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的内政、外交政策，其在推进俄乌和谈、挥舞关税大棒方面表现尤为积极，然而2月28日，其与泽连斯基在白宫的争吵让世界看到，特朗普在解决俄乌冲突上缺乏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也让具有避险属性的黄金持续高位震荡。在关税问题上，特朗普更是朝令夕改，让市场无所适从，美股因其政策不确定性也迎来了连日来的大幅调整，三大指数已经接近特朗普上任前的水平，这也引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
特朗普的一系列新政，到底会给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14期《钛媒体财经风云对话》，主持人钛媒体副总编辑胡润峰，特邀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华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瑜，共同探讨特朗普就任以来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重要观点：
l 对于俄乌和谈的难点，丁一凡表示，尽管特朗普希望结束战争以减少美国财政支出，但乌克兰在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和自身资源短缺的困境下，仍坚持要求收回失地，且欧洲对乌援助态度坚决，使得双方难以就战争结局达成共识，导致和谈难以推进；张瑜表示，市场对俄乌冲突缓和的过度乐观预期需要修正，因为冲突解决进程可能不如预期顺利，谈判反复或军事升级将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此前基于缓和预期的交易面临调整风险。
l 针对特朗普“亲俄”行为，丁一凡表示，特朗普试图以商业谈判逻辑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利益来促成俄乌停火，但这种策略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和俄乌冲突的复杂性；张瑜表示，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特朗普亲俄可能对中国起到“遏制”作用，特朗普的政治轨迹反映出欧洲地位相对下降，而中欧在资源和市场上的互补性使其成为潜在的合作伙伴，未来中欧投资协定的进展有望为金融市场带来确定性。
l 对于特朗普能从俄乌和谈中攫取的利益，丁一凡表示，特朗普试图通过终止俄乌冲突止住美国的财政“流血”，并计划以乌克兰的稀土资源偿还美国援助，但面临技术、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等多重挑战，最终因各方利益难以协调而未能达成协议；张瑜表示，欧洲股市因乌克兰重建和军备提升预期呈现技术性牛市，但俄乌冲突的不确定性给市场带来潜在扰动。
l 对于结束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丁一凡表示，尽管美国部分战略家有阻断中俄关系的意图，但要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极为困难，俄罗斯在多次受骗后，对西方的信任已降至冰点，这使得美国的企图难以实现；张瑜表示，美俄关系因俄乌冲突陷入困境，全球秩序处于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未立的过渡期，美国的战略调整导致全球不稳定因素增加，金融市场中黄金价格的上涨反映出市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担忧。
l 针对特朗普关税战的“无差别攻击”，丁一凡表示，特朗普通过激进的关税政策试图推动美国再工业化，但这种策略忽视了全球经济的深度融合，可能削弱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引发通货膨胀，并对美国经济复苏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张瑜表示，中美关税调整将显著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可能导致中国对美出口减少约2,000亿美元，需通过内需或新兴市场弥补缺口，关税政策对美通胀影响也是有限的。
商人思维下的俄乌和谈，缩减财政支出和攫取稀土资源是主要目的
胡润峰：俄乌战事打满整三年，激战还在继续，停战前景仍是一团迷雾。您认为俄乌和谈的难点在哪？特朗普目前的政策是否能够有效突破这些难点，进而达成俄乌和谈？
丁一凡：特朗普试图为俄乌战争画上句号，这一行为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特朗普意识到俄乌战争对美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财政黑洞，美国财政预算不断增加，尤其是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用于支付债务利息的开支已超过军费开支，财政压力巨大，难以承受战争的持续消耗。因此，特朗普希望通过停止俄乌战争，减少美国在其中的财政支出。
从国内政策来看，特朗普还试图通过让马斯克审查各部委，削减政府预算，以降低开支。马斯克声称可以削减至少2万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尽管这一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以及对政府效率的影响仍有待观察，但其与特朗普减少开支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特朗普还与美联储官员沟通，希望下调利率，以进一步减少国债利息支出。
然而，要将特朗普的这一想法付诸实践并非易事，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三年，双方仍在相互支持，欧洲也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泽连斯基也表示要收回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甚至计划深入俄罗斯领土作战，以争取领土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就战争的结局达成共识。
