湾的手下和人脉关系都不可小觑，全部处以死刑除了逞一时之快只会彻底破坏与他们有关系的台湾势力。
于是1975年年初在毛主席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决定释放全部的战犯。这就是第七次特赦。
此次特赦战犯共293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这批战犯“有能力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国家负责养，有病的可以以干部待遇享受公费治病，想要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支持他们回去，之后想回来的也随时欢迎！”
在这样的政策下大部分特赦人员都选择留居大陆，于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这部分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有住，有养，有工作。
但也有九个人想念着家乡的亲人想要回台湾团聚，有一个人是想回台湾寻找旧友，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挂念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生活下去的动力。
十人回台，几经辗转遭遇波折
鉴于当时两岸关系颇为紧张，这十个“特殊身份”的人从大陆返回台湾的行程就颇受关注。
在欢送会后，中央代表劝诫他们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祝愿他们顺利和家人团聚。
同年4月3日，在所有人的目光中他们十人登上了理景的飞机到达广州，在广州又转乘特快专列去往深圳。他们就要从深圳离陆，在出发前他们每人都领到了一套新制服，2000元港币和一张半年有效期的往返通行证。
4月14日下午他们踏上了香港的土地，一时间香港媒体蜂拥而至，在他们去往九龙的途中，媒体们都争相报道。大家都很好奇对于共产党这一令人称赞的宽怀举措会如何影响台湾对共产党的看法以及两岸关系？
然而台湾接下来对于十人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冷漠。这十人：张铁石，蔡省三，陈士章，段克文，周养浩，王秉钺，王云沛，赵一雪，杨南村，张海商，哪一个不是曾经国民党的有功之臣。但在收到他们的入境请求时，台湾却选择了拒绝！
当时的台湾政局因为蒋介石的病故变得有些动荡，在这个敏感时期，十人的“特殊身份”以及绝无仅有的“特赦”经历让台湾当局有颇多遐想。恐怕他们是带着些“特殊任务”而来的“间谍”，于是台湾做出了拒绝他们入境的决定，还放出话来，如果他们想要进入台湾就只能以难民的身份向救济会提出申请，如此无理的要求让几经辗转才站在“台湾门口”的十分感到十分心寒，“难道曾经为国民党效忠我们都错了吗？”
悲欢离合结局各异
焦灼对峙了一个月，台湾当局对于媒体舆论的压力和多方劝说都无动于衷，他们十分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只能暂时留居香港，好在此间有几人都和台湾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家人从台湾赶来香港与之团聚了。
然而无法回家与亲人团聚的绝望一点点吞噬了张铁石的生存欲望，万念俱灰的他在自己的住所内选择了自杀。
张铁石的遭遇让剩下几人彻底放弃了回台湾的念想，他们不愿再等待只得另寻他法。
在几经思忖后陈士章，段克文，周养浩，王秉钺四人去了美国定居；蔡省三，王云沛仍决定继续留居香港，以期后来情况有变；赵一雪，杨南村和张海商则决定重返大陆。
而大陆如之前所承诺的一样欢迎三人归来，在中央的安排下，张海商回到了老家湖北，担任起了省政协委员的工作；杨南村也回了老家成都任四川省政协委员一职，而赵一雪也去了上海。
在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张铁石的骨灰总算被顺利送回了台湾由其亲人妥善安葬，只是生前的愿望死后才得以实现不免让人唏嘘。但好在也“总算是实现了”。
良知与善念让所有特赦人员都在或多或少为修复两岸关系作出努力，他们感恩于共产党的给予的二次生命，感恩于中国提供的二次生机。
领导力的仁德态度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文化走向，中华民族一直以宽宏待人，但包容与宏伟气度不代表着忘记与无条件原谅，只是时刻提醒着世人正确的选择才能收获平稳定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