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总结：人生最铁的朋友是这几类人：一起“同过窗”（同学）、一起“下过乡”（知青）、一起“扛过枪”（当兵战友）。我与胡滨占了其中两个。我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下乡当知青。胡滨的离世，让我生出一种无名的悲伤。
听到胡滨去世的消息，是2025年3月11日下午5时，高中同学汪兴芝，给我发微信：“深痛讣告：胡滨老师因病今天上午离世，愿胡老师一路走好，在天堂没有病痛！”
胡滨老师
胡滨退休前，是湖北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学院的一名老师。而我认识胡滨，则是1975年初。距今已有整整50年。
在鄂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部大山深处，有一个被称为“宜昌新疆”的区域：榔坪。是宜昌地区版图面积最大的乡镇。
当年，我父亲刘定焕，为躲”红卫兵“纠缠，自愿请调到长阳最偏远的榔坪工作，任榔坪区委副书记兼乐园公社书记。我则从都镇湾区古坪中小学，转学到乐园公社响潭元中小学读书。
1974年，正值邓公出山教育“回潮”季，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我们的初中，多读了半年，初中升高中，也由完全的贫下中农推荐，变成了推荐加考试结合。
1975年初，我以乐园公社正取第一名，进入了“长阳十中”（榔坪中学）上高中。这年的高中，原计划的是招三个班，为抓质量，降为一个班，于是乎，我们这届同学人数最少，只有55人。
仅从受教育角度讲，我们的运气非常好。当年，有一批右派分子“流放”到“宜昌新疆”榔坪教书，这些右派分子，都是教育界大才，记得在长阳十中任教的”右派“有吴新祥、郑修梓、康保民等，康保民老师，就是胡滨的父亲，教物理，胡滨的母亲胡紫玲，教俄语，胡滨随母姓。
当年，一对夫妻，同在一所学校教书的人很少。传得最神的，是康保民老师与胡紫玲老师若发生家庭争吵，他们都不会用中文，而是用俄语。因而，争吵的是一些什么内容，大家都听不懂，也就没有人知道。
我还听说，胡滨出生在哈尔滨，而取名胡滨。我们同学时，他用的名字则是胡斌，可能是寄托着父母对胡滨的期待吧。
就这样，我与胡滨成为榔坪75届高中班同学。
他戴一副近视眼镜，高挑身材，白净脸，宽额头，全班只有他一个人戴眼镜，真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他的学习成绩，综合排名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高中两年转眼结束。当年，高中毕业后，城市非农户口的学生，都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我父亲刘定焕已升任榔坪区委书记，他在离开乐园公社时，专程到了全国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的家，商议把榔坪中学三名非农子弟送到覃祥官这个生产队下乡。
花圈。汪兴芝摄
三名非农户口子弟除我外，还有我的表哥曾爱群，再就是胡斌。也算是我父亲为政数十年唯一的一次“谋私”吧。
覃祥官所在的生产队，是乐园（元）公社条件最好的生产小队，每个工分的分值，可达到3角到4角，也就是说，一个强劳力，如果劳动一天挣12分，最多一天就能挣到4块多钱，在大集体年代，这样的分值，已是相当高的了。
覃祥官家这个组，位于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4组（竹园荒），这里海拔高度在1000米至1500米之间，是一个坡形地带，有旱地也有水田。
1975年9月，我们三个男知青落户到了竹园荒，住进了小队保管室的一间侧屋里。楼下做饭，楼上住宿。这里海拔高，天气冷，晚上，冷风从瓦片缝隙中直往屋里贯，呼啸的风声，有时也让人胆寒。
我们下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做饭。表哥曾爱群大我半岁，胡滨大我一个月。我们商议，三人轮流上灶一周，上灶人负责洗菜、切菜、炒菜；不上灶的人，则负责挑水、打柴、燃火。
胡滨青年照
大约在保管室住了半年多，政府拨了600元现金，在生产队长刘维能屋后，为我们知青组起了一栋三正一偏的土木结构瓦屋。搬进新屋，我们可以住在楼下，不再觉得冷了。
第二关，是过劳动关，曾爱群、胡斌都比我壮实，他们都顺利成为硬劳力，每天可挣12分，我是弱劳力，每天只能挣11分，与妇女强劳力一样。
下乡大半年后，曾爱群被抽调到民工队当队长（团长），参加公社组织的修路、坡改梯、建桥等施工建设，竹园荒知青小组，就只留下我与胡斌两人常年住守。
胡斌与我很快熟悉了农村生活，一日三餐，白天劳动，自己做饭、洗衣、打柴、挑水。农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一些萝卜白菜、茄子广椒，平时都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
