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屿，旧名“庇能”，是孙中山先生南洋革命经历的重要一站，也是孙中山与华侨革命志士精诚合作的明证。他曾五次越洋赴槟城宣传革命、谋划起义、筹措经费。1910年2月，孙中山策划的第九次起义再度失败，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革命陷入低潮。随后，孙中山前往槟榔屿，并将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移设此处。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吴世荣、黄金庆、邓泽如等同盟会员举行秘密会议，史称庇能会议。会议商讨了革命的下一步计划，并决议再次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
目前为止，中外史家对于庇能会议的研究已有一定成果，尤以槟城当地学者对此给予颇多关注。不过，受限于史料，这些讨论和解读并未清晰地还原庇能会议的历史全貌。孙中山先生毕生致力于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庇能会议的召开，实则为共和革命揭开了序幕。本文试对庇能会议的相关史实重新进行梳理，并对孙中山在庇能会议前后的思想言论作一辨析，从中检视槟城对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特殊性和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卓越贡献。
庇能会议的会址，位于现今的孙中山槟榔屿基地纪念馆。
本文作者与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即庇能会议旧址）业务人员合影
一、庇能会议的名称、时间、地点说法不一
关于庇能会议的提法，各方的记载和学者的引述有所不同。马来西亚当地史家一般均使用“庇能会议”的名称，如槟城当地学者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策动广州三·二九之役》等。国内学者则有不同的提法，如华侨大学苏哲在研究中使用“槟城会议”的提法，于亚娟等人则使用“槟榔屿会议”的提法，其他亦有使用“黄花岗起义筹备会议”等等。不同的名称使用既源于不同的研究思路，也常是学者的习惯使然，不至影响对于事件的沟通、思考与评价。但会议名称的厘清与统一，有助于为世人传承，也便于学者参阅、研究和分析。
槟榔屿位于马来半岛的西北部，拥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首府槟城，英文作Penang，旧音译“庇能”，位于槟榔屿的东北端，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国际自由商港和全国第二大城市。1786年，槟城开埠，英国人在这里建设了发达的水陆交通系统和金融体系。清末，槟榔屿成为联络和组织革命的理想活动基地。革命党人利用这里的英国银行把革命捐款汇到香港，并通过电报局传送经过编码的情报。而且，这里的轮船和铁路服务互相衔接，乘客搭轮船抵达后可即刻搭乘火车前往马来半岛西海岸的其他州属。在地理区域上，“槟榔屿”是个大的概念，“庇能”“槟城”是小的概念。以会议地点来命名，则“庇能”“槟城”更为适合。再者，虽然许多参加庇能会议的同盟会员，如胡汉民、邓泽如等均未具体说明，但在他们与孙中山的书信往来中，均称“庇能”或“庇宁”，这也与革命党人多为粤方言的发音习惯有关。海外的研究多用“庇能”也印证了这样的事实，以策划华侨参与革命为宗旨的会议，称作“庇能会议”最为合适。
对于会议的时间和地点，长期以来也有不同的观点。根据杨宗莹的记载，“这年七月，国父到达新加坡，决定在庇能召开同志大会。时间是十月十二日，地点在四间街国父的寓所。”这里提到的十月十二日为农历，即1910年11月13日，四间街即柑仔园。同时赵宗莹在书中认为，是会议当场发动募捐，华侨热烈捐输，立即募集了八千元。又决定发出捐册，分别向南洋英属、荷属、暹罗、安南及美洲一带的侨胞继续劝募。而赵钢在论文中提出，孙中山11月12日召集同盟会骨干在柑仔园400号开会，次日11月13日赴打铜仔街200号筹款。对于会议的时间、地点，表述各异。
据左舜生记载，“十一月十三日，黄兴从仰光抵槟榔屿。”另据颜清煌教授考证：“1910年11月，他（孙中山）召集所有同盟会的重要亲信于槟城寓所拿督克拉马特律四百号开会：此即举行于1910年11月13日关系重大的所谓槟城会议”。通过许多史料都可推定，庇能会议的时间应该为1910年11月13日。
