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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些大企业“强制下班”的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一话题不仅频繁登上热搜，还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其实，关于当代“打工者”上下班的时间以及由此而来的权益保护问题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不光是当代，其实在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官员，上班的日子同样不好过。
01 凌晨三点的“社畜”日常：早朝与坐班制度
明朝官员的工作强度堪称古代版“007”。
根据《明史》记载，五品以下京官需每日参加早朝，凌晨三点起床赶往午门集合，五点宫门开启后列队进入，途中不得交头接耳、咳嗽吐痰，否则会被御史记录弹劾。
地方官如知县则需在卯时（凌晨5-7点）点卯签到，迟到或缺席将面临杖刑。
明代《大明会典》规定，地方官无故缺勤一日杖十，三日罪加一等。
以吴县知县袁宏道为例，他曾在书信中自嘲“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每天处理财政、司法、治安等事务，“簿书如山，钱谷如海”，甚至午休时都要掰着手指算休沐日。
这类基层官员的典型日程是：
凌晨起床处理公文，白天审案、催税、调解纠纷，晚上挑灯写奏疏或读书解乏，睡眠时间仅两三个时辰（约4-6小时）。
02 休假？不存在的：全年仅三天法定假期
朱元璋出身贫寒，对官员的“懒政”深恶痛绝。
他规定官员全年仅三天假期：春节、冬至和皇帝生日。
即便后来调整为“五日一休沐”，但遇到紧急公务仍要随时返岗。
袁宏道曾计划休沐日与友人泛舟阳澄湖，结果中途被“台使者至宝带桥”的急报打断，只得仓皇回衙。
更残酷的是“考成法”。
张居正改革后，官员每年需完成赋税征收、案件审结等KPI，连续三年不达标即革职。
这种高压导致明代官员猝死率高达37%，连清官海瑞都感叹：“令自谓苦行头陀也。”
03 月薪4500元的“高危职业”：低俸禄与高贪腐风险
明代官员俸禄低得惊人。
正七品知县年薪仅7.5石米（约合现代4500元/月），却要自掏腰包雇佣师爷、衙役等工作团队。
袁宏道在富庶的吴县任职，仍需靠“鲙残干配白粥”果腹，而宴请同僚时却要摆出“煨蛋、醉白虾、白鱼汤”支撑场面，可见收支严重失衡。
朱元璋为反腐设定“60两白银即斩首”的铁律，但低薪与高压反而催生系统性贪腐。
吴县胥吏曾借征税之名盘剥百姓，袁宏道不得不“以其所赢代输赋税”，用赃款填补亏空。
而更多官员选择“灰色收入”：明中后期买官成风，知县职位标价数千两，土豪富商摇身一变即成“父母官”。
04 “斜杠青年”的困境：一人身兼十职
明朝知县堪称全能型“斜杠青年”：既是法官、警察局长，又是税务局长、民政局长。
据《明史·职官志》，知县需负责赋役征收、司法断案、治安缉盗、灾荒赈济、教育科举等十余项职责。
袁宏道曾用“上官如云，过客如雨”形容每日接待上级检查的疲惫，而吴县作为赋税重地，还需额外应对“宗藩之害”“盗贼窃发”等地方难题。
05 制度之殇：高压统治下的畸形生态
明代官员的“累”，本质是制度性矛盾：
一是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失衡：州县官虽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却受上级监察缺位制约，导致“枉法断案”频发；
二是科举选拔与实务脱节：进士出身的官员擅长八股文却缺乏审案经验，常被胥吏架空；
三是道德理想与生存现实的冲突：海瑞宁可饿死也不贪腐，但更多官员在“60两斩首”与“全家饿死”间选择铤而走险。
结语：历史的镜子与现实的倒影
明朝官员的“累”，是皇权高压、制度缺陷与人性挣扎的共同产物。
如今996职场人抱怨“加班猝死”，而明代知县却连抱怨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的日常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终极版。
当我们在空调房里敲键盘时，不妨想想四百年前那个凌晨三点摸黑赶路的袁宏道：
他一边痛骂“真不想当知县”，一边写下“酒有主人，茶有知己”的诗句。
这种撕裂，何尝不是古今打工人共通的悲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