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北京大学新闻网）
君非山林中人
文 | 张轲风
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1期
郑天挺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卓越的历史学家，令人遗憾的是，他留给世人的著述甚少，收录二十余篇论文的《清史探微》成了他一生史学成就的代表作。他原本可以著作等身，但在最宝贵的学术阶段，担任北大秘书长十八年，西南联大总务长六年，北大文科所副所长若干年，一身兼三“长”，大部分时间纠缠在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中。尽管他厌烦行政俗务，有专注学术的强烈愿望，但又始终放不下内心的济世之念，更走不出师恩的羁绊。人常言性格决定命运，斯之谓也。
01
摆不脱的行政俗务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四日，对郑天挺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一天。靛花巷三号房东来，要求增加两万元房租，否则北大同仁即日内全部搬迁，“其势汹汹，非使我辈屈服不可”。接着文林街二十号房东又来，也嚷着涨房租。他的心情差到极点，在日记里抱怨说：“今日几完全为房东所苦，何其不幸！何其不讲理！”至深夜仍心绪难平，焦躁不安。接下来四五日，他都在与各处房东周旋谈判。日记里充斥着“太无聊、太苦闷”“闷甚！”“呜呼！不忍更思之矣！”等烦躁字样（《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不善言利的读书人来说，这是何其煎熬的一种痛苦。
郑天挺对行政的反感，是从一九三七年初妻子周俽病逝后开始的。他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的日记里写道：“余少时虽尝有志事功而不愿一离简册，自稚眉夫人（周俽）之逝，益思以学问自见。事与愿违，久羁俗绁，长此蹉跎，更何以传绝学、立修名哉！”妻子病逝前，他已做了近四年的北大秘书长，是负责全校行政总务的“大管家”。随后七七事变爆发，他在“全校负责人均逃”情况下独撑危局，组织学校南迁，甚而为此遭到日方通缉。一九三八年，北大迁入昆明，文学院暂处蒙自，他半年内往返于滇越铁路九次，备尝行政带来的苦累、颠沛和烦闷，身心的疲惫感也随之而来，“有志事功”与“不离简册”的天平日益向后者倾斜，“以学问自见”成了他最大的追求。
然而，他的人生方向似乎脱离了个人的掌控。一九三九年，北大重建文科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常年在四川，郑天挺又被选中，成了文科所的“常务”副所长，日常大小事务“都由郑先生操心经管”（任继愈语）。一九四〇年，郑天挺又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维持学校一切庶务，直至联大解散。其间，南开张伯苓、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三校长大多待在重庆，甚少过问校内事务，“具体行政工作的重担全落在郑天挺先生身上”（罗泽珣语）。好友罗常培坚决反对他承担这个苦差事，曾劝诫他：“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尽管他心许“此语最诱人”（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日记），最终还是没能顶住压力。就在任职的前夜，罗、郑二人相约观看滇剧，罗常培对他意味深长地说：“今后恐无此余暇也。”（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日记）
1938年西南联大历史学系师生合影（北京大学新闻网）
此后的郑天挺，既做北大“管家”，又当联大“掌柜”，成了西南联大里最忙碌、最辛苦的人。每日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行政俗务：从学校搬迁和人员安置，到校舍选址、办公用房租赁和后勤日常维护管理；从办学经费筹措和分配，到教职工薪资和学生津贴发放；从教职工人事变动到学生管理；从行政里的“文山会海”到事务性的交流磋商；甚至校内师生、校外家属各类鸡毛蒜皮的矛盾纠纷，可谓千头万绪，纷乱如麻。