对于特朗普表示要干预此事，俄罗斯和乌克兰似乎都不太认同，战争仍是在持续的。从长远来看，战争对乌克兰越来越不利，因为俄罗斯是一个韧性极强的国家，历史上多次在战争中凭借其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人力资源最终取得胜利。目前，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已经启动，能够每天为前线提供数万发炮弹，而乌克兰则完全依赖欧洲和美国的军火供应，但欧洲和美国在军火制造方面已经捉襟见肘，无法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在前线，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炮弹供应比例可能已超过10:1，这对乌克兰极为不利。如果美国中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将面临更大的困境。然而，乌克兰领导人目前仍坚持不松口，认为战争不能在对俄罗斯有利的情况下结束。欧洲则表示，即使美国停止援助，他们仍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乌克兰一些信心。但总体而言，战争持续下去对乌克兰极为不利，特朗普即使宣称要结束战争，真正落实也面临诸多困难。
张瑜：从金融市场定价的角度来看，今年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呈现出明显的交易趋势，欧洲股票市场表现活跃，美元则有所走弱，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对俄乌冲突缓和的预期。在过去两个月中，市场交易频繁，黄金价格在创新高后进入高位盘整阶段，这都表明投资者在交易中对冲突缓和的预期已经提前反映。
然而，如果俄乌冲突的解决进程并不如市场预期的那样快速，甚至在谈判过程中出现反复或再度引发军事升级，那么金融市场将面临风险。从历史经验来看，冲突双方在谈判最为激烈时，往往也是军事行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因为双方都在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可能会出现调整，此前因预期冲突缓和而进行的大幅交易，如黄金价格下跌、股票价格上涨等，可能会在未来一两个月内受到扰动。因此，目前市场对俄乌冲突缓和的过度乐观预期需要修正。
丁一凡：张老师的观点非常有趣，在冲突的“打打停停”过程中，往往会暂时出现缓和的迹象。然而，在谈判期间，双方都希望占据更有利的地位，提出更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才能在谈判桌上更有底气。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志愿军与美军在谈判期间多次出现类似现象。双方在谈判桌上僵持不下时，往往会通过军事行动来争取更有利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在迫使美国签署停战协议的关键战役——金城战役中，志愿军经历了艰苦的战斗。从战场角度来看，这是一次战争的升级，但正是通过这种军事优势，才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签字，这种现象在未来俄乌冲突中也可能会出现。
胡润峰：近期特朗普的一系列举动让国际上认为，特朗普是亲俄的，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亲俄”的说法？他是真的亲俄还是故意表现出亲俄？
丁一凡；近日，美国国会中出现了一段引人关注的对话，一位民主党议员在质询时任美国下议院议长，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特朗普是否是俄罗斯的间谍？”这一问题令议长陷入尴尬境地，他只能回应称：“特朗普是美国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他与俄罗斯并无关联。”
特朗普作为民选总统，这种无端指责缺乏合理依据，然而，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他或许天真地认为，对俄罗斯表现出更多友好姿态，将更有可能促成停火谈判。毕竟，乌克兰在军事后勤方面高度依赖美国的支持。如果美国切断对乌克兰关键资源供应，乌克兰将难以继续维持战争。因此，从泽连斯基的立场出发，特朗普的说服工作相对容易，但要让俄罗斯接受停火条件，若不给予俄罗斯一定的利益，显然难度较大。
特朗普作为一位商人，他的思维方式往往带有商业谈判的逻辑，在商业领域，通过向对方展示善意并给予一定好处，往往能够换取对方的积极回应，从而达成协议。特朗普可能正是基于这种逻辑，认为通过向俄罗斯提供一些利益，俄罗斯会顺着他的思路，最终达成停战协议。这种策略在过往也有迹可循。例如，他曾试图以类似的方式与朝鲜领导人进行沟通，通过伸出“橄榄枝”换取对方对美国关切的回应。综上所述，特朗普的这种做法或许更多地是基于他作为商人的谈判经验，试图将商业逻辑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以期打破俄乌冲突的僵局。
张瑜：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特朗普多年来的政治轨迹似乎反映出一种欧洲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这或许与他务实的出身背景有关。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点进行分析：
首先，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并且在地缘政治上可能与中国形成一定的遏制效应。欧洲本身拥有庞大的统一市场，这仍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经济区域。然而，欧洲在前沿科技领域逐渐被中美两国超越，差距正在逐步拉大。
其次，欧洲在资源上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尤其是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较高，这使得其在国际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对中国而言，欧洲却是一个契合度较高的合作伙伴。中国需要广阔的市场，而欧洲拥有庞大的需求市场，这种互补性在当前的国际变局中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分析，个人对中欧投资协定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此前，该协定在特朗普上一任期中曾接近达成，但最终未能落地。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欧投资协定若能取得新的进展，无疑将为金融市场带来一定的确定性，这或许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为我们提供一些积极的信号。
