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珞珈山的文学史书写传统
雷璐灿：
陈老师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本次访谈！请问您是如何进入文学史研究领域的？
陈文新教授
陈文新：
可以说我一留校就进入了文学史研究领域。文学史重在一种眼光和方法。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可能有一些区别，但有时也是重合的。
比如研究文学理论的，他们也可以将古代的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但是两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研究，会和文学理论对应起来，而我们是用一种文学史的眼光来研究它。就像研究古代文学的，也可以做文献的研究。
做文学史的研究，就是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把它的脉络梳理清楚，把里面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家、作品、线索、现象梳理出来。不管是做通史的，做断代史的，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只要体现了这种眼光，都是文学史研究。
学术界注意到我做文学史研究是因为我编了好多文学史著作，但实际上那种眼光是一开始就有的，也因此形成了我们的一些特点，总体上来看，跟做文献的、做理论的是不一样的。
雷璐灿：
据我所知，武汉大学文学院有悠久的文学史研究传统，珞珈山下有几代学者都从事过文学史书写，谢柏梁先生称之为“既有历史传统的激荡,又有奔腾向前的后浪”[1]。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
陈文新：
谢柏梁先生专门写过一篇论文，这里我顺便纠正一下，那篇论文把胡国瑞先生排错了位置，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成书时间以及影响的介绍不够准确。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珞珈山上的文学史书写传统，可以把它缩小为文学史著作的书写传统。一共有六代。
第一代是刘永济先生，也就是“五老八中”的第一“老”；第二代是程千帆先生、胡国瑞先生。胡国瑞先生年龄比程千帆先生还大一点，但他们都属于“中”这一辈。第三代是吴志达先生、王文生先生，他们算是第三代了；第四代是熊礼汇先生、李中华先生和孙东临先生；到我这里算是第五代；接下来吴光正、鲁小俊、余来明可以算是第六代；以后你们再写就是第七代了。
六代人各有自己的特点。刘永济先生在东北大学开了“中国文学通史”课，但是那门课只讲到隋就停下来了，可能是因为他调到了武大。后来出版的《十四朝文学要略》，就是根据讲义修订而成的。
《十四朝文学要略》
程千帆先生认为，一个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一定要讲通史。不讲通史，就没有贯通的眼光，即使看局部，也可能看得不是那么准确，那么深入。
他讲过通史，从先秦一直讲到清末，在历史系讲的，用了一年的时间。
胡国瑞先生主要写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这也是第一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胡先生的强项是文本解读，无论是魏晋南北朝的骈文、诗，或者是唐诗宋词，文本他都读得很透，并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文学史观。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出版得早，那时候大家都说骈文是个坏东西，而胡先生把骈文的好处以及他的阅读感受讲了出来，很到位，因此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胡先生充分肯定了魏晋南北朝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他指出如果把唐诗比作珠穆朗玛峰，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青藏高原。
程千帆先生的文学史著作出版比较晚。他后来到南京大学，带着他的弟子程章灿一起写，两人都姓“程”，所以叫《程氏汉语文学通史》。之所以说是“汉语”，是因为没有讲到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文学。他觉得这个不是中国文学通史，只能算是汉语文学通史。
王文生先生主编过《中国文学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吴志达先生主要写明代文学史，唐富龄先生写清代文学史，合起来叫《明清文学史》，是教育部的规划教材，出得早，影响也大。
吴志达先生和唐富龄先生的特点是研究以明清为主，吴志达先生在做文言小说史之外，在明代方面主要是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唐富龄先生主要是做清代的《聊斋志异》《红楼梦》研究。
《明清文学史》明代卷
熊礼汇先生、李中华先生和孙东临先生，他们通常围绕自己教的那一段来写文学史。孙东临先生侧重于研究魏晋南北朝，熊礼汇先生则侧重于唐代，他们编写的文学史主要以这两个时期为主。
这一代学者的特点是跟第三代学者之间的合作比较多，或者这样说，第三代学者主编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往往由他们执笔。比如王文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是熊老师他们几个写成的。
