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备受压迫的屈辱史，奋起迎敌的抗争历史，以及为求光明未来的探索历史。无论是处于上述哪一个阶段，战争与流血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与国民党的对峙和与日本侵略者的冲突之中，更是代价巨大。
在这次光明前途的奋斗过程之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明面上的冲锋陷阵与抛头颅洒热血，殊不知在他们的身后，还有许多默默无闻，悄悄奉献的人，这就是两党对峙中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往往更加危险。
相比于战场之上的冲锋陷阵，他们所处的环境更加危险复杂，他们需要在庞大而又危机四伏的信息网络中搜集情报，同时需要敌方敌特分子伪装下的阴谋诡计，一不小心就可能命陨当场。
有一人，他曾是康生的死对头，临终前想见总理：有些事知道的人不多了。
王世英秘密工作的开展
1905年，正是中国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时候，王世英出生在山西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值此国难之际，王世英眼见此前军阀斗争的现状，心怀一腔热血，加入了反对军阀的斗争之中，并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之后，王世英已经成为我党内部的骨干，因工作需要，王世英决定隐姓埋名，成为一名地下党员，负责南京地区的地下谍报工作。虽然此前经过学习和培养，但这依旧称得上是王世英的第一次“实际性”工作。
1931年10月，王世英首先被党组织派遣前往上海地区杨虎城部，又被紧急调往南京地区，主要目的就是打入敌人内部，为我党获取可靠情报，争取有利机会。而王世英本人也非常具备成为地下谍报人员的潜质。
他凭借自己滴水不漏的行事作风周旋于南京地区，在同学之间树立了威信，成为具有一定话语权的“意见领袖”，所以王世英的初步工作开展十分顺利。
与康生之间的矛盾
这种地下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所产生的实际作用要远远超过在战场上的功勋卓著，王世英在南京站稳脚跟之后，便开始了和上海地区我党情报部的联系和交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王世英和上海地区大约每两周进行一次信息传递。
在此期间，由于我党早年所犯的 “左”倾错误明显，行为上太过激进，对上海地区的情报要求太过频繁，所以导致了王世英后来更加频繁地情报往来，最终还是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
一日夜里，王世英原本还在专心从事自己的情报工作，结果同为谍报人员的同乡将一封信送到了他手中，大致内容是关于国民党军统部对他的怀疑和即将批准的逮捕工作。
其实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前兆的，对于我党谍报人员的混入，国民党方面不可能全然不起疑心。从1935年初期开始，就一直派人进行暗中的内部调查，并于同年7月摧毁了我党临时建立的上海交通站，大约有40位地下工作者被国民党抓捕。
此时王世英的情报工作进入最艰难的时期，面对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恐怖策略，王世英身边的不少同志都被殃及池鱼。
王世充见状，利用自己的职位开始向被列为特务的同志申诉，也正是因为这种行为，造就了王世英与同为我党情报工作者“康生”的矛盾。
虽然同为中共同志，但因为在处理方式上的分歧，俩人很快开始走向对立面。康生开始在输送情报的同时对王世英进行污蔑，对于王世英的向上申诉，康生认为这会暴露目标，所以将他此前的手下以叛徒之名送进了国民党军法处。
要知道这可是当年为情报传送而玩命的忠心好同志，如今康生美其名曰“保护王世英”，就这样轻易牺牲了他的生命。这件事情让王世英非常愤怒，再加上国民党的清算，王世英的处境越发困难，从这时候开始，俩人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
即使是这样，王世英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情报工作，在南京孤立无援之际，转战天津地区。此后王世英担任了北方情报局局长，开始授意手下人员鼓动杨虎城支持联共抗日，最终王世英光荣地完成了这一次合作促进。
并紧随其后前往陕北，直接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完成之后，不顾人困马乏，王世英又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继续返回天津从事工作。
诬陷与反驳
时间到了1942年，王世英调回延安，但在当地展开了所谓的“拯救失足者运动”，这其实是一场盛大的“反特务”运动，康生作为运动的组织者，自然是不会放过王世英这个老对手，从他的身边人开始，许多人都遭到了诬陷。
当时王世英见状就清楚这次运动太“左”，应该及时纠正错误，如此对待自己同志的行为无异于当年国民党的肃清残敌，为此还专门写信向上方阐述自己的观点，结果这封书信落在了宿敌康生手中，对王世英进行了严厉批评。
除了否定他的想法之外，还直接诬陷他是“大特务”，并将此前俩人的思想冲突添油加醋的说了出来，但王世英“真金不怕火炼”，这种大无畏的气概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在胜利前夕甚至还参加了党的代表大会。
王世英并不是不想通过解释为自己证明，而是当时根本没有做出解释的机会，即使在建国之后，身居高位的康生对他的针对依然没有停止过，此时因为二人立场的问题便更没有办法去阐述一些事实，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
王世英临终之时，曾将自己的儿子王敏清叫到身边，此时的他已经油尽灯枯，待孩子俯身耳边的时候，王世英竭力说道：“我想见周总理，有些事现在没人知道了。”
不难猜想，仅从俩人之间的矛盾来看，王世英想要告诉周总理的，就是昔日康生所犯过的罪行。不过遗憾的是，老人的这些诉说，并没有如愿传到总理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