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兼任外交部长，因为长期当“副手”，所以被一些人说成是“天生的辅助”，实际上，周总理的能力也不容小觑。
正如好多同志说的那样，毛泽东讲话势如破竹，讲大事，周恩来讲具体事，井井有条。如果毛泽东讲一通大原则，周恩来再讲大原则，恐怕工作就难进行了。
比如当年尼克松访华时，前前后后基本上都是周总理在忙前忙后，等到尼克松见毛主席，毛主席和他谈的就是哲学，如果周恩来也去讲哲学，那尼克松就要累死了。当然，一天两天还可以，常年累月，这非把周恩来变成一个“举轻若重”的领导人。
有人质疑周总理缺乏帅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自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起，周恩来便多次在战斗中展现出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能够冷静剖析双方军事态势，具备极为敏锐且精准的军事分析能力。
例如在武力讨蒋事宜上，他曾明确指出，从全局考量，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暴动之后已经犯下大错，若不继续前进，就会陷入彼进我退的境地，我方也将被动摇，政权领导权都将落入右派手中，这不仅会让左派灰心，更会导致整个革命彻底失败。
从这些事例足以证明，周恩来拥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这一点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
1932年9月，红军总政治部提出，要确保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在选拔军官时，必须大胆任用阶级意识强、政治立场坚定的人，这为军队干部队伍的选拔提供了正确依据。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央军事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等重要军事职务。
在此期间，他与其他军队领导人协同合作，指挥红军作战，领导红军建设，取得了一连串辉煌的战绩。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干部任命制度不断发展完善。长征途中，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作最后决策的负责人，在做决定时总是尊重并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从而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以切实指导中央红军的行动。
此后，党领导军队的中央领导机关逐步完善健全，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正式确立，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干部工作的重点是强化各级指挥班子的调整配备，大量提拔补充干部，坚持在战火中培养锻炼干部。
这一时期，我军根据战争形势持续调整和完善干部任命制度，在确立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针对干部的选拔、调配、鉴定等方面开展了诸多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比如实行民主推选干部制度，要求平时深入考察了解干部及积极分子，在进行群众性评比推荐时，领导机关必须耐心倾听群众意见，经评比推荐出的干部，需呈报相应机关批准委任后才生效。这一制度切实挖掘出了工农出身且受群众拥护的积极分子，弥补了领导挑选干部的局限性，也使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更加紧密。
在解放战争中，周恩来始终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为我军干部任命制度的发展付出诸多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仍以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直至1952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他提议，由彭德怀接替其主持中央军委常务工作，他此前担任的兵工委员会主任一职也由彭德怀接任。
此后，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直心系部队建设，领导着国防部的工作，在人民军队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至于周恩来是否有权力调动军队，实际上，有权调动军队的是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调动军队并非某位领导人的个人权力，而是党和人民赋予军事领导机构的权力，行使这一权力必须遵循和服从党的决策机制与组织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