对于会议地点，《年谱长篇》记载为先生的寓所拿督克拉马特律四百号（No.400，Dato Kramat，即柑仔园）。“先生在打铜街120号槟城阅书报社再开大会，讨论发动新军起义的有关问题，并发表演说，谓‘光复大业，在此一举，固将尽倾吾党人力物力以赴之’。”这里是指11月15日的筹款会议，而非11月13日的会议。
庇能会议的地址，曾被人误导是打铜街120号，也与槟城阅书报社的迁址有关。阅书报社成立于1908年2月11日，最初会址在柑仔园路94号，这本是黄金庆的私邸，这时被借用作阅书报社的会所。次年5月23日，阅书报社第一次搬迁，迁入打铜街120号，会议的第二天即在此发动募捐，故常被误导为庇能会议的会址。槟城阅书报社后又经多次搬迁，1917年迁入中路52号，即今辟为“孙中山纪念馆”之址。
实际上，错误皆来自于杨汉翔的记录，“十月十二日孙总理在本社（打铜街120号屋）召集紧急会议，决议发动广州革命”。1910年“十月十二日”，阳历即11月13日，这一天孙中山以“南洋同盟会”的名义召集会议，也即庇能会议，地点应该是柑仔园400号。隔二天，11月15日，在孙中山授意之下，由吴世荣在打铜街120号屋槟城阅书报社，召集“同盟会槟城支部”举行紧急筹款会议。
打铜街120号格局（图片来源：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官网）
同样，打铜街120号，即今“庄荣裕”，也并非孙中山的住所。“庄荣裕”为槟城商人庄忠水所拥有的商号，1926年其买下打铜街120号，作为家族的私宅。一些论文中提到的“庄裕荣”“裕荣庄”等皆属以讹传讹。打铜街120号建于1880年前后，是海峡殖民地商贾民居的典范。英国在马来亚殖民地立法缴纳立税，以房子立面的阔度来计算，房子越阔，需要缴纳的税款就越多。于是，华人就把房子建的很长。打铜街120号共有三进，后门即大量回教徒聚居的城中村，便于危险时逃脱。南洋同盟会成员做过勘查，选择了这个地方，作为南洋同盟会的基地。孙中山与家眷寓居槟城期间，这里是槟城阅书报社的社址，为孙中山革命活动做掩护。而孙中山在1910年催生的《光华日报》也在此创刊。
查阅《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抵达槟城后的住址为Chungsan c/o Tek Cheang 197, Beach Street Penang，即缎罗申街197号“得昌”。这应为同盟会秘密通讯处，而非孙中山的居所。孙中山及南洋机关为安全起见，只以缎罗申街的地点来联络。孙中山抵达槟城后，即住在柑仔园400号，并兼充办事处，后来“同盟会南洋总支部”从新加坡迁到槟城，柑仔园400号亦作为孙中山与全马各地同志的联络站。故依目前所能参见的资料，庇能会议的地点应明确为柑仔园404号，打铜街120号应为1910年11月15日筹款会议的地点。
二、起义计划的争论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赵声、孙眉、胡汉民、何克夫、谢逸桥、谢良牧等先后到达槟榔屿。同盟会内部对起义的计划与地点有了分歧，据冯自由载，“时黄兴以粤中党人元气大伤，再举不易，拟改从缅甸入云南联络滇省军队起义，赵声等亦别有所图，惟总理力主再谋广州大举之议，黄、赵均虑筹饷困难，谓非有款十万以上，不易进行。”革命的前途，似乎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因起义屡次失败，经营多时的机关被破坏，有利的地盘也失掉了，许多优秀同志牺牲，一切要重现来过，实在困难重重。尤其财力十分困难，要招抚流亡的新军，维持党人的生活，购买武器，从事革命活动，这笔庞大的经费全无着落。
同时，汪精卫刺杀失败的消息传来，也给革命党人的下一步计划带来分歧。1910年1月，汪精卫与黄复生等人前往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被判处终生监禁。胡汉民等人力主先营救汪精卫。孙中山说：“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矣。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中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胡汉民时任南洋盟会支部部长，由于新军刚失败，南逃到新加坡的起义军又无法安插，衣食住行都成问题，胡已对革命悲观失望。
据《孙中山年谱长篇》，庇能会议前，孙中山对胡汉民等人放弃主要革命工作，专力营救汪精卫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惟积极始有善恶可言，消极则有恶而无善；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余惟继续奋斗耳。”孙中山深知，革命力量的重心不能分散，筹款谋划起义是最重要的任务。