胡润峰：美国通过将乌克兰停火与其资源开发权挂钩，并通过施压欧洲承担重建费用，将传统的地缘政治博弈转化为经济掠夺，您认为如果要实现俄乌停火，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分别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特朗普又能从中攫取什么样的利益？
丁一凡：特朗普作为一位商人出身的总统，其立场和决策充分体现了其务实和经济利益导向的特点。他急于终止俄乌冲突的核心原因在于止住美国的财政“流血”，尽管乌克兰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但对美国而言，战争导致的财政支出如同“失血”一般，这种财政负担是特朗普无法忽视的，因此，他希望通过停止冲突来止住这种财政上的“流血”。
此外，特朗普在向乌克兰提供军火和援助时，并非单纯地进行无偿援助，而是采用了类似二战时期“租借法案”（Lend-Lease）的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并非免费，而是以贷款的形式提供，乌克兰未来需要偿还。然而，乌克兰在战争中已经遭受重创，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能力偿还这些债务，因此，美国提出了以乌克兰的资源作为偿还方式的想法。
乌克兰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这正是美国所急需的，过去，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稀土元素，这些元素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和军事工业的重要原材料。然而，在中美贸易战期间，中国采取反制措施，限制了部分稀土元素对美国的出口，导致美国产业链出现中断。因此美国人一直想找到替代中国的方法。例如，美国的F-35战斗机因缺乏从中国进口的稀有金属而被迫停产，这使得美国迫切需要寻找替代资源，而乌克兰的稀土矿成为了美国的目标之一。
然而，开发乌克兰的稀土资源面临着诸多困难。首先，乌克兰缺乏开发稀土矿所需的人力和技术能力。即使拥有稀土矿，提炼其中的稀有元素需要大量的投资、技术和时间。其次，乌克兰的稀土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这些地区要么处于战争状态，要么已被俄罗斯军队控制，这使得开发这些资源变得极为复杂。
在特朗普与泽连斯基就稀土开发问题进行谈判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突然表态称，俄罗斯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并欢迎美国前来开发，这一表态实际上暗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实际控制权。普京的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使得美国在开发乌克兰稀土资源的问题上面临更大的挑战。
此外，泽连斯基提出，如果美国希望开发乌克兰的稀土资源，乌克兰需要美国提供军事安全保障。然而，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要求，他明确表示，美国不能被卷入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冲突中。特朗普的这一立场表明，他不愿意因乌克兰问题而与俄罗斯直接对抗，从而避免美国陷入更大的战争风险。
综上，围绕俄乌冲突中的资源开发问题，各方利益交织，局势复杂，美国试图通过开发乌克兰的稀土资源来弥补其财政支出和资源需求，但面临着技术、地缘政治和军事安全等多方面的挑战。最终，由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相关协议未能达成，这一问题也进一步凸显了俄乌冲突背后的复杂国际关系和利益博弈。
张瑜：近期，乌克兰重建主题在欧洲市场引发了广泛关注，欧洲股市自年初以来表现强劲，呈现出技术性牛市的特征。数据显示，欧洲股指今年以来涨幅已超过20%，其中银行股、白银金属、军备以及建材等上游行业表现尤为突出，这些板块的上涨主要得益于欧洲银行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市场对乌克兰重建和欧洲军备提升的预期。
此前，市场普遍预期俄乌冲突将很快进入和谈阶段，从而推动相关板块上涨。然而，从当前形势来看，俄乌冲突的走向仍存在不确定性。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导致和谈窗口推迟，那么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复杂，尽管如此，欧洲军备提升的逻辑依然成立。从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国际场合来看，欧洲加强军备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相关企业如莱茵金属等表现强劲，无论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如何，欧洲军备行业的增长预期依然明确，重建方面则可能迎来一些扰动。
相比之下，中国A股市场今年以来的主线更为清晰，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科技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不仅是中国内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点，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形成竞争态势。从市场表现来看，相关板块在端侧和应用端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对于乌克兰重建主题，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充分发酵。一方面，能够与该主题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标的较少；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并非当前中国内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主线。因此，尽管欧洲市场对乌克兰重建主题表现出浓厚兴趣，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这一主题尚未成为主流投资方向。