到第五代，风气变化了，不再以做一部或两部名著为主。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的眼光开阔了，获取资料也比以前方便。对外学术交流也多了，研究者有了国际视野。学校又招收了硕士生、博士生，有了团队。像编写《中国文学编年史》这样的一些巨著，在以前是不能设想的。
第六代的特点是，在中国文学通史的格局中切入某一个领域来做专题。通史这一类著作，当然还可以继续做，精益求精，但是毕竟有人做过了。吴光正主要做宗教这一块。鲁小俊主要是做书院这一块。
余来明因为在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特点是重视“一源一流”的研究，“一源”是重视先秦，现在炒得很热的“古典学”，就是所谓“源”“；一流”就是明清和近代，重在文化转型的研究，所以他在这一块做的研究比较多。
《明代文学史料要略》，余来明著，中华书局2024年12月版。
六代学者各有自己的特点，每一种特点都与社会生活、文化相关，并不是完全由个人决定的。没有到这个火候，想做也没有条件，到了这个火候，你做成了，不能说就是你一个人的本事。就像我做《中国文学编年史》，正好是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研究。也可以说，它不仅是一个成果，也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改变学术研究的路数和现状。
雷璐灿：
看来珞珈学者在文学史书写的道路上代际相传，其中有您的前辈，您的恩师，您的同仁，还有您的学生。您能否回顾一下自己在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怎样的珞珈学缘？
陈文新：
我会认为本科阶段尤其重要，因为我的硕士、博士都是在职读的，只有读本科时是全心全意，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家庭琐事的分心，我的身份仅仅就是一个学生。
我读本科的时候，那些老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胡国瑞先生、吴林伯先生、刘禹昌先生，都给我们上过课，他们还是用“五老八中”那一套来教我们，让我们对武大老师的学术路数有比较亲切的领略。
胡国瑞先生讲宋词研究，课堂就在樱顶图书馆旁边，当时叫英语系，后来叫外语学院，有个大礼堂，他就在大礼堂讲。他每次拿几张卡片过来，也不带讲义，要是以现在教学评估的标准是无法通过的。选课的估计有两百人。
《宋词选》
那时胡云翼先生的《宋词选》刚出版，版权页上印的名字是“胡云
”。我就把这本书拿来当笔记本用，精彩的内容都记在空白处。后来比对我的笔记和《宋词选》的注释讲解，发现胡国瑞先生虽然不提《宋词选》，但是他有一些讲述，显然是有意纠正《宋词选》的疏略。比如晏几道的《临江仙》有句“两重心字罗衣”，《宋词选》的解释是“用一种心字香薰过的罗衣”，这其实不合情理。晏几道怎么会知道对方用什么香薰过？胡先生说，可能是指罗衣上有两重心字形的花纹。晏几道非常喜欢这个女孩子，喜欢她的气质，也喜欢她的打扮，所以留下了很深的视觉印象。
还有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中，《宋词选》有一处断句是“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胡先生说，按照《词律》，应该是“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
李清照《永遇乐》中的“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宋词选》解释为“暮云连成一片如白玉相合”，云的色彩和形状像玉一样合在一起，这种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胡先生解释说，这首词写的是正月十五特有的情景，一边是日头落下去，一边是月亮升起来，日月正好都是圆形，所以说是“合璧”。
辛弃疾《鹧鸪天》所云“燕兵夜娖银胡䩮，汉箭朝飞金仆姑”，胡云翼先生没有特别说明。胡国瑞先生告诉我们，一定要作“汉将”，因为这是互文的写法“，燕兵”要对“汉将”才贴切工稳。
《诗词赋散论》
胡先生的课，让我对宋词有了初步的了解，也知道了读词的一些特殊讲究。
吴林伯先生是马一浮先生的关门弟子，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文心雕龙义疏》。他选了若干篇，亲自刻印，用16开的纸印了两厚本，2块钱一本，给我们做教材。
他说你们听课的时候用，如果听完 不想要了，他也可以回收。后来我们大多数同学都又卖给他了，但我那两本还留着，我要把它作为 “文物”保存下来。
他的学问很好，像“十三经”，都是能背诵的，《文心雕龙》他当然也背得滚瓜烂熟。他讲课最大的特点是经常批评“民科”，周易和红学的“民科”最多，研究《文心雕龙》的也有。
当时有一个叫马宏山的老干部，退休之后用心研究《文心雕龙》，发了好多论文，现在还能找到他的书。吴先生说他胡说八道，会把晚辈带到岔路上去的，隔三差五就批一通。
当时期末考试有一个问题，马宏山先生讨论过，吴先生也批评过，我就按我的理解也批了几句。跟我一个小组的另外一个同学，考完之后跟我对答案，好像差不多，但成绩出来，她只得了六十几分，我得了93分。
那个同学很是疑惑，说我们两个答案差不多，你得了93分，我只得六十几分，就算你的字写得好，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差别。我笑着问：你批了马宏山没有？她说没有批。我说这就是你得低分的原因。
这里讲的，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可见那一代学者特别看重学术路子的正与不正，他们特别在乎这个问题。吴先生对学生很好。有次我写了一篇《文心雕龙》的作业，交给辅导员，也就是班主任，班主任拿给吴先生看，吴先生还专门抽空跟我交流了一个小时。