怕我们营养太差，生产队长刘维能和覃祥官，以及邻居，偶尔也送些腊肉给我们，那年月，感到吃什么都香。
为了改善生活，这年下半年，我们还养了一头猪。农村集体劳动，没有星期天，一年365天，只有春节期间放几天假，下雨天是自然放假，一年到头，都得出集体工。
由于忙碌劳累，我们养的一头猪，饥一顿饱一顿，随着猪的长大，猪圈的围栏已加到1.7米高，我们养的猪，还能从栏圈里跳出圈外，成为一头会跳高的“野猪”，我们知道，它是被饿得没办法。
生产队长刘维能的妻子覃春祥，是个善良的大姐。她见我们把猪养了“野猪”，便要我们把这头野猪关到他们家的牛栏中养。
实际上，是覃春祥大姐在替我们养着。她用红苕、野草和杂粮，把”野猪“养大，临近春节时，这头猪还杀了120斤肉。
当年，农村杀猪，要“购半留半”，半边猪肉，要卖给国家，一半留给自食。留下自食的肉，多一个猪头和几副内脏。
我们欠乡亲们的人情太多，我便请刘维能的妻子覃春祥、覃祥官的妻子刘维菊等人帮忙，做了一一次年猪饭，我们三个知青，分头请生产队的每户当家人来吃了一餐，也借机还一次人情。这一次年猪宴，我们养的半边猪，一次就吃得差不多了。
临近春节，生产队每家每户在杀年猪，到我们家吃年猪饭，是每家派一个代表，农民请我们吃年猪饭，则是把我们是三个知青都请去。喝烤罐茶，吃蒸格子，天天吃得满口流油，真是个爽啊，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胡斌虽然智商很高，从来不动歪心思，是为人特别忠厚老实那种，加之，我与曾爱群也是老实忠厚之辈，我们三个男青年，在竹园荒下乡两年多，竟然没有闹过一次矛盾，没有吵过一次嘴。
我们知青小组，可能是因我父亲的原因，乐园公社指定我为知青小组长。因这个官不是当众宣布的，我便转手就把这个“官”让给了表哥曾爱群，他的年龄最大，也比我们成熟。
1976年春，村里还是让我当上了一个组官，成为生产队的民兵排长，大队民兵连，还给我发了一支步枪。因在高中进行过军事训练，我枪法还可以。
一天上午，我见到一只斑鸠落在门前约50米的小路上，我端起步枪，开了一枪，将这只斑鸠击中。一个斑鸠四两肉，我准备还打一只，改善一下我与胡斌的生活（曾爱群在外工地）。
我把斑鸠放在稻场边的一块石头上。胡斌在一个多月前，从榔坪带回一条半大的麻灰色儿狼狗，这条狗特别聪明，也成为我们的好伙伴。
小狼狗摇着尾巴，走近斑鸠，它先是闻了闻，后是㖭了㖭，再猛地几口，便把这只斑鸠给吃了，只留下一嘴羽毛。
生产队长刘维能家，放养了一群鸡，刚好，有一只母鸡，带着20多只小鸡。小鸡都长到近一斤重了，与斑鸠大小差不多。
狼狗真是太聪明了，它先是对灰色的小鸡下口，因为这种鸡有点像斑鸠。吃了一个，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狼狗可能发现白色小鸡、黄色小鸡一样好吃，不几天，便把这一群小鸡给吃光了。
狼狗做这些错事，我与胡斌并不知道，直到狼狗开始向大鸡下嘴。刘维能的妻子覃春祥才对我们，她说：“你们养的狗不能放着了，我一窝小鸡都给吃光了，它又在开始吃我的大鸡。”
有个农民建议，把狗杀了，还可以吃好几顿。胡斌是个仁慈的人，他不忍心，又不能让狼狗继续危害百姓的鸡群。拴着养吧，可能又是饥一顿饱一顿，也许养不了多久，狗就会被饿死。
于是，他用绳子把狗拴着，拉到了15公里外的叶溪河。他怕狗狗闻气味回来再找到他，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牵着狗在叶溪河的流水中不断地来回穿过，再把狗狗拴到一户农家的门口，求别人收养。
他的这招真还真灵，狗狗再也找不回到竹园荒的路了。从此，竹园荒的鸡们安全了。据乡亲们传，这只狼狗，被农户收养后，就放了绳子，叶溪河的鸡们都成了这只狗的猎物，狗狗的下场也可想而知了。
在乐园下乡与胡斌同住在一个房间共两年多日子，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可记，只有一次悬崖上采草药，可圈可点，这次采草药，也见证了胡斌的智商，真比一般人要高得多。
我们所在4生产队（竹园荒），是合作医疗的始发地，杜家村大队，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小药房，每户人家都有小药箱。
我们竹园荒的小药房，由生产队会计黄学怀管理。他也是一个草药医生，能治一些常见小病。
1976年初夏的一天，黄学怀组织了六个人到下崖（叶溪河岸上悬崖）采挖草药，其中，就有我与胡斌。我们上午8点出发，从杜家村大队不远的一个口山下崖。
山上虽有树木，但是，悬崖绝壁真的是太陡了。我们虽都是年轻人，但还是觉得太难走了。我已18岁，身体也不差，但还是摔倒了好几次，幸有树木阻挡，才没掉下悬崖。
我与胡斌都是第一次到深山峡谷采药，跟着黄学怀采药，一是辨认草药，学点中草药知识；二是熟悉地形，方便下次再来采挖。
生产小队小药房的中草药，都靠农民自己采挖制作，每年，都要组织人到下崖或上崖采药。
我们一行六人，在悬崖绝壁间穿行，采药是没有道路可行的，是一种盲目地寻找。在危险寻找采药机会。在这次采药中，我与胡斌认识了岩白菜、筋巴蔸等10多种中草药。
我们在林中吃了带的干粮，喝了点水，又继续寻找草药。突然，有人高声叫了一声：“拐哒”（要出事了）。
