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特务，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投毒、爆破、暗杀等反动活动。但今天我们讲的关于特务的历史故事可能与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原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包括科研技术人员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据统计大约有1000万。
对于这一部分人如何处理，毛主席以宽阔的心胸和气魄，果断决定：包起来！所谓包起来，就是这些人都要给出路，给饭吃。毛主席的这一决定，稳定了人心，也为新中国留住了人才。
但是，全部“包起来”也给特务分子趁机潜伏提供了便利。他们掩盖真实面目，有的伪装后向党组织靠拢，有的钻进机关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有的甚至还窃取了领导职位，占据要害部门。他们一旦有机会，就开始从事破坏活动。
据统计，1955年仅安徽一个省就发生各种特务破坏事件近400起，其中，发生在省直机关的有47起。特务组织的这种来自内部的破坏，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于是，各省都在开展针对潜伏特务的“肃反”行动。由于需要甄别的人员太多，专业的反特侦查队伍根本不够用，各省（市）的厅（局）就开始抽调下属机关部门可靠的主要领导，带领部分公安人员，成立专案小组，分头破案。
在安徽省文化厅，就有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
1957年3月，安徽省某文化单位职工许树（化名），迫于“肃反”的强大压力，在一次交心会上主动坦白说：“在上海解放前夕，我们有十几个人参加了‘救国军特遣支队'，司令赵如江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亲自派任。特遣支队的任务就是长期潜伏，伺机行动……”
“救国军特遣支队”，这番号名头一听就够吓人的。
安徽省公安厅和文化厅觉到问题严重，在研究案情后，马上成立了专案组，抽调安徽电影制片厂厂长王文锡任专案组组长，带人专门负责调查这个案件。
王文锡，17岁参军入伍。 1949年2月，18岁的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合肥，参加了渡江战役。4月23日南京解放后，他即以解放军首席代表的身份，接管了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
1958年负责拍摄《毛主席在安徽》时的王文锡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文锡被调到了合肥，奉命组建了安徽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
从王文锡的个人履历来看，他没有在隐蔽或者公安战线工作的经历，这给他后面的办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和他同行的还有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叫周爱义，周处长后来担任了安徽省武警总队总队长。
为了便于办案，安徽省公安厅专门为王文锡发放了警服、捜查证、逮捕证、持枪证和边防通行证。
上世纪50年代持枪证
上世纪50年代的持枪证
受领任务后，他们提审了特务许树。许树提供了两点有价值的情况：一是司令赵如江在上海；二是联络人姓邵，叫邵广（化名），住上海宝山路。
为了不打草惊蛇，王文锡他们决定先从外围调查入手。
两人于1957年4月初赶到上海，在上海市公安局，他们查阅了解放前至1957年3月期间与“赵如江”同名的所有户籍。
通过大量信息筛选，他们最终发现其中一个人很可疑，这个人曾三次搬家并改名换姓，最后下落不明。
王文锡他们怀疑此人已经出境。于是便前往当时唯一的出入境口岸——深圳去寻找线索。
4月19日,他们赶到深圳。
但是，在深圳花费了几天时间，翻阅了1949年至1957年4月的所有出境人员记录卡片，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建国初期的广州，国民党特务凭借这里进可入境大陆腹地，退可逃往香港的优越地理条件，把它当做特务机构的桥头堡。当然，这里也成了新中国反特战线的主阵地。
因此，建国初期广州市公安局连续数任主要领导都是公安部直接委派。这里自然对于隐蔽战线敌情的掌握也最为权威和全面。
正在王文锡他们的外围调查陷入僵局时，广州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对王文锡他们说：“现在敌情发生变化，你赶紧去中山五路文庵巷109号，有人等候你们，具体情况联系人会跟你们说。”
周爱义留在深圳继续查找线索。王文锡一个人赶到那位局领导所说的巷子，因为人生地不熟，他怎么也找不到109这个门牌号。
正当他着急为难时，一个年轻的女人来到他身边，问：“你是外地来的吧？”王文锡说：“是的，找亲友忘记了门牌号码。”
那女人抬头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说：“你看，这天快要下雨了，你一时也找不到，还是改天再来吧，你住在什么地方？”
“长堤。”
“哎呀，正巧我也去长堤，我有一把伞，一起走吧，万一下雨可以一起挡一下。”
就这样，这个年轻的女人一直陪着王文锡乘坐公交车到达长堤，又送他到住处——西壕饭店的门前。
第二天一早，王文锡又按照广州市公安局提供的线索，在文庵巷内二道门右侧找到了那个联系人。联系人招呼他就坐后，赶紧跟他介绍情况。
原来，广州市公安局经与在台湾的同志联系，已经证实了确实有一个“救国军特遣支队”潜伏在大陆，而且台湾方面已经察觉大陆公安在找寻他们。
于是台湾就派来了一男一女两人到大陆，计划后天到上海。台湾来人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个“特遣支队”，并给他们安排任务，如果执行得好，就继续保留；如果拒绝执行任务，就把他们设法处理掉。