《文心雕龙义疏》
刘禹昌先生是任继愈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同学。刘先生讲《诗经》，是用汉代郑玄的路数来讲的，把《诗经》视为礼乐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确信每一首诗都和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关。这种路数在宋代被朱熹的《诗集传》所取代，“五四”以后更是沦落到了几乎不被正眼相看的境地。
比方《诗经》的第一首《关雎》，汉儒说写的是“后妃之德”，宋代以后通常把它视为写男女情爱的作品。刘禹昌先生是按汉儒的讲法来讲的，第一次上课，全班同学几乎都去了，有几十个人，到第四次课，只剩下了四个人，这四个人也是最后一直听下来的几个学生，我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
听下来之后，对朱熹的《诗集传》和讲汉学的《毛诗正义》，就有了大体的了解。汉学跟宋学的差别确实很大，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对《诗经》的看法、路数也大不一样。
我们读本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五四”以来的读法，所以同学们不能理解刘先生，后来还把他作为笑料写进了电影剧本《女大学生宿舍》。电影的调侃是不对的，因为汉学和宋学有各自的合理性。宋学是从文本的发生来看作品，汉学是从文本在礼乐文化中的功能来看作品，关注的重心是不一样的。
《诗集传》
但刘先生人很好。尽管很多同学没来听课，他依然让他们参加考试，考试开卷，写一篇小论文就可以。我记得我写的是“《诗经》中的议论”。《诗经》有好多“骂人”的话，比方恨哪个人就说“投畀豺虎”，我的论文大致与此相关。刘先生给了我高分，还说要推荐出去发表。
1982年1月我就留校了，1985年9月开始在职读硕士学位。那时我的小孩刚刚出生，又住在校外，很是辛苦。
当时跟两个老师来往比较多，一位是吴志达先生，另一位是唐富龄先生。
吴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打堂堂之阵”，意思是不要耍小聪明，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小打小闹，要拿出像样的东西来，一看就有派头。有人读书，就是为了在别人的论文和书里挑毛病，这是不合适的。读书是为了增长见识，仅仅着眼于别人的瑕疵，这叫小家子气。所谓大学问，就是形成自己的体系。当然了，一些错误是要指出来的，但只是顺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要为了找别人的毛病而读书。
唐富龄先生主要做《红楼梦》研究和《聊斋志异》研究，但从不介入《红楼梦》领域的争议，也提醒我不要介入争议，以保证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正事上。唐先生正直厚道，对晚辈极为关心。他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当然我做不到像他那样好。
我读博士是从文学跨学科到了哲学，导师是郭齐勇教授。当时有一个机缘，我正好写了《明代诗学》，按照中国哲学学科的先辈萧萐父先生的说法，诗学也属于中国哲学的范围，可以用来申请博士学位。
《明代诗学》
那一段时间，我读了好多哲学的书，理论素养、思辨能力确实有进一步的提升。
郭老师的为人令人崇敬，他对学生、对同事，几乎是不遗余力的提携。我有心向他学习，但是能力不够，一般人不可能有郭老师的能力。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既做哲学学院的院长，又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因为当时冯天瑜先生在日本，这一摊他也管着。
就是在他管的那段时间，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功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第一批，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辛劳。
我曾经问他每天要处理多少事？他说大概十几件。我说，那完了，幸好没人要我来做这些事，我说我每天最好只处理一件事情，最多也只能给我五件事情，再多了就会忙乱不堪。郭老师能力过人，给学生、给同事很多帮助，我虽然做不到，但确实心向往之。
雷璐灿：
您认为珞珈山的历代学者在进行文学史书写时，是否有着一脉相承的治学传统与学术个性？
陈文新：
从刘永济先生一直到现在，武汉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显著特点是文本、文献与文论的结合，而放在第一位的是文本。
《刘永济评传》，陈文新、江俊伟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版。
胡国瑞先生、吴林伯先生和刘禹昌先生，他们讲课的重心就是把文本读透。
吴志达先生、唐富龄先生、熊礼汇先生，都是花功夫读文本的。文本都没读懂，还研究什么文学史？文学史成立的前提就是有好作品，有好作家。
现在好多拿了博士学位的人，多留心外围的东西，却忽略了文本这个重心。研究可以侧重于某一个方面，但是作为文学史，作品是最根本的，必须放在第一位。
第二是文献，可以不以文献研究为重点，但是不能不懂文献。
换句话说，读《诗经》，如果不知道汉人《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宋人《诗经》研究的代表作是什么样的，怎么可能读懂读透。不能够随便拿本书就读，读了之后还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什么，得选一个好本子，所有代表性的本子都要过目。必要的时候，还要适当拓展文献的范围，读一本书，不免涉及周边的内容。
