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是怎样起家的
汤恩伯系浙江省武义县岭下村人，出身大地主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约54岁。他在未投靠蒋介石之前，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浙军第一师（陈仪任师长）任过上尉参谋，后来由陈仪送往日本士官学校习炮科。毕业归国后，历任该师少校、中校参谋及团副等职，后又升任上校参谋处长。
1926年大革命时期，北洋军阀孙传芳倒了台，陈仪投奔国民党，汤恩伯亦随之而来。在蒋介石统治时期，汤初任中央军校第六期大队长及军官教育连连副，后升陆海空军总部少将高级参谋。1929年冬，改任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后升为副师长兼旅长。1931年冬升任第二师师长，
其间因作战不力被撤职，不久又调充八十九师师长。1933年冬又迁调第四师师长兼第十纵队指挥官（指挥八十九师及第四师两师）。1935年冬升任十三军军长。这之后历充军团长、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等要职。1945年后又调充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司令官、衢州绥靖公署主任。到内地解放前夕，又调充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上海解放前逃往台湾。1959年病死于日本。
汤恩伯与蒋介石都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炮科的，有先后同学关系，而且又是浙江同乡，汤和蒋介石接近的机会较多，深得蒋之宠信，并且继陈诚、胡宗南之后，成为蒋介石的三块红牌之一，其主要关键，在于他一贯顽固地充当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打手。1929年冬，蒋介石为了进行军阀混战和镇压人民而扩充军队，成立了三个教导师，拔升汤恩伯为第二师的少将旅长。蒋介石战胜阎、冯之后，调徐庭瑶接任该师师长并改为第四师，汤恩伯被提升为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自1930年冬季起，汤恩伯即奉命单独率领第十旅参加了江西的“清剿”，与赣东北苏区领导者方志敏、邵式平将军为敌。经过一年共分三个阶段的“清剿”活动，特别是1931年春对上饶县及临江湖地区的“清剿”，残酷地破坏了苏区，恢复了反动的黑暗统治。此后汤率所部又对附近的霞坊、葛源苏区实行所谓“搜剿”，无数劳动人民惨遭杀害。最后，汤即分兵置于铅山属之间江镇和上饶县，实行所谓“防剿” “清乡善后”等反动措施。汤恩伯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使这一地区的革命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损失，竟以“剿匪有功”擢升为第二师师长。
1932年春，汤率第二师在河南潢川一带与红军作战失利，虽被撤职，但赋闲不到几个月，即于当年秋又被调充为八十九师师长，于湖北黄陂一带进行“清剿”的罪恶活动。这一时期汤对豫鄂皖苏区危害最大，他曾对当时充其团长的陈大庆常常谈及在那一带用机枪扫射青年群众及共产党员达两三千人之事，认为得意之作。于是汤又以“剿匪有功”，于1933年冬改调为第四师师长之后，又奉命升为第十纵队指挥官（指挥第四师及第八十九师两个师），参加了1934年春及以后的所谓“五次围剿”，在福建泰宁、建宁区域内构筑封锁线（即木碉堡群）。
同年他又在江西广昌以南的骚前、白水等地区以及石城的洛寨山地，与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经过九次激烈的阵地战。由于红军北上抗日而转移了阵地，汤即迅速地进占瑞金，修建了“犁庭”公园，无耻地夸大战功。1935年春夏之交，汤率部由江西进入湖北通城县白沙桥地区，与红军徐彦刚部主力遭遇，激战半天，双方伤亡很大，彼此各自于当夜及次晨转移了方向。这之后即率部在湖北大冶、阳新和湖南岳阳等处整训补充，竟以屠杀人民“有功”一跃而被擢升为十三军军长。