赵声十分支持孙中山的想法。会上他提出：“假如能募到十万元，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孙中山赞成，他说：“我立志革命已经二十多年了，先后失败了九次。从前失败的时候，大家讥笑我、轻视我。那时的环境比现在困难多了，但是我并不灰心。这次广州新军起义，虽然失败，而革命的风潮已经普及全国，华侨的思想也开通了，这个时候我们怎能灰心呢？只要大家再接再厉，拿出勇气，提出计划，相信必能获得最后的成功。至于所需的费用，我会设法去筹募的。”
会议商定工作的重点仍然以运动新军为主，另组“选锋”队，初定为五百人，后增为八百人。至于发难地点则产生了分歧。在东京时，赵声就曾向孙中山建议，主张改在长江流域起事，两广因屡次起义都失败了，提高了清吏的警觉，戒备更为严密，不得易手。黄兴则忘不了河口之败，主张经营云南。对此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孙中山仍决心在广东发动。一是与会的华侨代表大多是广东人，对地方上的情形十分熟悉。二是指挥部设在香港，与广东近在咫尺，人员来往方便，也容易得到掩护。三是汇款、购买武器都很方便，运送武器也不困难。他让他的同志们相信他的策略很有可能获得成功，他表示由于广州起义失败，清廷以为革命党人在短期内必然不敢轻易再尝试，将疏于防范。而且过去多次失败，都是仓促起事所致。这次起事情有详细的规划和充分的准备，可操胜算。孙中山认为，“现在国内时机已熟，吾人决意在广州起义，以顺人心，请各同志刻即担任筹款”。
会议还决定，拿下广州作为坚实的据点之后，由赵声率一支军队，由江西攻取南京。黄兴率领一支军队，从湖南直攻武汉。因为赵声是江南新军的创办人，新军官兵多数是他的旧部，只要他登高一呼，一定一呼百应。黄兴曾在湖南创设华兴会，党羽众多，由他率军去攻，容易收功。其他如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同志，受统筹部的指挥，在长江上下游各处发动响应。孙中山说：“国内革命风潮已日盛，华侨之思想已开，吾辈有计划，有勇气，则事无不成。”大家听后重拾信心，决定先筹款十万元。“盖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总而言之，捐款之义务，诸同志责无旁贷。此应请同志诸君原谅予劝勉之苦衷，仍当踊跃输将，以助成此最后一着者也。”
会后，孙中山到南洋各地筹款，而被当地政府拒绝入境，庇能政府也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借口，勒令孙中山在一星期内出境。孙中山只好将南洋筹款的工作，交给黄兴、胡汉民、邓泽如、谢良牧等人去办。将联络新军之事交给赵声负责，自己远去欧洲筹款。南洋、美洲的筹款合计在十五万到十八万之间，为数相当可观，有了这笔款项，开始积极准备这次的革命。组织以海外学生为基础，包括华人团体、会党等都积极纳入队伍中。庇能会议后，赵声、黄兴和胡汉民，也先后从南洋回到香港。十二月，在香港跑马地三十五号成立统筹部，来计划谋取广州的军事行动。
三、《光华日报》与革命中心的转移
《光华日报》是世界上还在出版的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庇能会议后不久，在孙中山的主导下，《光华日报》于1910年12月2日在槟城创刊，报馆同样设于打铜仔街120号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该报纸从此成为同盟会在马来亚的机关报。华侨创办的革命报刊，是孙中山海外革命宣传最重要的舆论阵地。这些报刊分布世界各地，在华侨间积极传播民族主义思想，揭露清政府的封建暴政和腐败无能；同时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除了革命宣传外，有些侨报还直接同清政府驻当地领事馆进行斗争，尤以缅甸和檀香山最为典型。
《光华日报》的前身最早即由缅甸同盟会发起。1908年，同盟会会员庄银安、陈海瑞、陈守金、陈玉著、李海国、陈清波、陈文豹等人集资缅币八千余盾发起成立，初由杨秋帆、居正担任主笔，与保皇派进行笔战。“保皇党在仰光，虽无组织，而却有其臭味分子，一知半解，总以天威尊严，不违咫尺，皇帝是不可侵犯的，况谋反叛逆，更不可为，同时清廷闻余等在仰光，鼓吹革命，即派领事萧永熙到任，与我等对抗，保皇分子，追腥逐臭，煽动是非，日与《光华报》寻隙。”后因发文推举袁世凯称帝，被清庭驻仰光领事萧永熙勒令停业。报社全部财产付诸拍卖，为保皇党商人出资购得。全缅同盟会以《光华报》被保皇党夺走，大为激昂，开会募集复兴资本，一夜筹得一万三千盾。发起了第二《光华报》，主笔为居正、吕志伊二人。1910年夏，康党在缅诬《光华报》推崇无政府主义，缅甸总督下令驱逐居正等人出境。《光华报》被迫第二次停刊。
