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在建国后十六七年的时间里,他都是全国文艺界的重要领导者。历次文化批判运动,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改革开放后,周扬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曾向在历次运动中被他批评或攻击的人士道歉,因而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周扬最终和胡风和解了,和冯雪峰和解了,却唯独没有和丁玲和解。
相比周扬,大家可能更加熟悉丁玲这个名字。她是民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之一,是毛主席口中的“文小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1955年,她被定为“丁玲、陈企霞集团”的主要成员,受到周扬的带头批判,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
1979年1月,丁玲回到了北京,不久后恢复党籍。丁玲的晚年,最期盼的事情之一就是听到周扬当面向她承认错误,但是一直到死,她都没有等到。
丁玲和周扬的矛盾之所以无法调和,一个核心的症结是丁玲1933年9月写下的一张小纸条。
1932年3月,著名左翼作家丁玲加入共产党,担任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党团书记一职。1933年5月,她遭到国民党的逮捕,被送到南京秘密软禁关押。
1933年9月,丁玲在劝说之下,写了一张纸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本想用这个表态换取自己的自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丁玲并未因此获释,字条反而成了她后来的一个历史问题。
1945年,这张纸条被认为是丁玲“失了气节”的证据;1956年,被认为是“变节行为、对党不够忠诚老实”的体现;1975年被引申为“叛徒、敌我矛盾”;1979年,组织撤销了1975年的结论,但依然维持了1956年的“变节行为”结论。
对于这一结论,丁玲自然难以接受。但“无会不检讨,无事不认错,见人便抱歉,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的周扬却对这个结论表示了肯定,他说:丁玲不一样,她是“变节分子”。
据丁玲回忆,1979年夏天,她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去看望了周扬,希望周扬能给自己道歉,为自己平反,但周扬却只讲了他自己的遭遇,他妻子的遭遇。丁玲说:“这些事我听得太多了,见得太多了,受得太多了……只好耐着性子听完,才告辞回来。”
丁玲对周扬很不满,因为自己当年被他整错了,受的苦不比他少,但他作为“施害者”却不问丁玲这些年的情况,而是自顾自地诉苦。
同年11月,周扬亲自去丁玲家造访,但丁玲正好出去了,两人未能见面。如果当时两人见面了,把事情说清楚了,矛盾是不是就化解了呢?丁玲认为不是这样的,她认为周扬当时并没有道歉的诚意,甚至怀疑周扬是故意挑了自己不在家的时候来的,否则他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呢?
周扬造访丁玲家后第三天,丁玲就在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称他在文艺界里搞“宗派主义”。周扬在台下非常难堪,他发言的时候向被自己伤害过的同志一一道歉,同时也提到了丁玲:“还有个丁玲嘛!”
丁玲认为,这样敷衍的道歉根本不能算数。从周扬的角度看,丁玲在大会上将了自己一军,把他陷入了一众尴尬狼狈的境地,以此逼迫自己向她道歉。有人说,正是丁玲这一军将得太狠了,导致周扬此后始终不肯认真向丁玲道歉。
1980年,王震将军宴请丁玲等人一起吃饭,丁玲认为自己过去所受的磨难和周扬有很大的关系,王震于是希望由自己出面撮合,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周扬最后没有到场。
自此之后,丁玲和周扬就失去了和解的可能。
丁玲之所以不原谅周扬,首先因为1955年周扬带头把她打倒,其次,1979年周扬复出后,他拒绝向丁玲道歉,最重要的是,周扬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上不松口,坚称她是“变节分子”。
一直到1984年,组织才最终认定,1933年的那张纸条“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明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2年后丁玲就去世了,这个结论显然来的有些迟,周扬的阻挠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周扬揪着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他气量不够,对丁玲成见太深,反思不充分。不管他向多少人道过歉,只要他在丁玲的问题上没有根本的改变,就证明他反思不够。
有人分析周扬和丁玲的矛盾,认为周扬之所以向大多数人道歉,其实还是一种利益考量,他内心的权力意识还是非常强大,他想维护自己和自己那一派的利益,防止丁玲东山再起。论据之一就是面对同样被捕的田汉,周扬却不曾怀疑其变节,而是称赞其铁骨铮铮。原因很简单:田汉一直和周扬关系好,而丁玲一直是周扬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