就汤恩伯的个性、特点、作风来说，约可作如下的概括。
充满了封建色彩的英雄思想和日本武士道的作风
汤恩伯每与其朋辈如胡宗南、戴笠之流，好纵谈我国古代英雄人物，他所列举的离不了“五霸七雄”，特别崇拜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等人。他对日本武士道精神也特别崇拜。照他的说法，日本武士道精神是由我国“荆轲刺秦王” “田横五百义士”等固有精神传到日本去的，由于我国国势积弱而失传，日本则更加发扬起来。因而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即系由此产生，日本兽兵之能征善战、凶狠残酷，也是由此而来。他对于近代的历史人物，特别推崇清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三人。他甚至认为曾、左之未能取清廷而代之，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
由汤恩伯的这样一些论调，即可测知其为人：在羽毛未丰之前，依附于人以待时机，一旦羽毛丰满，则取而代之。这是历史上无数封建人物称王称霸的规律。汤之阴谋之所以未能得逞，只是由于中原对日作战之一败涂地，以及受到陈诚当权派的陷害而使其小集团瓦解，特别是全国解放之速，根本粉碎了他那充当枭雄的迷梦。
目空一切，飞扬跋扈
汤恩伯在未被擢升为十三军军长以前，既不敢滥发议论，也不敢擅权独断，但在担任军长之后，一帆风顺，接着当上了军团长、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认为时来运转，他大干特干的时机到了。正在这时，蒋介石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命令汤恩伯在中原扩充实力，将矛头对准东南地区的新四军。
汤恩伯自1938年夏季在台儿庄与日军交战后，即撤退到大别山北麓及平汉铁路线以西地区集结整补，他以河南叶县作巢穴，以安徽临泉、界首及郑州等战略要地为其前进基地。在蒋介石委其为“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党政分会”主任委员之后，汤恩伯“中原王”的阵势就摆出来了。他在如此时来运转的情况下，目空一切，称王称霸的嘴脸开始显露出来。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及民政厅厅长方策等，成为替他专办兵差的头子，稍不如意，即遭训斥。即连蒋介石向以亲信视之的蒋鼎文，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应该是汤恩伯的上司，而汤咄咄逼人，使蒋鼎文几乎无权过问，令不出户。这之后，汤恩伯之嚣张跋扈，生杀予夺，拥有“汤屠夫”之称，这些情况下面还要记述。
自命不凡，徒贻笑柄
汤恩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炮兵之时，在一次准备野外演习的室内作业中，竟将炮兵摆在一座高山上，而且又无掩护部队。日本教官问汤怎样将重炮运上山去，他瞠目不能回答。日本教官又问炮兵没有有力的掩护部队，一旦为敌人接近将何以处置，汤又不能答。这虽然是他早年在日本学习时的笑话，但他在蒋军实际作战中亦复如此粗心大意，顾头不顾尾。
汤恩伯从充任海陆空军总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时起，即经常向蒋介石呈递“手本”，献策取媚。由于在蒋、冯、阎混战中，他的几次手本受到采纳，提高了他写手本的兴趣，初则只写军事方面，以后则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有关党政设施等无所不写。
只要他每逢睡不了觉的时候，十有八九就在写条陈手本了。特务头子戴笠曾经嫉妒而又称赞地说： “老头子（指蒋介石）面前以汤恩伯的手本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字，写了即交，我写的就非墨笔工楷不可。”由此看来，汤恩伯之青云直上，与其写手本有关。其实，汤的手本每每是闭门造车，常常笑话百出，蒋介石身边的陈布雷一见汤的手本就头痛。这是由于蒋介石照例将汤的手本批给陈布雷，要他根据汤的手本拟出办法，弄得陈布雷神经更加衰弱而睡不得觉。后来陈布雷只好要唐纵转请戴笠，设法使汤恩伯少写一些手本，好让他多活几年。戴笠倒也不负人所托，向汤代达过这番请求，因此汤也曾停过一些时候没有写手本。