长期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令他劳顿不堪，情绪起伏、多梦失眠、焦躁烦闷成了他的生活常态。他曾检讨自己：“近日颇易发怒，下午在校为体育组房屋又盛怒，惟随即猛省，强自遏制。身体不舒欤？心境不泰欤？睡眠不足欤？必有一于此也，戒之慎之。”（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二日日记）一九四二年底，郑天挺因积劳和忧思生了一场大病，断断续续发热，严重时几不能下床，甚至有了大限将至的不祥预感，两个多月才逐渐缓过来。其后，郑天挺仍长期处于晚睡失眠、精神抑郁、消瘦憔悴的亚健康状态。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日的日记写道：“余亦自觉近日精神不佳，晚就枕不能即入梦，往往至两小时，白日不胜其疲，午睡不胜其酣，醒来仍不解乏，右上齿全数摇动，人亦瘦矣。病耶？累耶？抑老耶？”任职联大总务长期间，郑天挺多次提出辞职，内心憧憬着“脱离苦海或有期矣”，但都在梅贻琦等人的安抚和拖延下未能如愿。
02
甩不开的学术焦虑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日晚，郑天挺“思及三十年来百无一成”，枕上得一绝句：“读书学剑两无成，浪得浮生才士名。四十已来应不惑，好从中道觅中行。”这是一首带有自我剖析味道的自镜诗，“学剑”喻指从事行政，面对学术与行政冲突下的“两无成”，他赧然自惭。而“好从中道觅中行”一句是这首诗的精髓，郑天挺这辈子都在实践“中道而行”，他的精神世界，兼具传统儒家的价值取向和新文化生态的思想激荡，颇有“中体西用”的意思，为人行事介于新旧之间，能够联络新旧两派；治学取径则在中西两端，力求博约结合、中西融通。更应注意的是，郑天挺一直游走在学术与行政、立言与事功的夹缝之“中”，试图在“有志事功”与“不离简册”之间找到两无偏废的平衡。
然而，这谈何容易！郑天挺的史学，一在探微，二在贯通。探微者，即从小切口入手探索历史之幽微，发明其深意；贯通者，则强调纵贯历史问题，追求历史的内在联系，从整体得出结论。若想结合二者，就要兼顾史学的广度与深度，这显然又是一次耗时费力、荆棘遍布的“中道”之行，倘无充分连贯的学术时间做保障，是很难实现的。郑天挺曾提出：巴图鲁勇号“清字、汉字无轩轾，后人强分上下”，但“恐有例外”，整日翻读《清史稿》二十九卷，获得例证一五七条，才敢确信自己的观点“不谬于实”。他接着写道：“此类愚拙工夫，今人绝不肯作，即作亦不自作，而以命助手，不知其不可信赖也。”（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日记）无奈的是，身兼三“长”的郑天挺，最缺的就是时间和精力，在他身上，学术与行政扭成一个死结，很难解开。
行政事务把郑天挺的学术时间撕成了碎片。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三日，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就行政职务，读书甚少。此虽昔所料及而不意少至此也。家书友书亦久不作，谁之过欤？自讼无及矣。”二十八日记：“一周来日日有会，几于一字未读矣。”八月十二日又记：“一日遑遑，席不暇暖，均为校舍事也。”十三日，他终得数日来的“半日闲”，除了写信、记日记、出试卷，根本无暇阅读和写作，接下来“研究考试又逼来矣”。二十八日又记：“今日自晨至暮竟无暇晷，俗务累人如此。”学术与行政无法调和的焦虑跃然纸上。
各类繁杂琐事以及时间的碎片化，让郑天挺的大脑不断切换频道，如同拼贴画那般杂乱无章。即便有零星空隙，大脑反而陷入空白，很难专注于学术。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七日记：“不作札记者将一月矣，终日遑遑，不知所作何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记：“连日大忙，忽得一日清闲，不知所以遣之。”在被撕裂的时间里，人皆会如此茫然无措，时间久了，身处此种苦痛之中的人，专注力就会丧失殆尽，学术热情也会随之消磨。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下午，他回到宿舍，“心觉其早，意甚快，以为可作些事，结果一无所作”。恰好两名学生来访，希望他能指导论文，郑天挺自惭“无读书馀晷”，不愿“以自误者误人”，故而“无情”拒绝了学生的请求。此种心理，恐怕只有久为杂事所累的学者才能真切体会。
郑天挺的研究卡片（北京大学新闻网）
正因为此，郑天挺的学术产出异常缓慢，思绪时断时续，很难连贯。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他着手撰写《清史满语简释》一文，至九月八日尚未完成。此日上午与人商谈校事，“竟未写成百字”；下午则前往兴文银行、富滇银行筹措经费，“然而一日毕矣”。十二日又记“一月以来，仅成十一条，七千言，而诸事俱废”，只好忍痛暂时放下作文之念。一九四四年三月二日记：“余每日所能成者不过二三行，此固由考证之文难作；而杂事太多，不容静坐构思，尤其最大原因也。”七月一日，他尝试修改搁置已久的《清初礼俗讲稿》一文，发现“事隔年余，当时情趣几于全忘，又别有益，改等于重作矣”。