俄罗斯对欧美缺乏信任，全球秩序混沌期
胡润峰：结束俄乌冲突对中国可能产生哪些影响？特朗普是否会腾出手来对付中国？特朗普可能从哪些方面针对中国，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丁一凡：特朗普向俄罗斯伸出橄榄枝，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共和党内部部分战略学家的意愿，他们认为，美国当年将俄罗斯推向中国是一个错误，如果能够阻断俄罗斯与中国日益紧密的联系，不仅能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也能削弱俄罗斯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向俄罗斯示好，试图拉拢俄罗斯，似乎是美国部分战略家的内心想法。然而，中国有句俗语：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单方面的意愿能否转化为现实，还取决于俄罗斯是否愿意接受，如果俄罗斯不愿意配合，那么美国的这一企图只能是“一厢情愿”。
近期，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员在三亚与中国进行了对话，从对话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对美国的这一意图并不看好。首先，俄罗斯对特朗普的可靠性存疑，特朗普行事风格多变，缺乏稳定性，这使得俄罗斯对其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即便特朗普表示希望改善美俄关系，但能否真正执行到底仍不确定。此外，特朗普在国内的执行力也受到质疑，因为改善美俄关系并非总统一人可以决定。美国的外交政策涉及学界、政界和外交团队的广泛参与，而这些领域深受冷战时期“克里姆林宫情结”的影响，因此，要彻底改变美国对俄罗斯的看法和政策并非易事。
俄罗斯对此心知肚明，俄罗斯曾多次尝试融入西方世界，但每次都遭到西方的拒绝。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再到普京执政初期，俄罗斯都曾试图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最终都被西方无情地推开，西方也曾对俄罗斯做出诸多承诺，但无一兑现，因此俄罗斯对西方的不信任由此而生。俄罗斯指出，西方在诸多协议中均未遵守承诺，如明斯克协议和伊核协议等，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质疑特朗普伸出的橄榄枝是否可信，即使与美国签署协议，也难以相信其能够真正落实。
张瑜：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两点判断：首先，美俄关系在特朗普第二届任期内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中，美俄关系曾一度有所缓和，但俄乌冲突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一态势，冲突之后，美俄关系的修复似乎已陷入不可逆的困境，两国政府间关系的改善空间极为有限，难以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
其次，从国际秩序的角度来看，即便对于非国际政治学专业人士而言，也能明显感受到当前全球主要战略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严重不足，全球秩序正处于重构之中，但新秩序的形态尚不清晰，仍处于旧秩序瓦解与新秩序尚未确立的过渡期。在此背景下，美国在全球事务中正在进行重大战略调整：一方面，美国在部分领域实施战略收缩；另一方面，又将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尤其是针对中国。这种调整导致全球话语体系的撕裂、全球秩序的空心化、全球经济的疲软化以及全球军事的动荡化，使得全球秩序的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很难对未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清晰且准确的判断。
这种不确定性也反映在金融市场上。黄金价格的持续创新高，从侧面反映了市场参与者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迷茫与担忧。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国际秩序清晰稳定时，黄金作为避险资产的需求通常会减弱，投资者更倾向于拥抱主导国家的法定货币。然而，当前黄金价格的上涨表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市场对未来缺乏明确的信心。
胡润峰：我记得去年您发出过“黄金牛市十年”的趋势性判断，那是否意味着您认为这十年左右的时间全球不会太平稳？
张瑜：关于当前全球局势与黄金投资的思考，当前全球局势的动荡与不确定性，让我联想到刘慈欣在《三体》中提到的“乱纪元”概念，与“恒纪元”的稳定和可预测性不同，乱纪元的特征是秩序动荡、局势难以预测、未来能见度极低。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处于这种乱纪元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取向尤为值得关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以能源和军火为主，其资源禀赋决定了其在全球动荡中可能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历史上，俄罗斯从未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大国，但其外交政策却具有典型的大国特征，呈现出“小经济、大外交”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得俄罗斯在当前全球局势中更倾向于利用阵营的反复切割来最大化自身利益，而非与任何一方形成坚不可摧的战略绑定。因此，期望俄罗斯在当前局势下与某一方保持绝对稳定的关系似乎并不现实。
