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殿试
由于殿试没有淘汰率，从贡士到进士只差临门一脚。一切顺利的话，贡士只是一个短暂的临时称呼。但也不是万事大吉，新贡士的朱墨卷还须经过皇帝选派的大臣磨勘、检查，贡士本人还要到礼部填写履历表，在殿廷参加复试。
贡士复试和举人复试构成了清朝独创的科举复试体系，如果说举人复试是会试的资格赛，那么贡士复试就是殿试的资格赛。而且贡士复试早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就开始实行了，比举人复试早了五十多年。
贡士复试的时间一般在会试放榜五六天后，考试内容和形式都与举人复试相似，为四书题一道、诗一首，当日完卷。只不过进场时会找其同乡的六品以上京官辨认，以防顶替。不过真正让贡士们阴沟翻船的往往并非作弊，而是粗心。比如文中错别字较多，可能会被罚停殿试一科；如果不小心触犯圣讳，那至少罚停三科，就得推迟九年才能当进士了。
这就造成会试录取的贡士人数和实际参加殿试的贡士人数不符，在一些年份甚至相差甚大，比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癸丑科会试，经过磨勘和复试后，一百零二名贡士竟然被罚科二十九名。
可以这么说，贡士复试是确认进士资格的考试，而殿试的作用是给新进士们排座次。清初殿试的日期或为农历四月上旬，或为五月上旬，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传胪，遂为永制。殿试的地点最早在天安门外，顺治年间改在太和殿，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开始在保和殿，后沿为例。
殿试没有主考官，因为皇帝就是名义上的主考官，所有考生都是天子门生。乾隆以前的皇帝比较勤政，都是亲临殿试，到了道光以后一个比一个懒，几乎不来了，全是派王公来，称作“监试王大臣”。
由于名义上是皇帝亲阅考生试卷，真正的主考官连“阅卷官”都不能叫，要叫作“读卷官”。清初读卷官为十余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减为八人，其中翰林院大学士二人、进士出身的部院大臣六人，八位读卷大臣按官阶区分上下次序。监试官由王公大臣担任，另有御史四人随同监试，礼部尚书提调。其他的受卷、弥封、收掌、印卷、填榜若干人，殿外由皇家侍卫巡逻警戒。
和会试一样，殿试的较量早在考前已经展开，这几天京城中放生的、施舍乞丐的、扶老奶奶过马路的好人好事一下子多了很多。不过这些都是没有背景、没有门路的人，有路子的人哪有闲情干这些，都私底下活动去了。
清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赵翼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殿试的探花，在他所著的《檐曝杂记》中有“殿试送头卷”一则，说的是殿试前，准进士都要先探听一下哪几个人可能被派为读卷大臣，然后自己模拟写一个对策的开头，三十余行，送给对方看，谓之“送卷头”。虽然无法知道殿试出什么题目，但这里面一些诸如称颂皇帝之类的话却是各题都可通用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笔迹示之于该大臣，因为殿试虽糊名而不易书。如果读卷官有心要提拔这个考生，他便会默记在心里，以便读卷时甄别。
另外，考生自己在应试材料上也要做足功夫，这方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分别中进士、入选庶吉士的傅增湘先生是很有发言权的。据其《清朝殿试考略》所述，贡士殿试前奔走最急的是两样，一为调治笔墨，二为抄撮策料。
