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再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欧洲，正在面临战略自主以及重振经济等多方面挑战。放眼未来，谁能扛起欧洲领导力的大旗？欧洲经济“新引擎”正在出现吗？本期“环球圆桌对话”邀请三位学者就此展开讨论。
田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董一凡：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客座研究员
刘明礼：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谁能扛起领导欧洲的大旗？
田德文
在乌克兰危机走势以及跨大西洋关系出现复杂变化的背景下，“谁能扛起欧洲领导力大旗”的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因为议会选举和政府换届等国内政治议程，暂时无法代表欧洲冲在前列，加上英法两国近期在与华盛顿接触和维持对乌克兰支持等方面四处奔走，国际舆论场中开始出现“英法轴心扛起领导欧洲重任”的说法。
确实，在美国开启与俄罗斯的对话谈判并威胁停止对乌克兰援助的情况下，英国近段时间的表态和外交动作比较抢眼，俨然成为欧洲援乌主张的领导国家。对于英国这样做的目的，一种分析认为伦敦只是在延续“离岸平衡”战略。美国越来越明显地转向孤立主义，并且要求欧洲更多承担自身防卫责任，作为欧洲一员的英国开始更大程度地担忧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因此继续坚持援乌抗俄立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英国工党尤其是温和派本来就对欧洲一体化态度积极，再次执政后希望拉近与欧盟的关系。毕竟，英国“脱欧”越来越被认为是保守党执政时期的一场“政治事故”，工党以及英国不少民众不想长期被隔离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欧洲目前正处于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当此时刻，在欧洲应对当前困局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对英国来说不失为一个“再次与欧盟走近”的时机。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英国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立场并向乌克兰提供贷款等操作，对于弥合欧洲内部在援乌问题上的分歧确实起到一定作用。欧委会虽然在对乌支持方面态度坚决，但毕竟面临成员国分歧的掣肘。英国加入其中并与欧盟机构保持一致立场，使应对乌克兰危机和跨大西洋变局变成欧洲而不仅仅是欧盟层面的问题，欧委会在这方面的合法性和发言权随之增大。
目前来看，英国加入欧洲对美协调和支持援乌的“阵线”，确实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形成一定牵制，给美方在乌克兰危机中“退场”和缓和对俄关系增加了困难。不过，囿于自身实力以及复杂地缘政治环境等因素，英国虽然展现出准备“领导欧洲”的姿态，但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英国或许会选择与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形成不同形式的组合。回顾历史，这种大国组合长期以来都是欧洲大陆“均势”背景下的地区领导模式。最新出现的所谓“英法轴心”说法，也是基于这种思维和背景。不过，法国现在国内政治形势不够稳定，总统马克龙不断就乌克兰问题表达立场，并且强调欧洲战略自主和防务自主，但因国内缺乏共识，实际行动遭遇掣肘。以最近提上欧洲防务讨论议程的“核保护伞”问题为例，如果英法合作为欧洲盟国提供“核保护伞”，或许能够提振欧洲面对华盛顿时的底气。问题在于，相关提议能否在英法两国国内获得通过，英国作为游离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国家能否与法国形成紧密组合，都有不确定性。
在“英法轴心”尚难真正成型的情况下，欧洲当下面临的某种“领导力真空”颇为严峻。在乌克兰危机延宕过程中，主要躲在幕后的华盛顿在经济上“大割欧洲韭菜”，在战略上通过提升新欧洲国家地位等方式分化欧洲，导致法德等老欧洲大国形象和领导力受损。加之各自国内原因，“法德轴心”渐趋式微。
目前来看，刚刚赢得大选的联盟党领导人默茨表现出了带领德国重拾欧盟领导地位的意愿，但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挑战以及未来联合政府执政效率尚难确定，导致德国接下来的实际行动力有待观察。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可能，比如德国选择与英、法或者波兰等其他新老欧洲大国加强协调，这也是未来提升欧洲整体行动能力的一个可能选项。
欧盟机构的自勉与无奈
董一凡
在跨大西洋关系变化引发地缘政治震荡的大背景下，新一届欧盟机构一边自我勉励地声称要加强政策领导力和促进成员国团结，一边又不得不面对诸多无奈甚至尴尬的现实。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对美外交中被迫放低身段，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访美时甚至直接吃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闭门羹”，类似的窘境反映出欧盟机构长期面临的结构性短板。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以欧委会为代表的超国家行政机构并不具备充足的经济或政治权力来推进政策，它们影响欧洲内外事务的主要抓手是依托官员、专家力量及其政策网络，以政策沟通、法律规则制定、舆论塑造等方式促进成员国的立场共识，进而以欧盟理事会架构下的政府间协调来推进相关议程。在此过程中，欧委会制定的政策文件和框架本质上属于“立法建议”，能否落地实施更多依赖于成员国的配合。从对欧债危机、难民危机等的应对来看，欧委会提供的更多是政策和技术供给，相关主张需要成员国转化为本国法律才能真正落实。
乌克兰危机加剧和激化以来，欧盟机构被认为大大增强了政策话语权，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常被西方媒体称为“强势主席”。具体而言，欧盟机构政治权力扩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借助政策建议争夺政策影响力。近年来，欧委会在绿色产业、防务、数字经济等领域频繁起草并推进政策框架，2024年更是制定了“竞争力、脱碳、安全”的政策方向，并发布了《2024年单一市场和竞争力报告》，夯实欧洲在经济破局中聚焦强化补贴和改革市场规则的大方向。在绿色能源领域，欧委会在“绿色协议产业计划”“净零工业法”基础上制定“清洁工业协议”，聚焦以促进清洁能源发展降低能源成本、提升产业竞争力等。在防务领域，面对美俄加速对话谈判、欧洲遭遇“越顶外交”、乌克兰面临“断援”等复杂变化，欧委会迅速提出投入8000亿欧元强化国防力量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随后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在此基础上形成扩大防务开支、持续对乌支持的立场。
