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遇刺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的时候，曾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
总理口中“最危险的一次”，说的正是发生在36年前的“劳山事件”。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从延安前往西安，4月25日，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驶出，开往西安。
车上坐着将领张云逸、孔石泉、副官陈友才，以及警卫战士、记者、翻译总共25人。
一路上，黄沙滚滚，笑谈不断。
周恩来此次出行，是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判。可以，这是一次充满希望的谈判，是一条通往和平的道路。
但是他没想到，在途中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可怕的一次刺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有座森林密布的劳山，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这山虽算不得高，但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地形惊险。
卡车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
就在此时，旷谷里传来一声“砰”的脆响。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突然，山谷中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居高临下如雨点般射向卡车，顷刻间硝烟弥漫，沙尘四起。
警卫战士顽强抵抗，但他们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再加上处于地形弱势，毫无遮掩，大部分人很快就牺牲或身受重伤。
敌人见状，立刻发起了冲锋。
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沉着地指挥战士们一边撤退一边寻找掩体还击。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
他穿着西装，戴着礼帽，敌人一看，觉得这个人肯定官最大，立刻将火力全部对准了他。
陈友才被密集的打得像筛子一般，倒在了血泊中。
敌人冲到他的尸体旁，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了“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残忍地在他的遗体上连捅了数刀。
眼见“周恩来”已死，他们以为任务已经完成，嚷嚷着回去交差了。
死里逃生的周恩来带着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冲出重围，顺着山沟，越过一座大山，来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
他们四人，是这次刺杀仅剩的幸存者。
延安的一个骑兵闻讯连赶到后，周恩来立刻命令他们迅速赶赴现场。
可此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场一片狼藉，只剩下了烈士们的尸体。
当那条溅满陈友才鲜血的毛毯被交到周恩来手中时，他忍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我死的，我永远也不能忘记他!”
02 延安反特
劳山事件，震惊延安，震惊全国，也使毛泽东非常震怒，保安处难辞其咎，保安处的负责人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后来调查才发现，这起刺杀事件，是当地土匪实施的。
那么，是谁指使该股土匪，又是谁提供了周恩来的准确出行时间、行程线路呢？
这一问题，不仅是本案的关键，而且涉及到能不能揪出土匪安插在延安的卧底，关系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未来的人身安全。
很快，一个打入土匪内部的同志找到了告密者。
他的名字叫冯长斗，是土匪头目李青伍在延安南门安插的一个坐探。
李青伍从冯长斗那里收到消息，知道了4月25日周恩来要去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绝密消息。
他觉得，如果能在路上设下埋伏杀了周恩来，既能给红军沉重打击，又能扬名国军。
这个机会简直是千载难逢，绝对不能错过！
于是，李青伍在4月24日召集姬延寿等土匪头目，密谋出了伏击计划。
当天晚上，他带领190多名匪徒，倾巢出动，在夜幕的掩护下，爬上了崂山，等待周恩来的车队经过。
于是，便发生了前文所述的劳山遇险的一幕。
案情水落石出以后，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
但是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潜伏在延安的各路特务和反动分子造成的危害有多大。
他们可以掌握周恩来等高级领导人的出行信息，为各种刺杀行动提供绝密情报。
这些人如果不除掉，必将遗祸无穷，延安将来肯定没有宁日。
其实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保卫工作体系。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周兴当时担任保安处处长，可以说是边区政府的公安部部长。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既没有人，也没有钱，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他身上背负的重担可想而知。