郑天挺尝言“事愈乱而意愈定，人愈忙而心愈闲”，这是就行政事务而言，在这方面，他确实有“指挥若定”“举重若轻”的能力，但架不住行政与学术的两面夹击。一旦行政繁杂无宁日的焦虑袭来，他那炽热的学术心即惶惶不可安顿，只能日日熬夜以弥补被挤占的时间。任继愈回忆：在昆明靛花巷居住的北大教师当中，每天凌晨才要熄灯的，除了汤用彤，就是郑天挺。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晚，日机空袭导致宿舍断电，他早早躺下，久不成寐，蓦然想起昔年在蒙自之时，“煤油灯一盏，往往读至深夜”，而今却以为“无电灯不能读书”，自恨这是“自弃之遁词”，于是“奋然而起，挑灯复读，及倦乃寝”。此外，散步、通勤等零星时间都成了郑天挺学术构思的黄金时刻。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记：“余杂事太多，几于无暇。构思惟独步孤行，长有所得。前以干训团演讲内容之分配，亦于单独散步时得之。”他曾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清史探微》序文中说：“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时日机频繁空袭，警报一来，昆明人往往疏散至郊外荒野沟壑之间。“跑警报”也成了他“研思”学术的日常。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三日，郑天挺来到昆明北郊的宝台山上，这里原本是“中研院”史语所的所在地，其时则是北大文科所驻地。他实在羡慕这“山上静极，夜中几不闻声响”的读书佳境，在日记里由衷感慨道：“余惜为才名所误，日牵俗务，否则上山与诸公共读，所进所得必不限于此也。”无奈，如此安逸的山居静读时光，他一生仅得数十日矣。
03
放不下的济世情怀
事实上，郑天挺从来不是逃隐避世、专意治学的“鸵鸟”学者，他始终保有“平生以天下自任”的事功理想和济世情怀。他对国家命运、社会时势甚少有悲观消极之论，推崇的是激扬正气的匡济天下之术，恨不能包办立德、立功、立言三件大事。在山河破碎的离乱时局里，其用世之心表现得格外强烈，时常让他跃跃欲试。他曾写下这样的话：
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日记）
平生以天下自任，当此多难之会，进不能运筹帷幄，效命疆场；退不能抚缉百姓，储备军实。而乃烟瘴万里，纪雾晓征，外蒙却懦，内负胸臆，果何为哉？虽曰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以为悠远之图，此宿师大儒之事，又岂区区所可僭越者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
郑天挺是传统儒家塑造出来的那种笃诚君子，其精神以传统理学为内核，“修齐治平”构成了他人生价值进阶的理想图景。修身一以忠恕为本，郑天挺恰恰有一颗推己及人的忠恕之心，对他人总能生发出“同情之了解”，从而站在双方视角考虑问题。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他一早去校图书馆，才发现本周因清理图书而闭馆，尽管白跑一趟，但并不怨天尤人，他在日记里写道：“天下事不主持者不知其困难，不深入者不周知其内容，此类是也。因一己之怅惘，进而责难之，攻击之，大不可也。”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记：“大抵学校教授知行政困难者少，其所批评不免过高过苛，时间稍久，自能相谅。”忠恕之道可谓是郑天挺拥有的“大智慧”，这让他更有容人之量和更超然的“格局”。
郑天挺 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1月
然而，郑天挺唯独不能“原谅自己”，一日三省吾身，时常会因偶尔娱乐或放空自己而陷入负罪焦虑。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罗常培约他外出吃饭，后前往金碧公园观看滇剧，深夜十一点才归。他的日记写道：“时事如此，非吾辈宴乐之时，归而悔愧。”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又记：“今日倦甚，较前三日尤甚，虽竟日未出门而所读所作殊鲜甚矣，中年以往之不可以过于荒嬉也。况举国糜烂，生民荼痡，余苟全边陲已属此生之玷，复嬉戏无节，更何心哉！勉之！勉之！不应更有第二次也。”在国难时艰的抗战舆论压力下，当时国人普遍有一种“娱乐有罪”心理，但像郑天挺这样真正当回事者甚少。他似乎有一种天生的自律心和责任感，心事重，负罪感也必重，良心时有不忍处，故而老爱强调慎言敏行，甚至说错一句话也在日记里追悔不已。