说到文论，要提到一点，刘永济先生当年在武汉大学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用的教材是《文心雕龙》，另编了一部作品选作为配套。
后来王文生先生带的几个弟子，都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比如程亚林、刘良明。直到现在，我读文学史著作，或者说读古人的文学史研究，从来不认为《文心雕龙》《诗品》是别的学科的著作。这就是文本、文献与文论的结合。
雷璐灿：
在您看来，这种治学传统在当今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思潮下是否会受到一定的冲击？这种学术理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尤其对文学史书写而言有怎样的意义？
陈文新：
所谓跨学科，首先是承认了学科之间的差异，因为没有学科的差异就没有所谓跨学科，其二是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前提下，试图改变只重本学科而造成的学术视野和知识积累的欠缺。
《集部视野下的辞章谱系与诗学形态》
这种欠缺是1950年以后产生的问题。不光把文史哲分得很清楚，而且把文学里面的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也分得很清楚，把古代文学里面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也分得很清楚。
1950年以前，所有研究古代文学的人都是要讲通史的，都要走贯通的路数。刘永济先生原本是要讲通史的，程千帆先生讲过通史，熊礼汇先生也讲过通史的。有通史的眼光和没有通史的眼光，视野是不一样的，跨学科其实是回到了早先的传统。
二、陈文新教授的文学史书写
雷璐灿：
您先后撰写和主编了《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志一出版社，1995年）、《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文学编年史》（十八卷，中华书局，2006年）、《中国古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古代诗歌与散文》（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国文学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中国古代文学》（西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担任了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及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
能和我们谈谈您从事学术史研究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以及治学之道吗？
陈文新：
我留在古代文学教研室，一直没有动过，几十年都教古代文学史，研究古代文学史。围绕教学写出了这些书，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只能说是努力把事情做好。第一是对得起我本人，人来到这个世界，不能浪费了生命；第二是对得起武汉大学，因为武汉大学给了我学位，也给了我平台，这个平台不能说是最好的，但对我来说它是最重要的。
《中国传奇小说史话》
雷璐灿：
除了古典小说，您还在明代诗学、辨体研究、科举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纵横驰骋。请问这些研究方向之间有何联系？
陈文新：
我的研究始终以明代为中心，具体说来有两个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努力方向，对明代主要的文体，尽量有透彻完整的把握。
既要做明代的章回小说、话本小说、传奇小说、子部小说，也要做诗文，所以有《明代诗学》这样的一些书。
写《明代诗学》特别头疼，作为一个习惯研究小说的人，来研究诗和诗论，光是把那一套话语用顺畅就不容易。为了写这本书，几乎有五年时间心无旁骛。明代的主要文体，大体上都摸了一遍，主要的文献都读过了。对于外围的文化生态，像科举制度，也做了比较系统的了解或者说研究。
第二个努力方向，不仅要了解明代，还要把明代放在文学史的通史视野下来了解。
比如，虽然写的是明代诗学，但从先秦下来，都得有了解，同时对清代也不能忽略。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以明代作为下功夫最深的时代，同时又在文学史的视野下，做了上通下贯的研究。
《明代诗学的逻辑进程与主要理论问题》
雷璐灿：
请问您做明代文学研究的这些位面与您文学史理论体系的构建有何联系？
陈文新：
做这个研究，是把明代当做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一个生命体，不管它的体积是大还是小，比如一只麻雀和一头大象，它所包含的架构都是一样的。从不同的角度，把这只生命体了解透彻，有助于亲切了解整个中国文学。我是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体系，这个体系还没有完成，但是我希望把它做成，做好。
雷璐灿：