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从历史经验来看，黄金价格的大幅上涨往往与全球秩序的重构期密切相关。例如，在1785年至1800年期间，随着英镑崛起为全球第一储备货币，同时煤炭成为重要的能源资源，黄金价格在这一时期上涨了12倍。另一个例子是1925年至1940年期间，英镑与美元之间的储备货币地位转移，黄金价格在此期间上涨了约6倍。这些历史案例表明，黄金价格的大幅波动往往与全球秩序的动荡和重构密切相关。
从时间周期来看，这种秩序重构期大约每60年左右出现一次，每次持续约15年。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类似的历史节点，全球秩序的重构似乎正在加速推进。因此，从主观判断来看，未来十年内黄金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概率较高。即便黄金并非唯一的选择，但从长期持有角度来看，黄金仍然是一个不错的资产类别。历史数据显示，黄金的收益率虽然以脉冲形式实现，即在较长时间内可能保持相对稳定，但在特定时期会出现大幅上涨，并且从长期来看，其表现仍然值得期待。因此，如果判断未来十年是黄金价格大幅上涨的高概率时期，那么从金融投资的角度来看，其预期收益率也将相应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应适当增加对黄金的配置，重视其带来的投资机会。
关税对国内通胀影响有限，可能会抬升美国长期通胀中枢
胡润峰：除了俄乌冲突，特朗普新政的另外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点就是关税战，除了对中国加收关税之外，他对于盟友加拿大、墨西哥、欧洲也全面开火，这是什么原因呢？
丁一凡：特朗普在关税问题上的行为表现出一种激进的策略。他不仅对中国这位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发动了全面关税战，还将关税政策扩展到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包括欧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等，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极为罕见，其背后是特朗普对美国历史经验的借鉴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独特理解。
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历史上通过发展工业成为全球强国，而自由贸易政策削弱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因此，他主张通过高关税政策推动美国再工业化，恢复美国的经济辉煌。他声称，美国对多国存在贸易逆差，是因为其他国家利用美国市场获利，而美国却未能从中获得相应利益，因此，他希望通过关税手段迫使外国企业改变对美出口策略，转而到美国投资建厂，从而绕开关税壁垒并享受美国的减税政策。这种策略在他看来，不仅能利用外国企业的力量推动美国再工业化，还能通过投资带动美国经济的复苏。
然而，这种策略存在明显的弱点。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不同，今天的全球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中美贸易为例，双边贸易中约60%至70%是中间产品贸易，而非最终产品贸易，这意味着，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不仅会提高美国消费品的价格，还会大幅推高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这种成本上升最终会削弱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对美国的再工业化努力产生反作用。
此外，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由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零部件价格上升，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最终产品价格也随之上涨。这不仅影响美国国内市场的消费，还会削弱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事实上，早在第一轮关税战期间，已经有许多美国制造业企业因成本上升而倒闭，例如，一家专门组装电视机的美国企业，其所有电子元器件均从中国进口，关税加征后，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最终产品无法与从韩国、日本或中国进口的成品电视机竞争，导致企业破产。
如果美国继续对中国产品全面加征关税，将进一步打击美国下游制造业，对美国再工业化的努力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尽管如此，特朗普可能会坚持这一策略，因为他对关税政策的执念极深，认为这是实现美国经济复苏的关键手段。然而，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不仅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还可能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张瑜：近期，我们对中美关税问题进行了定量研究，分析了关税调整对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优势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宏观经济波动。第一，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调整，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面临显著变化，我们通过HS十位编码对中美贸易商品进行分类分析，发现中国出口商品中约80%在加征关税前仍具有价格优势，这些商品即使加上美国征收的关税，其价格仍低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同类商品，其中，高新技术机电产品等领域的竞争力尤为突出。