调治笔墨关键是要找到上好的墨，这样笔下之字才能容光焕发，让人看起来赏心悦目。“川墨必得一阁之，云头艳取其胶轻爽利，可以挥洒如意，不畏殿廷风日之干燥也，有力者更进而访求明烟，参以乾隆御墨，或取熊胆调之，用时蘸笔如水，不浸不滞，一挥数行，而光彩焕发矣。”
抄撮策料就是预备一些现成的史论或时论，到时好往上套。“预备策文，则悬拟数十门，如兵、农、刑、礼、工、赈、河、盐诸大端，述事纂言，敷佐成篇，每条二百余字，分缮入蓑衣格中，其策冒十四行，策尾六行，亦皆精选词句，襞积而成，冠冕堂皇，包罗万象，至场中得题后，只须略加点缀，嵌入题旨，不逾寸晷，便可振笔直书矣。”
试前热身要找前科鼎甲原卷，揣摩风气。再弄一些松竹斋之七层卷练笔，因为松竹斋承办历科试卷，其卷子格式适宜，与场内无异。
四月二十一日一大早，考生就要背着考箱到皇城等待点名入场，清朝最后的探花商衍鎏回忆自己殿试情景时写道：“余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科应殿试，当日于卯初刻（凌晨五点）服常朝服，入东华门至中左门，候点名领卷，送场者至此为止。”（《清朝科举考试述录》）
殿试里面有准备好的考桌，形状就像现在的茶几，高仅尺许，考生只能盘膝而坐答题。对此，大多数人都感到不习惯，往往自制考桌带进去，在一块薄板上蒙上光面细布当桌面，用铁条做成可以活动的四条腿，纳于板背，支起来就是一张桌子。又用藤筐盛布箱，里面装考具和其他用品，这个筐背进去放下来之后就是一把椅子。也有人会买一张可以折叠的桌子，进去后把原来的矮桌子当椅子用。
这些准进士个个穿得冠冕堂皇，背上却背了一张不伦不类的桌子，看起来确是滑稽得很。不过，比起清朝早年来说，考试条件已经改善很多了。《陆陇其年谱》中记载：“康熙九年（1670年）三月朔殿试，至太和殿前行礼毕，殿上传策问下，皆跪受，起就位。单东双西，皆立书。”可见那时贡士是在太和殿（乾隆五十四年改为保和殿）前露天对策，而且都是站立书写。
考生从童试到会试考的都是八股文，到了殿试终于不再写八股文了，只考时务策一道，即所谓“金殿射策”，限当日完成，不准继烛。策题短则一两百字，长则千字，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定考前一天由读卷大臣依时局的变化和朝政之需密议八条，请天子裁决，然后钦定圈出四道为题，是日在内阁通宵印制完成。
殿试当日，临轩发策。新贡士袍服冠靴，按照会试的名次，单名东、双名西排列在大殿两侧，和王公大臣一起迎接皇帝驾临。而后皇帝升殿，作乐鸣鞭，众人行三跪九叩礼，之后礼部官员散发题纸，贡士跪受。后来皇帝不来了，大家也乐得把这一套繁文缛节免了。考生进保和殿后自己找位置坐，先进去的占据前排，后排昏暗难以辨字，后到者多迁到殿前廊下，万一遇到风雨则堪虞了。殿前有茶水供应，但是干粮要自备。
冯友兰曾在燕京大学工作，当时校长吴震春是翰林出身，和冯友兰的父亲恰是光绪戊戌（1898年）科会试的同年。吴震春闲暇时告诉冯友兰很多关于殿试的趣事，从中我们可以略窥清末时殿试的一些状况。
首先是公然抄书，当时石印书已经很流行，携带也很方便，入场考试的贡士个个从商人那里买一些殿试专用的书，上面密密麻麻地印有一些常见的策论问答题，“应试的人只要把这些陈词滥调拼凑成篇，就可以了”。那些王公大臣虽名为监试，实际上不过是在殿上走来走去消磨时间，对贡士抄书视而不见。
其次是随地大小便，“进去要用一天工夫，可是连个小便的地方都没有，如果要小便，就走下台阶，在殿基旁边小便”。（《三松堂自序》）
殿试的试卷是用白宣纸裱几层精制而成的册子，长一尺余、宽三四寸，两面一开，共十余开，每开十余行。册首写姓名、年龄、籍贯、履历及三代状况。交卷后，弥封官要把这部分对折成筒状，用纸钉固，以纸糊封，加盖关防印。
对策起收有固定格式，开头用“臣对臣闻”，结尾用“臣末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中间部分为立论和答辩。策论没有字数限制，但是没有写满一千字阅卷官看都不看，要得到好名次至少需要写满一千字。