学界高度评价您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通鉴》”，是“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是“宏观视野与微观视角、传统体裁与现代思想的结合”。作为主编和主持者，请问您的感想如何？
陈文新：
2023年下半年，我做过一个讲座，题目叫“到更高的地方看日出”，它表达了我的一种向往。要成为一个站得高的学者，必须用学术建树来奠基，要让别人认得出、看得到。如果别人看不到，那说明你的努力还没有取得成效；如果别人看到了，说明你的努力有了成效。已有的成就属于过去，我还会继续努力。
《中国文学编年史》
雷璐灿：
您曾在《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一文中对古今中外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文体特点、互补关系和背景属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您能否向我们进一步介绍您对中国文学史著述文体的认识？
陈文新：
纪事本末体、纪传体、编年体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想努力的一个方向是，以一种文体为主，把另外两种文体的长处容纳进来。
可以谈两个具体的例子，《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它们一个是以纪事本末体为主，一个是以编年体为主，但它们也适当地吸收了其他两种文体的做法。只是它们的通盘考虑还是不够。
我希望以后有时间做新的尝试，选什么样的体式，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但大概不会用纪传体，因为这一类作品太多，而且主要是用作教材，个人的心得不大方便表达出来，用纪事本末体可能方便一些。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
雷璐灿：
编年体会受限于资料本身是否具有明确时间刻度，如明代章回小说有不少佚名之作，成书前经过了世代累积。这是否会造成在编年体文学史书写中，不同类型文本之间有着难以逾越 的“价值壁垒”？请问您在主持编写《中国文学编年史》时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
陈文新：
编年体确实不长于处理流动性文本。说到这个，我就想起编马工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好多专家都提了一个问题，说是没有把几部少数民族的史诗写进来，比如蒙古族的、藏族的、维族的，还包括其他民族的史诗。
后来的修改碰到了一个麻烦：这些作品放在哪个时间段似乎都不合适，虽然很早就开始流传，但是写定很晚。只好采取变通的办法，把所有有明确时间节点的作品写完之后，再单独写几章。
《剑桥中国文学史》也是这样来处理的，它大体按时间顺序来写，但诸宫调那一类的说唱，则集中用一章加以叙述。用纪事本末体来处理流动性文本是最方便的，因为它只论问题，不论时间。纪传体也会面临困难，因为纪传体也是要照顾时间序列的。
编年体在涉及到流动性文本时，它的缺陷被放大了，例如《编年史》的明代部分，四大奇书占的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是暴露出来的短处。
我们也做了一些弥补，就是在可以给这些著作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时，比方嘉靖元年，《三国演义》有一个刻本，于是把《三国演义》的相关资料放在这里，用篇幅的“大”来补救频率“低”的短处，几部名著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的。
《中国文学编年史》
此外，还吸取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概念，设置了向上的时间段，由年而阶段而时代，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绪论和引言部分，四大奇书占的比重显著增加，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编年体“见树不见林”的弊端。
雷璐灿：
据我所知，《中国文学编年史》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请问您是出于什么样的学术理念进行了这样的安排？
陈文新：
我们有本书叫《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强调文学不是孤立发展的，它是一种文化生态的产物，没有那种文化生态，就没有那种文学。这样安排，宗旨是把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生态一起呈现出来。
《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生态》
雷璐灿：
近年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发展，数据库的开发和运用也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新风尚。您怎样看待这一发展带来的新视角和新变化？
陈文新：
数据库的开发和运用涉及到两个方面。
第一是数据库的开发，要准确，要够用。
我经常对搞数据库的说，我们很想用数据库，但前提是数据库是准确的。曾经出现过一个笑话，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电子计算机的周文业先生，弄了一个《三国演义》版本比对的数据库，给刘世德先生用。其中的嘉靖元年本出现了“花关索”这个人物，让刘世德先生吓了一跳，在他的印象中，嘉靖元年本是没有花关索的。他赶紧找电脑专家核实，结果是录入的人弄错了版本。
数据库如果错了，几乎就没有价值。数据库如果体量不大，也没有多少用处。