第二《光华报》遭到破坏后，庄银安等人避难槟榔屿，即与陈新政、黄金庆、徐洋溢等人，措资举办第三《光华报》以继承仰光党报之统绪。槟榔屿本有报纸《槟城新报》，报社位于缎罗申街，由黄金庆、吴世荣、陈新政等人创办，报社言论虽然日趋急进，但却一直以中立派自命。“适总理亦于是年由新加坡移居此地，辛亥三月黄花岗一役以前之同盟会军务会议，亦在此地开会。黄克强孙眉赵声胡汉民谢逸桥谢良牧诸人均络绎莅止，《光华报》于此时期，尤多所贡献，盖庚、辛两年南洋革命党之大本营已由新加坡移至槟榔屿，此报之地位与前三年之《中兴报》相同也。”
《光华日报》在槟城重新创刊后，安顿了许多来自国内的革命文人，如戴季陶等人，逐渐取代《中兴报》，成为同盟会南洋最重要的机关报纸。在谋划起义、筹措革命经费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远远超出了革命宣传的功能。总体来看，阅书报社、《光华日报》等在开通民气、团结同胞、谋求侨民幸福等方面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就槟榔屿而言，一百年前的华侨社会，以闽粤两省人为主。可是从开埠以来，闽粤两省人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鸿沟，几乎互不往来，甚至各自建筑起无形的藩篱，构成以方言群为主的生活圈子。闽粤两省籍民，大都被限制在各自的籍贯内以谋求生活，彼此间的保守、固执等缺点无遗的暴露出来，沦为殖民地“以华制华”的工具。通过侨报的宣传，以及开办夜学等活动，新的思想逐渐冲击改写了海外华侨的传统。在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感染下，各方言团体之间的歧见得到消除，华侨间的帮派地域之争也逐渐缓和下来。闽、粤华侨青年纷纷投奔祖国怀抱，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
庇能会议的召开及《光华日报》的创刊，完成了南洋同盟会革命中心从新加坡到槟城的转移。1909年开始，新加坡同盟会内部反对孙中山的派系，刻意煽动反顺情绪，孙中山发觉他在新加坡仅能获得有限的支持，于是计划把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移至槟榔屿并就此征询北马诸同志的意见，他的计划获得了槟榔屿同盟会成员的大力支持。孙中山及其家眷抵达槟城后，原本打算只逗留一两周后就返回新加坡，但后来改变心意决定留下来，他指示总机关部总书记周华，从新加坡北上把所有党务文件带到槟城，1910年8月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正式迁到槟榔屿。《光华日报》成立后，扮演了散播革命意志、筹集革命资金的重要角色，在争取人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半也促使槟城成为辛亥前孙中山最重要的海外基地之一。
1910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在马来西亚槟城召开“避能会议”，决议发动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建立中华民国。
四、庇能会议前后孙中山的心迹转折
1908-1909年，陶成章在南洋筹款困难，对孙中山严重不满。他与李燮和、章太炎等人起草《孙文罪状》对孙中山进行攻击。陶成章等人的诋毁行为产生十分恶劣的影响，新加坡张永福、陈楚楠等对陶成章等的分裂活动表示沉默，未加反对，这更让孙中山灰心消沉。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遭遇第九次失败，这一时期成为他革命生涯最为压抑的时刻。
日本记者写道，“中国革命领袖孙文，最近抵达横滨，于6月24日启程前往新加坡。在东京期间，他拒绝接待除两三个革命者外的普通访客。他本打算在东京租一套房子住一段时间，但迫于官方压力不得不离开日本。”不仅是起义的失败，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时各同志以新败之馀，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寻找新的可靠革命基地，重新发动革命党人和华侨的革命热情是他迫切需要去做的。
革命党人的经费来源和物资供应也是孙中山时时刻刻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重要难题。孙中山与各地华侨革命党首脑的致函中，有大量是安排及催嘱筹款事宜的。例如1907年10月至1911年底四年多与邓泽如的信函中，提到筹款事宜的有25封，庇能会议前后尤甚。“戊申后南洋党务虽日发达，然新加坡党员对于历年维持《中兴报》及供应各地失败同志等费，已觉精疲力竭，加以从越南来之河口败兵，分子复杂，良莠不齐，时有妨害地方治安之行动，于蔡厝港中兴石山开设后，尚有抢掠嫌疑案发生，致被警吏拘去石山工人二十一人，经总理多方设法，始获开释。”于是，孙中山决意将同盟会南洋支部迁往槟城。面对革命的低潮，他安慰自己，“谨慎戒惧，集思补过，折而愈劲，道阻且长，期以必达。”