联系人让他们赶紧赶回上海，与上海市公安局研究对策，一定要监视住台湾来人和要查的案件负责人。任务分工是，上海的“特遣支队”由王文锡他们负责，而台湾来的人则在完成任务出境时，由广东公安负责逮捕。
事态严重，王文锡叫上周爱义一起火速返回上海。
到上海后，两人刚刚把有关情况向上海市公安局领导介绍完毕，广州市公安局的密电就到了。
密电告知，台湾来人，男的四十多岁，黄皮鞋，戴眼镜，一件旅行包，一个小牛皮箱，箱内夹层里有一张出境证；女的30来岁，在上海的落脚点是陕南路。今天下午4时半，会有—老人和一小女孩在火车站出站口迎接他们。
当天下午，他们赶赴上海火车站外，躲在远处观察出站口。到了4点半，果然有广州密电中所说的一男一女从出站口出现，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上前迎接。这场景，看起来很像是一家人在车站团聚。
当年的上海火车站
当他们一行四人逐渐走近，王文锡看清年轻女人的容貌时，不禁大吃一惊。这女人竟然就是他在广州找人时，巷子里碰到又陪他到长堤西壕饭店的那个年轻女人。
原来，他在广州时就已经被台湾来的敌特盯上了，他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两人见此情况，心急如焚。为了和敌人抢时间，他们决定改外围调查为直接查访。两人做了分工，王文锡根据许树提供的第二条信息去宝山路，查访叫邵广的人；周爱义则去陕南路，盯住台湾来的两个人。
当王文锡来到宝山路时，一下子傻了眼：原来宝山路正在拓宽，道路两侧房子都被拆掉了，放眼望去一片废墟。
正当他边走边找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发现临街还有一户被拆了一半的住宅，户主为了能住就自己又搭建了另一半。很像现在不愿搬迁的“钉子户”。
看到还有个“钉子户”，王文锡赶紧走上前，向户主打听认不认识这条路上一个叫邵广的人。没想到户主说他就是。
王文锡应该没有做好一上来就直接面对邵广的思想准备。他赶紧说：自己和许树是同事，正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进修，来上海前老许说很久没见你了，想让我有空打听看望一下老朋友。我今天正准备去上海电影技术供应厂，正巧路过这里，就来看看……
邵广听后，热心地询问老许现在有几个孩子、妻子在哪工作？显然王文锡功课没有做好，他谎称许树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妻子在话剧团工作。
随后，邵广热情地留王文锡吃午饭，王文锡借口上影技术供应厂有人在等而谢绝了。
离开宝山路后，王文锡暗自得意，心想终于找到了线索。
但是，那个铁路局技术工人邵广，十分精明老练，从一开始就猜到王文锡是从哪里来，为何而来了。再加上他对许树情况询问时，对方基本没有答对，更加坚定了他的猜测。
王文锡误打误撞的这个“钉子户”，正是国民党“救国军特遣支队”联络站，而“邵广”也正是支队司令赵如江。
当天下午两点，王文锡心情轻松地去了上海铁路公安处。门卫一听说王文锡是安徽来的，急忙带着他去见处长。
处长一见王文锡就说：“哎呀，我的同志啊，你怎么去找老邵本人呢？你一走，他就到单位保卫处自首了。我到现在饭都没敢吃，一直坐在这里等你呢。”
说完就拉着他一起去赵如江所在单位——外滩华东工程公司，“特遣支队”司令赵如江就是那里的总工程师。
影视作品中的国民党特务
到了外滩华东工程公司，公司领导等保卫处、市铁路公安处的同志及王文锡都到齐后，把赵如江带来。
公司领导严肃地对赵如江说：“赵如江，你隐瞒了重大问题没向组织坦白交代。”
赵如江沉思片刻，镇静地说：“周恩来总理了解我。”在座的人一听都愣住了。
王文锡趁机低声跟公司领导说：“根据广州市公安局掌握的敌情，台湾特务机关已经派一男一女俩人到上海，专程找赵如江他们，给他们分派任务，如果不执行就要把他解决。现在赵如江已经自首，恐怕他的家人会有危险。”
公司领导思考片刻，对赵如江说：“目前你的处境比较危险，你暂时留在这里不要离开，你的家人安全我们会派人负责。”
华东工程公司马上派人到北京去外调，找周总理了解情况。外调人员在中南海见到周总理后，汇报了相关情况。
周总理说：“国共重庆谈判时，赵如江是国民党顾问团成员，对我们很不错，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情况，他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部长，没去台湾就很好嘛，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做贡献呐！”
外调人员将情况带回后，专案组又找赵如江做了进一步了解调查了解。
原来，在蒋介石撤退大陆前夕，曾动员大批国民党骨干分子到台湾，赵如江身为国民党高官，却不愿跟随蒋介石去台湾，寻找各种理由留在了大陆。
而国民党特务机关阴险毒辣，想借刀杀人，把不愿赴台的众多国民党高级官员、知识分子，都冠以反动政治身份，想借共产党之手除掉他们。
赵如江被委任为“救国军特遣支队”司令后，找了十几个志同道合且对新中国有好感的朋友，名义上以“特遣支队”活动，作为应付国民党的手段。
实际上，他们没有做过任何不利于人民的坏事，反而积极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尤其是赵如江作为公司总工程师，为华东地区工程建设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有周恩来总理的证明，又有赵如江等人的现实表现。专案组弄清了许树、赵如江等“特遣支队”人员的历史问题，排除了他们的特务嫌疑，也解除了他们沉重的思想负担。
台湾来的一男一女自然也逃不出广州公安的手掌心。
82岁高龄时的王文锡
王文锡等人尽管在调查这件事情时做得不够精细，但是他们实事求是，坚持不放过一个坏人，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没有在调查特务案件时搞“一刀切”，没有造成冤假错案，这是他们的历史贡献所在。
今天这篇关于特务的这段历史，是不是与众不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