然而，如果美国将关税从提高10%，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将大幅削弱，中国具有价格优势的商品占比将从80%降至40%；若关税进一步提高至60%，这一比例将降至约13.5%，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冲击。
第二，从历史经验来看，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初期，美国曾出现“抢进口”现象，但随后中国在美国进口结构中的占比逐渐下降。若关税提高至60%，这一趋势将加速，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对美出口规模可能减少约2,000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计算，这一缺口相当于人民币约1.4万亿元。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外需的减少需要通过内需或其他外部市场来弥补，如果以东盟、俄罗斯、非洲、中亚等新兴市场作为替代，将有助于缓解外需压力。但如果仅依靠内需对冲，财政政策需要发挥更大作用。根据当前财政支出带动投资和消费的倍数（1.5至2倍），弥补2,000亿美元的外需缺口需要约1.5万亿至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持，这意味着财政资金需增加约7,000亿至8,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形势恶化，未来一年内可能需要通过增发国债或特别国债等方式来平抑经济波动。
从通胀角度来看，关税调整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有限，当前国内物价波动主要受内因驱动，而非外需冲击。对于美国而言，尽管关税调整可能对通胀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影响幅度远低于市场预期。根据当前数据，美国核心通胀率已超过3%，超核心通胀率接近4%，整体通胀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关税调整对美国通胀的影响可能仅在0.3至0.4个百分点之间。美国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已达到96%，远高于中国的63%至64%，这意味着美国通胀的大部分压力来自国内服务业等不可贸易部门，因此，关税调整对美国通胀的短期影响相对有限，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导致通胀中枢的缓慢上升。
胡润峰：从第一任特朗普到上一任的拜登都叫嚣要对中国脱钩断链，这一度让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得比较恶劣，但现在特朗普的第二任职期间四面树敌，反而使欧洲一些国家，包括传统上美国的盟友都和美国的关系较差，那么这样对改善中国的国际经贸的环境会不会有帮助？
丁一凡：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外部压力，但这种压力并不一定导致中欧关系的显著改善。以中欧关系为例，近年来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诸多波折，其复杂性远超简单的“美国因素”影响。中欧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搁置，该协定原本旨在深化中欧之间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为双方的投资和贸易提供更广阔的空间。然而，由于双方在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中欧之间爆发了一场舆论战，最终导致欧洲议会搁置了该协定，未予批准，这一事件对中欧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近期，随着特朗普政府威胁对欧洲大幅提高关税并制裁欧洲国家，欧洲内部开始出现反思的声音，一些欧洲政治人物，包括当年积极推动搁置中欧投资协定的德国议员，开始反思其立场，认为当年的决策可能过于激进。这种反思表明，欧洲部分人士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国的政策导向以及在对华关系上采取的强硬立场可能并不符合欧洲自身的长远利益。
此外，欧洲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变化，她曾积极推动对中国电动车出口欧洲征收高额关税，但近期表示愿意就相关税率和配额问题进行谈判。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出欧洲在面对美国关税威胁时的经济困境，以及对中欧贸易关系的重新评估。
尽管欧洲内部出现了缓和对华关系的迹象，但欧洲对华政策的调整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欧洲部分政治家将中国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是俄乌冲突持续的重要因素。这种观点不仅低估了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也高估了中国对俄罗斯的实际支持。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欧洲在舆论上对中国进行不实指责，使得欧洲政治家在调整对华政策时面临较大的舆论压力。
另一方面，欧洲经济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其自身并非一个完全自主的经济体。因此，欧洲在面对美国的贸易制裁时，需要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然而，只要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仍将把中国划为俄罗斯阵营，把中国当作“替罪羊”，这种认知将严重影响中欧关系的改善和经济合作的推进。（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李婧滢，编辑｜刘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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