亲历殿试的吴震春告诉冯友兰，对策时写到皇上或有关皇上的字眼，都得抬头，抬头的前一行要写到底，不能写到中间就抬头。所以抄卷子以前，得先排好格式，如果抬头前一行不能写到底，“就需要加上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或者减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废话”。
如果格式没有安排好，任你内容再好也要落到三甲去。因此，每个人正式交卷之前都要重抄一遍。为此，大家事先都要到琉璃厂买一本专门编排格式用的纸，大小与试卷一样，只是每一竖格都裁开，而留上面一部分不裁，好像一件蓑衣，称为“蓑衣格”。策论作完后，先抄在蓑衣格上，把格式安排好，再仔细校对几遍，确保无误后才抄在卷子上，“抄的时候，把蓑衣格铺在正式卷子的那一行的左边，然后不管文意，只是一个字对一个字地往正式卷子上抄，抄完一行，就把蓑衣格上的这一行撕掉，把下一行铺在卷子上，照着机械地抄写，这样就可以保证没有错误”。（《三松堂自序》）
殿试答卷问时光书写及纠缠于这些格式细节就得花去大半天，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认真构思，非思维敏捷者不能争胜。而那些思维迟钝者则很可能日暮不能完卷，到时成绩只能列入三甲末。
咸丰庚申（1860年）科，贡士高心夔，游幕于肃顺府中，权臣肃顺私心想要让他中状元。到了殿试的时候，肃顺为监试王大臣，主张整肃场规，请内廷颁“寿”字御印，暗中交代监场御史及收卷官，等高心夔一交卷，马上传令撤卷。高心夔可能事前得到了肃顺的指点，日未落即交卷，但其他考生就尴尬了。特别是那些刻意求工的考生，还没有完卷，试卷就直接被盖上御印，掉入三甲。
但是肃顺的专横引起了公愤，阅卷时，高心夔的卷子被认出，置次等，而该科状元竟然破例授予只写“五开半”的钟骏声。原来，殿试试卷总共是八开十六页，每页六行，上有红线直格，每行最多限写二十四个字，一般只写二十二个字，因上面要留两个空格为抬头之用。想得高分一般要写到七开半，大约两千字。由于其他人或者未完卷或者完卷而不够工整，钟骏声竟然一举夺魁，肃顺机关算尽，为他人做了嫁衣。高心夔后又因朝考试帖诗出韵，降列四等，以知县归班。此事在傅增湘的《清朝殿试考略》及翁同龢的日记中都有记录。
不过殿试史上，也有考生因比别人笨一点、慢一点而夺得状元的，这就是康熙丁丑（1697年）科的状元李蟠。
李蟠身材高大、食量如牛，殿试时揣了三十六个饽饽进去充饥。到了天黑的时候，大家都交卷了，只有他一人还在苦思冥想，监考官过来催他交卷，他声泪俱下地央求人家：“毕生事业，在此一朝，幸勿相促，以成鄙人功名。”监考官哭笑不得，看他样子可怜，只好勉为其难，还发给他几根蜡烛。
李蟠一直写到深更半夜才交卷，这时饽饽也吃完了。本来铁定是三甲末的人选，没想到康熙皇帝知道这件事后，感叹此人是个难得的苦学之士，竟破例钦点他为头名状元。为此，与他同榜的探花姜宸英写诗嘲笑他：“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还出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自此，李蟠 “饽饽状元” 之名不胫而走。
殿试交卷尚有不严肃的一面，乃至成为一个漏洞。按照惯例，收卷官在保和殿左门外收卷。参加考试的贡士如果有当朝为官的亲友，往往在考生交卷的时候溜进来，到收卷官案头请观试卷，名为 “接场”。到了清末，纪律涣散，接场的官员甚至呼朋唤友，在考生即将交卷的时候，将他的卷子拿过来一起品评，甚至帮他挖补错讹、修改字句。以至于光绪九年（1883年）不得不专门派监试御史和弹压大臣在收卷时刻稽查，禁止接场者传递、窥探，此后接场之风才渐渐平息。
本文经 金城出版社 授权，文摘自 潘剑冰 著《科举13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