声音是黄学怀发出的，他说：“快往回走，走上崖，我至少还要三小时，不到两小时，天就会黑下来，夜里，在崖间找不到方向，困在林中，就危险了。”
这天，又是个阴天，真如黄学怀所料，我们奋力向崖上攀爬，不到两小时，天空就黑得不见五指了。正在我们绝望之时，胡斌拿回一盒火柴，划燃一根，大家趁着微弱亮光，向上猛攀几步；一根火柴很快就息灭了，胡斌又划燃一根火柴。
原来，胡斌并不抽烟，他听说要下悬崖采药，就做了应急准备，他悄悄拿了两盒火柴，带在身上，以防急时之用。
不多久，两盒火柴，一根一根都燃完了，我们还是没有到达山口。这时，已是深夜，生产队长见下崖采药的人还没有回来，便组织人打着火把，往崖下接应。一边走，一边喊。
我们见到火把，我们也拼命呼喊，终于，我们采药队与救援的队伍会合了，我们六人全部安全回家。从此，大家都对胡斌聪明刮目相看。
或许是我父亲是基层领导的原因吧，下乡知青两年后的下半年，即1977年9月，我接到了到宜昌红旗电缆厂当工人的招工通知。
我从小的理想是当兵，不想当工人，我便把这个指标让给了胡斌。不知是什么原因，胡斌并没有获得到红旗电缆厂上班的最终通知书。我则在这年底，接到了到长阳县公安局上班的调令。
1978年1月1日，我正式到长阳县公安局报到，成为政保股民警。离开竹园荒时，曾爱群在工地，胡斌回了榔坪，我们算是不告而别。那时，又没有手机，信息很封闭。
我到长阳公安局上班4个月后，表哥曾爱群，被招到长阳县纸厂工作。而胡斌还留在竹园荒。直到1978年恢复高考，胡斌考上了大学，就读于宜昌“高工班”（宜昌大学工业微生物专业），他是留在竹园荒时间最长的知青。
我们三个知青，是乐园公社第一批接待知青，也是最后一批知识青年。
胡斌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虽通过关系联系上了胡滨，但我们并没有会过面，直到胡滨去世，我们已有48年没有见面。
2025年3月14日下午，我们榔坪十中75班高中同学微信群发起，由秦立俊、汪兴芝、王世金、秦文广、卢万年、史思棠、覃发珍，还有我，共8位同学，代表健在的44位同学，来到三峡大学胡滨老师的家中，为胡滨敬香烧纸，慰问家中亲人。
秦立俊是领头的，他口中念念有词，先把他自己说出了眼泪，也把在场的亲人的眼泪也讲出了。他说的声音很低沉，我又因听力不太好，也没听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话，让人们动了悲情。
我因为与胡滨除有同学之谊外，还有一起下乡的知青之谊。我们都是情商较低的厚道人，但在故友亡故后，悲伤是难免的，我想到了要写一点关于胡滨的往事。
同学们离开胡滨老师家后，我留下来又与胡滨的家人说明了我与胡滨的关系，要胡滨的女儿胡喆为我提供一些胡滨老师在三峡大学的一些资料。
胡喆把单位草拟的悼词电子文档传给了我，使我知道了胡滨的参加工作后的一些情况。
凭他的智商，他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1981年7月“高工班”毕业后，胡滨相继在原宜昌大学、湖北三峡学院、三峡大学工作，其中1984年3月至1985年2月，还在上海化工学院进过修。
1991年2月，他这个昔日“右派”的长子，还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3月，胡斌从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学院退休。退休时，是副教授职称。
2025年3月15日上午，宜昌城区的同学秦立俊、汪兴芝、王世金、史思棠等代表75届高中班学员参加了胡滨老师的追悼会。
悼词中说，胡滨是一位有着42年工龄的好同志，桃李满天下，是青年教师的楷模和好导师。
他勤于思考、善于研究，曾独立研究开发甜菊糖甙的生产工艺，独立设计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以及生产车间，在全国高校首创精细化工厂，并担任化工厂厂长。
甜菊糖项目，获国家科委等五部委联合颁发的“国家新科技产品”称号，并荣获国家轻工部“优质产品奖”，以及宜昌市“八五”星火攻关项目。
胡滨曾任三峡大学化生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获批发明专利十余项，主持了多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突出成果。任三峡大学侨联副主席多年，为团结归侨侨眷和海外同胞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胡滨去世的前10天，他母亲胡紫玲老师刚刚去世。间隔了10天，胡滨又离开了人间，这种悲痛，怎么不让人感伤呢。
胡滨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胡滨是一个为人忠厚老实的好同志！我为他的科研成果而骄傲，我为他的人品而骄傲。
（湖北宜昌怪奇公社刘洪进/文，文中图片，由胡滨家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