但是问题已不在汤恩伯而是在蒋介石，如果有些时候不见有汤的手本来，就要查问。恰在这时(1944年前后)，以蒋介石署名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是陶希圣为蒋代笔而写的），即将付印出版，样本书传到汤恩伯的手里，又引起他写手本的兴致。他在手本里批评这书“眉目不清，文字冗长，不适于青年们的口味”。这书是蒋介石亲自删改过的，自鸣得意，但是汤恩伯除了批评之外，在手本里没有写上半句追捧的话，因而引起蒋介石勃然大怒，将那手本撕得粉碎，怒气冲天地命令汤恩伯立即飞渝听训。这时适值日军正拟进兵中原，前线吃紧，经林蔚、俞飞鹏等从中转圜劝说，蒋介石才准汤恩伯免于飞渝听训，而改为“严令申斥”了事。后来据蒋介石侍从室的人员传说，在汤恩伯所上的条陈手本中，这是仅有的一次碰壁。
结党营私，贿通权贵
汤恩伯以十三军为基干而发展到三十一集团军，结党营私，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中原王”集团。这一小集团中，又分为江西派与实力派。江西派以张雪中、陈大庆、万建藩、胡静如为骨干；实力派以汤的干儿子石觉为骨干；另一实力派又以王仲廉、马励武为骨干。汤恩伯则高高在上，紧紧地控制着。他常说： “好马好狗要多养几匹，使其互相牵制，才能杀其骄气。”他又说： “谋国者（指蒋介石）如此，我不能不如此。”
汤恩伯贿通权贵的事实，也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身边的权贵，大大小小几乎都受过汤恩伯不同程度的重贿。汤对林蔚、俞飞鹏、钱大钧等人，每逢过年过节或婚丧寿诞必送重礼。他对俞飞鹏更是尊崇为恩师前辈，除赠重礼之外，而且利用各种机会拍马谄媚。
1943年三十一集团军成立的一个周年纪念，汤恩伯借题大肆铺张，举行庆祝典礼和盛大的阅兵式。在典礼仪式上他特别邀请俞飞鹏（俞当时任军委会后勤部部长）讲话，紧接着他自己肉麻地向官兵们说： “俞部长是三十一集团军的‘保姆’。三十一集团军如果没有俞部长这个‘保姆’，我们就会受到饥寒之苦，更谈不到壮大和发展了。我们有了俞部长，就能够‘效忠党国’，就能够完满地完成委员长（指蒋介石）所赋予我们的任务。”
汤恩伯对于与他地位相当的人如钱卓伦（当时军委会的铨叙厅长）、刘咏尧等人，则是公开送钱送礼，而美其名曰“外官内救” （在抗日战争期间，蒋统治区经济崩溃，大小官员如无额外收入，只靠薪给是难以养活一家五口的）。汤恩伯还经常要他的军需处处长胡静如和洛阳办事处处长韦鲁斋，将由日占区搞来的贵重物资满车满载地押运到重庆去送礼。当时水陆交通统一检查权都掌握在特务头子戴笠之手，汤与戴有勾结，所以凡遇贴有三十一集团军封条的装箱物资，一律通行无阻。
在汤恩伯看来，自古掌握大权的英雄豪杰，必须残杀立威。他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亲笔写出清代大汉奸胡林翼的两句话： “要有菩萨心肠，要有屠夫手段。”他即以此作为他的座右铭，但是他所实行的只是后面的那一句话。他在“剿共”中以机枪杀害革命青年和群众两三千人一事，他常常津津乐道，如数家珍。鲍刚是他的副手，后来不如他意，他便杀之而后称心。他指使陈大庆设宴招待鲍刚，直到把鲍灌醉，然后于送其还家途中预伏机枪手将其杀死。
1944年春，他自叶县去洛阳途经临汝县，该县县长左宗廉将临汝镇居民阎老五一案报请批示，他不加考虑，即批上“就地枪决”四字。当时同行的还有李宗仁、于学忠，对汤的处治大有惊异之状，他感到有些说不过去，于是从左县长手里抢过原批呈文，慌慌忙忙地又在“就地枪决”四字之上加上“奉谕”二字。究竟他是奉何人的谕呢？显然，这只是他借以掩盖而已。阎老五竟因此而被置之死地，阎老五的家也因此而被抢劫一空。
汤恩伯平日嗜杀成性。事例不胜枚举。他不仅视人民生命如草芥，对其部下亦凭其喜怒而随意处死。鲍刚之死，即其一例。因此三十一集团军官兵人人自危，综场起了一个诨名————汤屠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