如是可见，儒家“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早已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北宋张载说：“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尽道。”郑天挺一生追求“中道而行”，始终以“正心诚意”衡量自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达“尽仁尽道”之完境。日本学者寺田隆信回忆说：郑天挺“使人感觉到好似从三千年的文明的历史里诞生出来的一表非凡的风采。传闻的中国的所谓‘大人’就是指先生这样的人物吧”！（《追忆郑天挺先生》）这日式汉语虽然蹩脚，但传递出栩栩如生的画面感，让我们看到一个古之圣贤般的完美儒家人格。
就其思想渊源而言，郑天挺的济世情怀和儒家人格，首先是缘于少年时代所受的理学教育。他六岁丧父，七岁丧母，其后在表兄张耀曾和张辉曾的照抚下长大。《郑天挺自传》追述：“我寄居张家时，由张辉曾教我读书。他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我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很大。”郑天挺的外孙女黄培女士也说：“外公自己成家以后，传承了表兄张辉曾的教育理念，在品德教育方面，对儿孙两代人，都用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标准来要求。”（《试笔轩窗，漫道胡同岁月》）张辉曾是云南大理人，自晚清以来，在别处已失去独尊地位的理学，在云南大理士绅群体里，则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而存在，又以张辉曾的言传身教为媒介，在郑天挺的人格养成过程中被激活。这是一次多么奇妙的思想传承之旅！
04
走不出的师恩羁绊
郑天挺《自传》回忆：“蒋梦麟原是我北大时的老师，此前并无深知。”后来经人介绍，于一九二八年前往浙江大学，担任校长蒋梦麟的秘书。郑家儿女也说：“郑天挺与蒋本无深交，只是一般师生关系，听过他讲授教育学的课。”（郑晏等《三十年风风雨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本无深交”不错，但仅限于一九二八年前。自从担任蒋氏秘书以来，郑天挺就得到了蒋的器重。蒋任教育部长期间，借调郑天挺前往教育部筹办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一九三〇年，蒋调任北大校长，专邀郑天挺前来北大任教，并再次担任蒋的秘书，三年后又在蒋的支持下担任了北大秘书长一职。
蒋对郑天挺的行政能力非常赏识，视为左膀右臂，须臾不离。郑天挺则感念蒋的知遇之恩，以蒋氏门生自视，在日记里恭敬地称之为“孟邻师”，不知不觉对蒋早已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感依赖，格外看重蒋的“意思”，甚少“忤逆”。一九四〇年，众人皆劝郑天挺出任联大总务长，甚而用“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激励之。郑天挺不为所动，坚辞不受，表示“学殖日荒，思自补益”，希望将来能“专事学问”（《郑天挺自传》）。直到蒋出面，力劝他顾全大局。郑天挺“心虽不愿，但师命又不便违”（一九四〇年二月九日日记），最终才应允就职。
郑天挺有用世之心，但并无走仕途、谋高升的做官之念。他始终有一种报恩式的“辅臣”心态，把自己定位成协助“孟邻师”办事的“副手”角色，甚而主动揽责，为蒋“挡枪”。一九四一年春，蒋的汽车司机老徐因琐事与北大教师发生争执，激起公愤，北大教师竭力主张辞退老徐。蒋夫人陶曾穀认为司机难寻，辞退老徐导致通勤不便，反而责怪北大教师“有意与之寻衅，非专为车夫也”，“是意在辱其主也”，至此演变为北大教师与蒋夫人的矛盾。郑天挺两头作难，苦恼不已，他主张解聘老徐，认为“以数教授之力而不能去一车夫，则成何体统”？但此事涉及“孟邻师”，不能伤了蒋在北大的威信。但蒋的态度很暧昧，他致信郑天挺，一再表示“并非惜一司机，实在找人不易”，并提出解决办法：分隔蒋夫人与北大教师住所；司机暂避，工资照发，对外说开除。面对这种混淆家事、校事的“和稀泥”态度，郑天挺很无奈，最终宁愿忍受同人指责，仍基本遵照蒋的意思处理了这一八卦事件。