但是所有困难都没有难倒周兴。
他带领战士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自保安处成立以来，周兴等人与敌特分子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破获和粉碎了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的多次破坏活动，但是即使是如此严密的防范，还是出现了漏网之鱼。
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发现，延安一个古寺里有一个僧人鬼鬼祟祟，十分可疑。
保安处逮捕这个僧人后，发现他居然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真名叫孟知荃，已在延安秘密潜伏了两年。
孟知荃还有不少同伙，据他招认，他们的目的就是刺杀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而接头人是潜伏在延安的一个高级特工。
这个消息让中共高层异常震惊。
保安处出动了大批人马，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搜索，寻找可疑人物。可是在茫茫人海之中寻找一个潜伏的特务何其困难！一年多时间过去了，保安处对那个高级特工的身份始终一无所知。。
直到很多年后，这个神秘特务才浮出水面。
他就是被后世称为“蓝色007”的沈之岳。
沈之岳在延安潜伏多年，传递了大量情报，堪称现实版“李崖” 。
从他的卧底岁月中，人们可以窥见那个年代惊心动魄的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
03 军统骨干
抗战期间，尽管国共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仍然将共产党视为心腹大患。
在这种背景下，戴笠为了搜集情报，决定派一个高级特务深入延安。
这个人必须成熟稳重，而且胆大心细，否则不足以承担如此重任。
思来想去，戴笠选中了沈之岳。
沈之岳出身贫寒，但是自幼聪慧，20岁那年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
他年少的时候，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戴笠。
戴笠觉得这个年轻人机灵又淡定，是搞情报工作的好苗子，所以对他很关注。
在复旦求学期间，沈之岳受马列著作影响，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中来。一次罢工运动中，他作为带头者，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戴笠得知以后，精心斡旋，将他从牢里救了出来。
沈之岳感念戴笠的救命之恩，在他的引导下，一步步走上了特工的道路。
戴笠手底下的特务虽然很多，但大多是一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武夫。像沈之岳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书生实属罕见。为了给他铺路，戴笠还特地派他到浙江警察学校深造。
从1933年开始，沈之岳接受戴笠的指示，加入中共组织，担任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情报交通员。
他读过马列主义，自学过俄语并通晓英语，枪法也很准，所以游走在两个阵营之间，游刃有余，而且同时受到两边的器重。
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戴笠有心重用沈之岳这颗棋子。
他给了沈之岳制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打入延安，搜集情报；第二，伺机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只要杀掉一个，就算大功告成。
就这样，沈之岳化名为“沈辉”，带着戴笠的期盼踏上了潜伏之路。
想要留在延安，首先要取得中共的信任。
1938年春，沈辉跟着一个知识分子访问团来到延安。
他自称是著名学者萧致平教授的私人助手，表现得谦恭温顺，少言寡语。
而萧教授又和毛主席有私交，因此沈辉打着“教授助手”的旗号，初步获得了延安领导人的好感。
访问团呆了一个月以后，准备启程回去。
可是沈辉却跳了出来，死活不肯走，说要留在延安，投身革命。
延安方面看到这样的“有志青年”愿意参加革命，不好当面拒绝，所以就答应了。
在此之前，边区保卫处按照规定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政审。
据沈辉自我介绍，他是河南息县人，在家乡读的中学，1936年考入开封师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考入了中央大学一年级就读。
从表面来看，这份简历堪称完美。
但是周兴还是不放心，为了保险起见，他又请重庆的地下党组织进一步协助调查沈辉在中大的情况。
戴笠早就料到了有这一步，所以提前给沈辉做好了虚假的学生档案。
这样一来，沈辉就凭借天衣无缝的假档案，以“进步知识青年”的身份成功在延安站住了脚。
但是他时时刻刻感受到保卫处的眼睛在盯着自己，每天都精神紧绷，不敢有丝毫松懈。
在这期间，周兴曾经多次让保卫处副处长王范试探沈辉，王范在上海搞过多年的地下斗争，练就了极敏锐的眼力和判断力。
有一次，王范假装串门，找到沈辉闲聊。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发现此人精明谨慎，挑不出一点儿毛病，唯独在口音上露了马脚。
当初自报家门的时候，沈辉说自己是河南人，但是他说话却带着江浙一带的口音。
王范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说出了自己的疑惑：“你说话咋像浙江人？”
谁知沈辉丝毫不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