第二个是数据库的使用，要会用。
所谓会用，不是简单的搜索，而是有能力生成第二次文本，第三次文本，第四次文本。生成了不同层级的文本，就可以做出很有新意的成果，但这个是要眼光的。没有这种眼光，数据库的优越性就大打折扣了。
《四大名著应该这样读》，陈文新著，中华书局2019年2月版。
雷璐灿：
您认为未来的文学史书写还可以向什么方向发展、完善？
陈文新：
现在的文学史书写，主要还是接受了西方、日本以及五四以来的本土传统。有一个传统被忽略了，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书写。
五四之前，刘师培曾仿效挚虞《文章志》《文章流别集》编写文学史。
五四时期，傅斯年依然认为编写文学史最便利的办法是“把诸史文苑传及其他文人传集起来，加上些别的材料，整理成一部郑夹漈所谓通志中之一志”，或者将“各时代的文学评论集起，依时排列，也可成一部很好的记载”。
刘永济先生把《文心雕龙》当文学史教材，也说明它跟我们现代的文学史有贯通的地方。好多人觉得今人比古人强，不愿意承认古代人可能有比我们强的地方，这个观念需要纠正。
《刘永济手批文心雕龙》
三、文学史书写团队建设
雷璐灿：
您曾将文学史编纂与研究所面对的矛盾类比为“狐狸”与“刺猬”型学者的共处问题，提出二者应和谐共处、相得益彰。请恕我冒昧提问，您会选择什么动物来类比和概括自己的学术性格呢？
陈文新：
说到狐狸和刺猬，我个人是更关注古今之变的。早年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的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作为专家，除了莱布尼茨研究之外，在别的领域都有人比他强，只有研究莱布尼茨他是第一人。
他又说：“但是对于整个哲学史的通贯的看法，我自信很多人都不如我，所以我可以写西方哲学史。”他的意思是说，长于关注古今之变是一种能力。
有人说文学史不过是教学生知识，错了，更重要的是训练学生的眼光。眼光和知识相得益彰，不可或缺，眼光要奠基在所有知识都真实准确的基础上。
古今之变不只是一个脉络，不只是一个框架，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所以要把关注古今之变和关注细节结合起来。我这样回答你，其实已经告诉你我是狐狸还是刺猬了，就不再说了。
《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
雷璐灿：
学术史上的文学史书写经历了从个人写史到集体书写的发展变化，纵观您的文学史学术道路也是如此。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发展？
陈文新：
在文学史书写中，有一种学者志在做专家，比如郑振铎，他是俗文学家，所以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最见长的就是关于俗文学的部分。他把他个人所有关于俗文学的研究成果全都放进去了，作为文学史，当然不够妥当。
还有一种志在做文学史家，比如刘大杰，他不是作为专家来执笔，而是作为文学史家来执笔，特别关注古今之变。
文学史家得有文学史的眼光，同时要充分尊重学术界的共识，得跟学术界的共识保持大体一致。比方说哪个是一流作家，哪个是二流作家，是不能随心所欲给位置的。作家好在哪里也不能乱说。
文学史家比专家更难做，他不仅要有文学史的眼光，还要有对于学术界共识的充分了解，还得把这些共识用自己的方式有魅力地表达出来。文学史家意识也可以说是主编意识。
专家意识和主编意识，在民国时期就存在。郑振铎先生是要做专家的，而林传甲、梁乙真、刘大杰，则是要做主编的。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刘大杰做得更为成熟，达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水平，实际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主编体制做了铺垫。
主编体制还会延续，你看，就连《剑桥中国文学史》和《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都设了主编。统一的表述风格，可能会成为再度努力的一个方向。
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所有的内容都是他最后定稿的，很有司马光的风格。
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所有的提要都是他最后定稿的，很有纪昀的风格。由此看来，主编的责任和权重应该加强，没有统一风格的文学史著作，其魅力当然不大。
雷璐灿：
您在进行学术史研究、主编多版文学史教材与《中国文学编年史》的过程中，汇聚了各地专家，多方英才，更是以武汉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教研室为中心，指导和组建了一个强大的老中青学者书写团队。您能和我们聊一聊团队组建和协调运作的故事吗？
陈文新：
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团队的组织、运作中确实有不少有趣的事。
首先是仰仗本教研室的专家，比方说汉魏是由孙东临教授主编的，唐代有一卷是熊礼汇教授主编的。
请他们支持是有难度的，因为都比我年长，熊老师还教过我的课，是我的老师，要请老师来支持，得有充分的尊重。
教研室老师毕竟有限，就得在校外再请一部分专家，难度更大一些，比如先秦请的是赵逵夫先生，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比我年长很多。
《先秦文学编年史》
记得当时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打电话问候一声，说您最近身体怎么样？是问候，也含有一点提醒的味道，就是您老人家要记得编年史的事儿。