其二，将经济权力投射到外交安全领域。经贸政策是欧委会专属的职权范围，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则实际主要由成员国主导。近年来，欧委会频频借助经贸行动及政策制定影响欧盟外交行为，比如欧委会挑起并推动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即体现了该机构在对华政策上强调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考量；欧委会推进《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制定“反胁迫工具”、酝酿收紧双向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规则等，均是推动欧盟借助经济工具投射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举措。
可以看出，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法德两个大国政治稳定性和对外领导力遭到削弱的背景下，欧盟机构希望发挥更大引领作用，只是在现实面前“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欧盟机构的相关政策倡议虽然聚焦欧洲在经济、防务等方面的短板要害，但相关愿景的实现仍需依赖成员国的意愿和财力，比如“重新武装欧洲”计划提出新增防务资金，但在当前欧盟各国财政普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该计划的实施前景引发广泛质疑。
另一方面，美国新政府在对欧外交中表现出了轻视欧盟机构的趋向，将欧盟机构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看作“官僚”“低效”的象征，反而热衷于与欧洲主要大国尤其是右翼力量不断壮大的国家加大接触。因此，如何提振欧洲内部的团结与共识，同时更具主动性地把握与美国新政府的外交交往，在筹码不足的情况下推动美国更加重视盟友利益，对于欧盟机构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
南欧国家“翻身”成欧元区支柱？
刘明礼
在欧洲，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国家长期扮演经济“领头羊”的角色，但在过去几年乌克兰危机延宕过程中，地缘政治风险蔓延以及能源结构调整等导致欧元区经济陷入低迷。在这番形势下，南欧国家却以相对稳定的表现成为“一抹亮色”。有欧洲媒体甚至开始讨论，南欧能否成为欧洲经济新的引擎或支柱。
最近几年，南欧国家经济增长确实呈现出一定的持续性。根据欧委会数据，2022年以来，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实际GDP增长率每年都大幅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比如欧元区2024年平均增长0.7%，上述三国则分别达到2.1%、1.5%和3.1%。“欧猪四国”的另外一个国家意大利虽未明显超出欧元区平均水平，但也没拖后腿。
南欧国家经济这样的表现并非偶然。一是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欧债危机以来，南欧国家削减福利等改革措施当然痛苦，但在提升经济竞争力方面的效果开始显现，改革取得进展也帮助这些国家获得“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计划的资金支持。二是这些国家经济更大程度避开了地缘政治冲击。欧洲国家在乌克兰危机加剧以来逐渐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转而寻找新的能源来源。较之欧洲北方国家，位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地缘优势，不仅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丰富，进口液化天然气（LNG）也相对便利，因而所受冲击稍小一些。
南欧国家经济表现有望继续好于欧元区整体水平，但要依靠这些国家引领困难重重的欧洲经济，并非易事。一方面，这些国家经济体量较小，“小马拉大车”比较吃力。根据2023年的数据，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经济总量加起来只有1.97万亿欧元，不到德国（4.19万亿欧元）的一半，在欧元区（14.59万亿欧元）中占比只有13.5%。意大利经济体量较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更大，达到2.13万亿欧元，但其经济表现尚难给欧元区提供足够稳定的支撑。
另一方面，南欧国家经济好转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这对欧洲其他国家没有明显的辐射效应，不像德国的汽车产业可以通过产业链分工带动其他国家发展。同时，南欧国家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也不能说没有风险。虽然现在欧洲金融和债务市场相对稳定，但南欧国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未恢复到可持续的水平。从过去的经历看，一旦爆发重大风险，就会迅速蔓延，南欧国家往往难以幸免。
欧元区作为发达经济体，竞争力的提升并非通过简单的削减赤字、发展旅游就能实现，关键还是要靠创新。正如欧委会新近发布的《竞争力指南》中所言，全球50家顶尖科技公司中仅有4家位于欧洲。这份报告对欧洲的竞争力问题作出全面详细阐述，但欧洲的问题在于，不是认识不到问题，而是缺乏解决问题的行动能力。竞争力问题是欧洲的老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竞争力相对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从欧洲内部入手，尤其是应对“创新荒漠”问题。为什么欧洲企业越来越不擅长、不乐于创新？欧洲内部已有不少人意识到，欧洲需要对自己的制度环境进行反思。欧元区是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家集团，但毕竟不是主权国家，决策受到多方掣肘，这是欧洲虽然意识到问题但难以有效解决的根源所在。
正因如此，欧洲要想有效提升整体竞争力，还是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欧洲一体化究竟向何处去？是否能够通过进一步推进一体化建设来凝聚力量、破除障碍？有观点认为，以欧委会为代表的欧盟机构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解决不了，因为没有权力，但如果要获得更多权力就需成员国更大程度地放弃和转交部分国家主权。这就成了政治问题，在当下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兴起的背景下更显复杂。
总之，欧洲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是政治问题，是欧洲各国有关一体化建设以及发展等关键议题缺乏足够共识的问题。南欧发展虽好，但毕竟不是欧洲决策的核心所在，短时间内恐难成为解决欧洲重大问题的顶梁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