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在建国后十六七年的时间里，他都是全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者。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改革开放后，周扬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曾向在历次运动中被他批评或攻击的人士道歉，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周扬最终和胡风和解了，和冯雪峰和解了，却唯独没有和丁玲和解。
相比周扬，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丁玲这个名字。她是民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是毛主席口中的“文小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1955年，她被定为“丁玲、陈企霞集团”的主要成员，受到周扬的带头批判，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1979年1月，丁玲回到了北京，不久后恢复党籍。丁玲的晚年，最期盼的事情之一就是听到周扬当面向她承认错误，但是一直到死，她都没有等到。
丁玲和周扬的矛盾之所以无法调和，一个核心的症结是丁玲1933年9月写下的一张小纸条。
1932年3月，著名左翼作家丁玲加入共产党，担任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3年5月，她遭到国民党的逮捕，被送到南京秘密软禁关押。
1933年9月，丁玲在劝说之下，写了一张纸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本想用这个表态换取自己的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丁玲并未因此获释，字条反而成了她后来的一个历史问题。
1945年，这张纸条被认为是丁玲“失了气节”的证据；1956年，被认为是“变节行为、对党不够忠诚老实”的体现；1975年被引申为“叛徒、敌我矛盾”；1979年，组织撤销了1975年的结论，但依然维持了1956年的“变节行为”结论。
对于这一结论，丁玲自然难以接受。但“无会不检讨，无事不认错，见人便抱歉，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的周扬却对这个结论表示了肯定，他说：丁玲不一样，她是“变节分子”。
据丁玲回忆，1979年夏天，她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去看望了周扬，希望周扬能给自己道歉，为自己平反，但周扬却只讲了他自己的遭遇，他妻子的遭遇。丁玲说：“这些事我听得太多了，见得太多了，受得太多了……只好耐着性子听完，才告辞回来。”
丁玲对周扬很不满，因为自己当年被他整错了，受的苦不比他少，但他作为“施害者”却不问丁玲这些年的情况，而是自顾自地诉苦。
同年11月，周扬亲自去丁玲家造访，但丁玲正好出去了，两人未能见面。如果当时两人见面了，把事情说清楚了，矛盾是不是就化解了呢？丁玲认为不是这样的，她认为周扬当时并没有道歉的诚意，甚至怀疑周扬是故意挑了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来的，否则他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呢？
周扬造访丁玲家后第三天，丁玲就在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称他在文艺界里搞“宗派主义”。周扬在台下非常难堪，他发言的时候向被自己伤害过的同志一一道歉，同时也提到了丁玲：“还有个丁玲嘛！”
丁玲认为，这样敷衍的道歉根本不能算数。从周扬的角度看，丁玲在大会上将了自己一军，把他陷入了一众尴尬狼狈的境地，以此逼迫自己向她道歉。有人说，正是丁玲这一军将得太狠了，导致周扬此后始终不肯认真向丁玲道歉。
1980年，王震将军宴请丁玲等人一起吃饭，丁玲认为自己过去所受的磨难和周扬有很大的关系，王震于是希望由自己出面撮合，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周扬最后没有到场。
自此之后，丁玲和周扬就失去了和解的可能。
丁玲之所以不原谅周扬，首先因为1955年周扬带头把她打倒，其次，1979年周扬复出后，他拒绝向丁玲道歉，最重要的是，周扬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上不松口，坚称她是“变节分子”。
一直到1984年，组织才最终认定，1933年的那张纸条“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明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2年后丁玲就去世了，这个结论显然来的有些迟，周扬的阻挠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周扬揪着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他气量不够，对丁玲成见太深，反思不充分。不管他向多少人道过歉，只要他在丁玲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的改变，就证明他反思不够。
有人分析周扬和丁玲的矛盾，认为周扬之所以向大多数人道歉，其实还是一种利益考量，他内心的权力意识还是非常强大，他想维护自己和自己那一派的利益，防止丁玲东山再起。论据之一就是面对同样被捕的田汉，周扬却不曾怀疑其变节，而是称赞其铁骨铮铮。原因很简单：田汉一直和周扬关系好，而丁玲一直是周扬的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