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今天我们接着聊《人地之间》，上一期内容我们聊了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探索方案。农村土地转换为城市土地，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话题，作者用了很多篇幅来讨论。本期内容，我们继续聊聊这个话题，把视线转移到城中村、城边村这些更棘手的问题上。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飞速推进，很多农民不愿拆除自家房子，政府也无暇顾及，就绕过这些地方，继续推动城市扩张，因此形成了很多城中村、城边村。
近些年，城市发展的要求不再仅仅是扩张速度，对发展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政府要改善城市面貌，大力清除城中村、城边村。而这些地方因其所处位置，地价越来越高，村民不愿拆除，很多人漫天要价，让政府不堪其苦。
结果是，有的地方，农民通过城中村、城边村的拆迁，成了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有的地方，农民只拿到了很少的补贴，就被扫地出门，房子也被征收；还有的地方，因为个别钉子户的存在，位置优越的地段始终得不到开发，造成很大的浪费。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的情况，有特殊性，也有共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西方国家的情况怎么样？中国又有哪些探索？
1、 西方也有钉子户吗？
在讨论中国的情况之前，我们先看看西方的情况。
西方国家在要征用土地时，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在政府手上？还是人民手上？
西方国家实行的土地私有化无疑是后者，它们的社会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钉子户现象。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现象不断增多，以至于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勒提出了一个概念：“反公地困局”，来解释这种现象。“反公地困局”，对应的就是“公地困局”。
“公地困局”更广为人知，它指的是，某种资源如果由很多人共同所有，人们就会不计后果地使用，导致资源浪费。比如，几十户牧民共同拥有一片草场，便都想多养牛羊，来实现增收，于是，牧场上牛羊数量超过上限，遭到破坏，发展难以为继。
“反公地困局”，顾名思义，指的是和“公地困局”相反的现象。在西方产权私有的社会背景下，政府要占用人民的土地，兴建基础设施，经常会碰到个别不愿搬迁的人，使整个计划不能落地。
迈克尔·赫勒举了个例子，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航空业取消管制，之后30年里，乘客周转量翻了三倍，机场数量本来也应该有所增多，但其实，全美国只增加了一个机场。因为修建新机场，必须取得这块土地上所有居民的同意，只要有一户人家不同意，机场就建不了。美国的制度下，因为居民有权影响社区规划，有时他们的土地在机场之外，也可以通过对社区规划的否决权影响机场的修建。
那如果把土地的所有权都拿到政府手里呢？政府又很容易滥用权力，造成强拆。
这样看来，土地完全由政府所有，或者人民所有，都不合适，出现了一个两难困境。
对此，西方很早就有人提出了解决思路，甚至比“反公地困局”的概念提出时间更早，这个思路就是“涨价归公”。简单来说，涨价归公指的就是土地由农用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上涨的价格部分归原来的农民，部分归政府。这就在“国家所有权至高无上”和“私有产权不可侵犯”这两个铁律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至今，各个思路对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南非、墨西哥等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在第三期讲述农村土地转为城市用地时，中国政府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思路大体相同。城市正常扩张时，这个问题就很重要，到了本期，回头处理城中村、城边村的问题，由于涉及的利益更大，各方之间的冲突也就更激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就变得更为重要。
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产权、税制、国情等都不一样，具体解决问题时，会出现很多特殊情况。
2、中国的钉子户问题，为何难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