蒋曾向郑天挺传授行政经验，有三“危道”之论：“巨细必躬亲，每易勤细务，而忘大节，此危道也；不习西文与西方思想隔膜，不习古先圣哲之书，昧于国情，此危道也；罕与青年接近，不知青年心理，此危道也。”（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日记）三“危道”之论，蒋氏本人未必能引以为戒，郑天挺却铭记于心，并在治校中多有实践：应对行政日常，他“巨细必躬亲”，但不忘北大应独立自主之“大节”；对待青年学生，他与文科所研究生同吃同住，言传身教；至于中西文化融通一节，蒋、郑二人的态度和思想则高度契合，均推崇和追求儒家“旧道德”与西方“新科学”的融合。郑天挺的道德人格是在传统理学基础上塑造的，但从不避讳对西方文化的渴慕，希望实现个人学术的中西融通，以未能出国深造而自惭，常引以为憾，这几乎成了他内心的“隐痛”。或许正由于此，他对深谙西学的蒋梦麟格外敬服。我们阅读蒋梦麟《西潮》亦可知，“修齐治平”的种子在其幼年时代即已种下，并以此作为“立身处事的指南针”。
从郑天挺日记来看，他与蒋梦麟的关系是微妙复杂的，并非无“深交”，也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他对蒋的情感依赖是建立在报恩、崇敬和信赖等多种感情因素之上的，这也与他笃诚重义、诚以待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从此窥察，郑天挺之所以无法摆脱行政苦累而回到“以学问自见”的理想轨道之上，济世情怀只是其一，他迈不过去的门槛还有对蒋梦麟这份“师恩”的人情牵绊。目下，我们研究历史人物的行事及其动机，总试图构建一种客观理性的逻辑解释，认为其人的其行其事与现实利益、社会动向、阶级属性必然有关，似乎人的行为背后总是存在一种理性的、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往往忽略情感或性格给人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事实是，人首先是非理性的情感动物，至少有那么一部分人，总是靠着感性的直觉做事，郑天挺可能也是如此。
一九三八年，表兄张耀曾在上海去世，郑天挺前往奔丧，三表姐谈及七七事变后他组织北大南迁之事，说：“如果当时张耀曾在你身边，决不让你如此冒险，承担那么重的担子。”他淡然地回答：“理或然也，然亦未必然。大抵君子立身，禀之天性者半，得之于圣哲遗训者亦半。尤要者，在师友之砥砺。余之乾惕寅畏，不敢堕家声、玷祖德、违清议者，师友之力为不少也。”（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日记）郑天挺的自述之言，道尽了他的性格、思想和处境。所谓“禀之天性者半”，郑天挺“早失怙恃”，少年时代即养成沉稳冷静、坚毅担当的“天性”；“圣哲遗训者亦半”，显然得益于表兄张辉曾的理学之教，这让他天生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担当和济世抱负，表现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公诚之心；所言“尤要者在师友之砥砺”，北大及联大同人都把他视为靠得住、可信赖的笃诚君子，有事总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局面”，而来自蒋梦麟的师恩牵绊，或许是最为致命的“砥砺”。学术与行政的冲突看似是他遭遇的被动处境，但又像是宿命式的必然选择。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日的黄昏，郑天挺与北大经济系教授赵廼抟乘坐蒋梦麟的汽车，缓缓开向昆明北郊岗头村。赵廼抟望着沉沉如黛的长虫山色，对郑天挺悠悠地说：“君非山林中人矣。”郑天挺似乎被击中要害，为之惘然。人之行事、成就和命运，大多是性格使然。就个人而言，郑天挺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找“有志事功”与“不离简册”的平衡，希望两无偏废，但终究也未能找到，似乎“读书学剑两无成”成了现实。若就历史和社会体系中的人而言，这无损于郑天挺先生立德、立功、立言的大成就，他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公认的“北大舵手”、联大“总管”，后来又振兴南开史学，培育清史人才，可谓既开风气又为师。事实上，他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成就了行政与学术的平衡，这何尝不是践行了他的那句“好从中道觅中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