更大的打击来自香港。1910年7月19日，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在香港病逝，孙中山在新加坡赴槟榔屿筹款的路上，没能照料年迈的母亲，临终亦未能见到一面，丧事由其兄孙眉和同盟会员罗延年代其办理。谈及祖父此时的心境，孙穗芳写到，“祖父仍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香港也禁止祖父入境，祖父无法去为太祖母奔丧，这又成为祖父终生的憾事。”
总机关迁移后，槟榔屿取代新加坡成为革命基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他地区的革命潮流逐渐消退，孙中山开始着手整顿党务，把持异议者剔除并且加强党机器的运作，重掌军事架构。他也写信给世界各地的支持者，鼓励他们为下一次起义筹款，马来亚各地的同盟会代表不时前往拜访，他也经常前往打铜仔街120号，指导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的运作。
庇能会议上，孙中山将急切、悲愤地心情转化成对清廷的鞭挞和对革命的呼吁，充分体现出高超的演讲技巧，他的演讲充满激情且使听众受到激励和感染。“尽管革命派对华侨群众的发动比对国内人民群众的发动要早些、要多些，但革命派对华侨群众力量的认识仍然始终是不足的。”对于不同的政治诉求，他居中说服调和，凝聚众股力量，得到了大量华侨的支持。“予乃召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勗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路透社记，“政府严厉谴责中国的改革者孙中山在槟城的一场演讲，他在槟城主张在中国发动叛乱，并警告他，重复这种罪行将带来严重后果。”
应该来讲，从起义失败到母亲离去，孙中山在庇能会议前后的失落和巨大压力是不可否认的。但孙中山的压力在庇能会议上以慷慨的演说转化成对革命事业的坚决意志和愈挫愈勇的执着内心。会后，南洋同盟会的成员迅速投入到筹款的工作中，“计除庇能不计外，日厘四千盾，太平千四五百元，怡保一带约三千元，芙蓉一带约四千元，星坡恐不足三千元之数。庇能之款，则已约略尽支。日厘弟带之五百六十盾，亦已交先生手收用。则英属一带，不过得款万零耳。”尽管筹款依旧艰难，但没有再次挫败孙中山的乐观心态。因为在演讲中有抨击马英当局的言论，孙中山12月6日离开槟城前往欧洲，把筹款的任务交给了他的革命战友。
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内景
五、结语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开启了民主的大门。孙中山的思想影响深远，他在革命事业上的足迹同样值得被纪念。南洋筹款、动员华侨的经历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孙中山曾经高度评价对于华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他曾有“华侨是革命之母”的高度评价。南洋华侨慷慨助饷，既支持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也推动了20世纪初华侨民族意识的觉醒。
槟城是孙中山革命生涯的重要一站，这里革命热情高涨，马英当局管理较松，邮政银行系统非常发达，提供了革命所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庇能会议是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的一次会议，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受到其他地区同盟会的挑战时，槟榔屿同盟会始终站在他这一边，竭尽资源和财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在槟城等东南亚地区的革命活动，给当代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在东南亚人民心中树立了光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形象，这也是现在马新等各国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