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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年打假行动，食品、服饰、日用品等诸多领域均有假冒伪劣产品现身，此类现象着实令人痛心疾首。民众在对不良商家深恶痛绝之余，也不禁发出“人心不古”的喟叹。事实上，造假并非现代社会所独有，古已有之。常言道，商人逐利而行，为谋取丰厚利润回报，不同历史时期皆有狡黠商家施展欺诈手段。然而，古代对于售卖假货行为亦有严苛惩处措施，各朝各代均以强力手段打击造假行径，绝不姑息迁就。
周朝：出现最早的“食品安全法”
周朝官方制定一系列严格规范，为古代商品质量监管奠定坚实基础。彼时规定，谷物未成熟不得进入市场交易，商品尺寸若出现一厘米偏差便即刻销毁，此等严格标准可视为古代版“品质保障宣言”，彰显出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
据《礼记・王制》记载，周朝所设立的商品准入强制规定，可能是现有文献可考的首个系统性商品质量监管体系。其中首创的“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工匠将个人姓名铭刻于所造器物之上，诸如青铜器等贵重物品。如此一来，产品便拥有独一无二的“身份标识”，一旦出现质量瑕疵，造假工匠不仅会在业内声誉扫地，更将陷入难以立足的艰难境地，从而极大增强工匠的责任担当意识。
周朝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细致入微，仿若一部详尽的古代“食品安全宝典”。在集市之中，若瓜果蔬菜未达成熟标准，便被视作“未成熟农产品”严禁售卖。西周市场监管人员会迅速采取行动，强制违规商品下架。官方对此解释直截了当：未成熟五谷流入市场，如同让消费者食用未加工食材，不仅口感不佳，更易引发群体性身体不适，招致差评。彼时的“有机认证”理念颇为超前，要求西瓜须自然成熟至可充作贡品级别，严禁使用催熟手段；桃子若未达红透标准采摘上市，定会遭同行讥讽。违规商家如同被商界放逐一般，不仅会被周朝市场管理部门全渠道通报批评，于菜市场公告栏滚动曝光，甚至在宗庙祭祀这般庄重场合亦会被当众点名斥责，无所遁形。
周朝于肉类制品监管同样毫不懈怠，彼时市场管理条例明确指出：凡散发异味、出现病变的肉类制品一概禁止售卖。如《礼记》中所记载“牛夜鸣则庮，羊泠毛而毳、膻”，精准点明问题肉类特征，严防此类肉品登上百姓餐桌，切实守护民众饮食安全。
秦朝：严刑峻法捍卫质量底线
秦朝时期，工匠每完成一件器物制作，便如同参与一场严苛的“大秦质量考核”。一旦作品被评定为下等，即刻面临“扣减薪酬并名誉扫地”的双重惩戒。连续三年产品质量处于低水平的工匠，更是难逃被发配至边疆修筑长城的苦役命运。
倘若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依据《秦律》，工匠与监工将被视作一体，共同担责，毕竟“造假行径虽可得一时之利，却终将祸及全家”，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刻有“始皇监制”字样的度量衡器具，宛如秦朝的质量“权威认证”。但凡有人胆敢在交易中缺斤少两，便会即刻开启一场血腥的“咸阳城行刑巡游”，以最铁血手段维护市场交易公平公正。
汉朝：打假风暴涤荡商业欺诈
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长安商业领域便已暗流涌动，黑心商家频施欺诈手段，玩起“虚假宣传与实物不符”的把戏。卖猪肉商户公然在摊位吆喝“新鲜现宰猪肉”，实则将瘟猪肉涂抹姜黄粉伪装售卖；卖粮掌柜更是狡黠，于秤砣内部灌铅，以“买十斤赠三斤水分”的虚假促销手段坑骗顾客，引得百姓愤懑不已，直呼应将此类奸商直接扭送廷尉府问罪。
汉朝《二年律令》开启高强度打假模式——但凡发现变质食品，必须当场焚毁，负责该地治安的亭长亦会因监管不力被扣除绩效，足见朝廷打假决心。然而，总有个别胆大妄为者妄图铤而走险，如造假界“传奇人物”新垣平。此人堪称古代“伪造大师”与“欺诈影帝”，先是用青铜器铭刻“人主延寿”阿谀之词，伪装成进献汉文帝的稀世珍宝，又抛出类似“下周回国”式的荒诞预言，一度将皇帝哄得深信不疑，连获升迁。
所幸朝堂之上有张苍、张释之等明察秋毫之士，一举识破其造假骗局，戳穿整条产业链。汉文帝惊觉自己尊崇有加的“祥瑞之才”竟是彻头彻尾骗子，盛怒之下，以雷霆手段严惩，全家皆受株连，昭示在皇权威严之下，任何造假行径皆无所遁形。
唐朝：出现最早的“食品刑法”
唐朝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较为全面和成熟的时期，不但制度配套健全，而且法律规定详细，惩罚措施也比较严厉。
《唐律疏议》明文规定：售卖掺假酒水将依掺水量多寡判刑，若食品致消费者患病，售卖者将被判处一年徒刑，倘若致人死亡，则直接处以绞刑，以严刑峻法震慑造假者。与此同时，唐朝还推出颇为超前的消费保障举措：买家在购买商品三日内，若发现为假货，可径直持物品前往衙门申诉要求退款，商家若胆敢推诿拒绝，便会遭受鞭笞刑罚，切实维护消费者正当权益。《唐律疏议》这部法律承袭了一千多年，被后朝奉为典范。