南北朝请的是汪春泓教授，他后来去了香港的岭南大学。当时最怕的是万一有哪一卷做不成，整个就泡汤了，这是一套编年史，一卷都缺不得。
团队里最重要的，还是我带的那些研究生，以及博士后、访问学者。要他们做，是希望带出几个人才。
带学生有两个办法最管用：一是改论文，让他知道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二是让他做事，只有经过了历练，才会真有长进。
我主编《四大小说名著导读》丛书，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与民俗文化》丛书，都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历练的机会。
做《中国文学编年史》那么大个工程，肯定不会遗漏他们，余来明、何坤翁、鲁小俊、王同舟，都承担了其中一卷。
顺便说一下，《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中国学术档案大系》《20 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丛刊》《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整理丛刊》四套大书，潘金英、李根亮、吴光正、王同舟、甘宏伟、汤克勤、李舜臣、王炜、曾军、郭皓政、陈卫星、鲁小俊、顾瑞雪、周勇、余来明、潘晓明、苏静、彭娟、江俊伟、白金杰、方宪、潘志刚、林昭、张奕、杜近都等都参与了，这一经历对他们的学术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
雷璐灿：
据我所知，在您提到的团队成员中，有不少学者已经开拓了自己的学术史书写领域，成果斐然。如余来明从事元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钟惺全集》整理与研究”；鲁小俊从事明清书院、科举与文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吴光正从事宗教与文学、古典小说、元代诗文、古代文学与图像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李舜臣从事佛教文学和中国诗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明清释家别集整理与研究”等。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些学者的成长与发展吗？
陈文新：
这些学生大都留在了武汉大学。余来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他的研究自觉服从中心的总体导向，就是把传统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我对他的印象是，肯下苦功夫，没想到他也很有灵气。
鲁小俊这些年主要从事书院文学研究。从做清代的文学编年，到做中国书院文学活动编年史，两者的衔接很是自然。我对他的印象是，很有灵气，没想到文献做得那么扎实，书院课艺的整理研究，可以说是第一人。
《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
李舜臣是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学科带头人，现在正主持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重大招标项目，进展很好。在我的印象中，他是那种不喜欢出头露面的人，没想到做学科带头人、主持重大项目，有声有色，风生水起。
吴光正的情况特殊一点，因为他很早就能独当一面。2000年我到黑龙江大学讲学，刘敬圻先生推荐他到武大做博士后，按照这个程序走下来，出站就留在了武大。
当年他告诉我已经收集了几百万字宗教文学的资料，我就没有让他像鲁小俊、余来明一样跟着我的项目走。跟着项目走有两种情况，一是希望给学生一个方向，一是学生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锦上添花。
光正不属于这两种情况，不过他后来做宗教文学史的研究，跟团队的总体方向是一致的。他的《中国宗教文学史》规模很大。尽管已有佛教文学史，道教文学史，但是把所有宗教整合在一起，做成一部系统完整的宗教文学史，这是第一部。有了这个成果，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团队，就更有底气了。
《中国宗教文学史》
雷璐灿：
请问您对珞珈山古代文学薪火相传的后辈学人有何期待与寄语？
陈文新：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三国演义》里刘备说的，原话是“绿水长存”，我把它改了一下。所谓“青山不老”，是说武汉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永远存在，永远延续，就像珞珈山一样。“绿水长流”是说这个学科的学者，在新陈代谢中，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我希望，不只是现在这个团队，还有以后加入这个学科的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雷璐灿：
谢谢陈老师，我们会努力的！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注释：
[1] 谢柏梁：《三千载辉煌跨世纪修史——论19 世纪末叶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修撰》，《长江学术》2021年第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