唐朝政府规定度量衡器具需每年接受检验，集市摊主所用秤杆每年都要迎接“大唐质检局抽检挑战”。若有人胆敢在戥星刻度上动手脚，立即触发“长安城销毁黑秤公开行动”。官府差役时常乔装成普通顾客前往集市买菜，堪称古代“职业打假先锋”，一旦查获使用八两秤的商户，依据《唐律》隐匿条款严惩不贷——罚没的秤砣堆积起来足以铺满朱雀大街。缺斤短两的商家还会被强制参与“大唐惩戒营”：背负标准石臼环绕西市快步游行，围观民众仿若观看一场公开警示，以此儆效尤。
宋代：出现最早的“工程法”
到了宋朝，城市化速度加快，市场经济繁荣，宋朝不仅沿袭唐朝打击假货的法律，还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会长是“法定担保人”负责评定商品成色和价格，出了问题，会长还要承担后果。
北宋时期强制商人加入行会组织，哪怕只是售卖炊饼的小商贩，亦需考取“汴京行会会员资格证”，若未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即刻面临“无证经营，流放岭南”的严厉惩罚。行会首领仿若“行业守护人”，左手紧握《商业防骗要略》调控物价，右手持有《违规惩戒名录》严查伪劣商品，成为衙门之外的重要质检力量。
宋代官府定期为秤砣加盖特制钢印，其严谨程度远超现今诸多商业防伪手段。彼时民众举报假货可获赏钱，由此催生中国历史上首批职业打假人。这套集铁腕法律、物理防伪与民众举报于一体的组合拳，打得造假者晕头转向，深陷古代版“商业监管法网”，市场风气为之一新。
在建筑规范上，宋朝颁布了《营造法式》，这部由李诫撰写的建筑学著作明确规定了建筑工程建造的标准，保障建筑生产管理的严密性，如对功限（劳动定额）和料例（材料消耗定额和质量标准）进行严格的叙述，这大大减少了豆腐渣工程”的出现。
明朝：出现最早的“纺织次品处罚条例”
明朝，我国逐渐从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随着商品意识增强，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假冒伪劣产品因此也层出不穷。
明成祖朱棣时期，规定所有的纺织工人和主管官员都要按照纺车来编号，这样生产的次品就能找到相关的人员，一旦有一件出了问题，就会继续筛查其他产品，涉事官员还会被一级一级罚钱。后来还出台了黑名单机制，工匠出一件次品，就要记录在案，如果出到三件就会丢了饭碗。
在明朝，以豆腐售卖为例，必须使用传承几代的木斗量取原料，一旦出现缺斤少两情况，便会被高悬“失信招牌”于店门口示众；布匹商人若以次充好，定会遭同行唾弃。倘若粮铺往粮食里掺沙子，行会便会在茶楼召集同行公开谴责，不出一日便能让奸商在业内声名狼藉，被迫退出市场。
清朝：出现最早的“商标法”
1902年中英谈判《商船条约续签》时，英国强烈要求中国制定商标保护法。此后，中美、中日等国在《商船条约续签》中也加入了类似条款。为履行上述不平等条约的规定，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务部，简称商部。清政府计划在商务部内部设立大清商标登录局，并派商务部官员陶大均办理此事。1904年，清政府根据英国人赫德代拟的商标法规条文制定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为我国商标法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该章程明确规定“特别显著之图形、文字、记号或三者皆备"的商标为商标构成要件;商标注册归商部管理。此外，该章程还规定了商标的禁用标志、有效期限、注册手续费等等。清朝政府在商务部设立商标注册局，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商标管理组织。
《商标注册试办章程》为我国未来的商标立法提供了较为完整的蓝图。
明清时期，各行业盛行“连坐式质量监督”，若茶商售卖发霉茶叶，同街区丝绸店、瓷器铺等皆受牵连。行规虽无法律强制执行力，违规者却会被编为快板书，在茶馆酒肆传唱，热度堪比当下网络热搜。官府尚在斟酌商税征收细则之时，行会已率先推出“商业道德黑名单”，失信商户连预订一口楠木棺材都难如愿，凭借道德约束与舆论压力维护商业生态稳定。
纵观古代这些商业管理的精妙谋略，无论是官方的严刑峻法，还是行会的自律规范，皆如历史长河中的熠熠星辰，闪耀着古人维护商业秩序的超凡智慧。它们承载着特定时代烙印，为现代商业监管提供深厚滋养。当下商业社会，伪劣产品、虚假宣传等诚信问题依旧棘手，吾辈当汲取古人智慧精华，融合现代科技与制度优势，驱动商业巨轮于诚信规范航道破浪前行，续写繁荣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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