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安吉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发源地，一个被誉为“世界第一旅游乡村”的村庄，续写了新故事——90后、00后扎堆回村，古朴的乡村正在成为创业乐园。
这一切始于2022年，余村启动了“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向全球发出共建未来乡村样本的“英雄帖”。在城乡就业不均衡的大背景下，余村试图找到一条新路——青年入乡。
2023年,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首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余村青年入乡推动乡村振兴的故事为人所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汪玉成准备了十余项建议，其中一项仍与乡村青年人才建设有关，这一次他带来了更多经验分享，汪玉成说，当地农村老百姓和村集体通过资源资产入股，新乡人来落实项目，让村民能够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实现双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余村样板”。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和汪玉成的对话。
安吉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玉成参加两会。 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今年你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支持推广安吉县青年入乡发展。能不能谈谈这个建议的背景，介绍一下目前关于安吉县青年入乡发展的一些基本情况？
汪玉成：我们是从2022年7月开始推出“余村全球合伙人招募计划”。其实在这个招募计划提出之前，2021年年底，我们谋划“余村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试点三年行动计划，有一场头脑风暴，我们从晚上七点钟开会开到凌晨四点，谋划了十个亿的“共富”机制。十个亿当中有一部分是推出“全球合伙人招募”，但是这个事情怎么落地，我们还没有想明白。
从想法提出到正式发布大概七个月的时间。我们站在青年角度思考，他们来到乡村需要什么，我们能给到什么？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把所有的政策和空间配套都准备好了，在2022年的7月份才正式推出这个招募计划。
到目前为止，已经落地了六十多个合伙人项目，1200多个年轻人在这里就业、生活、创业。我们每一场“余村夜话”，都会充分听取他们在乡村生活工作创业遇到的难点和痛点。
通过梳理我们总结出这几点：第一是有什么政策给到青年人才；第二，青年人才带着项目来，项目落地需要什么样的空间配套和要素配套；第三，村里包括村干部与老百姓的接纳度怎么样；第四，青年人才入乡工作还没有被全国乡村了解到其重要性。基于这几点，我提出关于支持青年人才入乡的建议。
现在城镇没有这么多就业岗位，而乡村缺乏人才。如果把青年入乡这项工作打通了，那么城镇就业和乡村人才紧缺的这杆秤就平衡了。所以我觉得青年入乡发展，无论是对于大学生就业还是对于乡村发展，都有很大带动作用。
新京报：你提到现在已经落地了六十多个项目，这些项目对余村有怎样的助力？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深刻的项目？
汪玉成：余村的青年入乡这项工作，让乡村变化很大，而且我觉得是双向赋能，双向奔赴的。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们村八九十岁的老人喝上了人生第一杯咖啡。这个咖啡是我们青年入乡的一个咖啡馆所提供的。第二个我们村里现在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村里六十多岁的张阿姨从来没有学过英语，但是新乡人与她共同发起了余村英语角。现在外国游客来了，他们都能够简单地聊上几句。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返乡青年，从村里走出去的青年回来得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看到村里年轻人越来越多，也愿意回来。他们想做一些创业项目的时候，新乡人会给他们支持指导。
最终的模式是“两入股三收益”，我们村老百姓和村集体通过资源资产入股，新乡人来落实项目，让老百姓能够拿租金、挣薪金、分股金。
新京报：你提到青年入乡对当地村庄的改变，你觉得当地老百姓观念有变化码？他们能不能适应这样的节奏？
汪玉成：一开始我也担心老百姓认为年轻的新乡人来了，会分他们一杯羹。但是通过将近三年的摸索，我觉得新乡人和原乡人越来越融洽，当地老百姓把这些年轻人当自己的家人。在他们的推动下，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舒心，越来越洋气。
年轻人来了之后，乡村的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推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像我们村里，5G网覆盖全村，家家户户都用上了天然气，走几步就能看到图书馆、咖啡店，五分钟内就能够找到充电桩、共享单车。
新京报：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以前在国外留学或者一直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他们刚来到乡村，有没有不适应，你们怎么帮助这些年轻人融入乡村发展？
汪玉成：我倒没有觉得他们不适应。城里有的村里都有，城里没有的村里也有。比如咖啡馆、图书馆、健身房、小酒吧、烧烤一条街这些生活配套设施，这几年在“千万工程”推动下，我们浙江很多乡村都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而城里没有的东西，比如好的环境、好的空气，乡村也有。我发现很多年轻人是可以背个电脑包，拉个行李箱就办公的，特别是涉及IT、设计领域，包括一些外企员工，他们可以不在固定的场所办公。
从城市到乡村，他们感触最深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乡村是没有天花板的办公空间，我们提倡大自然工位，在美好的环境草坪上你就可以实现办公；第二，乡村是群居式的生活，身边多了一大群朋友。年轻人在城里可能感受不到，但到乡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
新京报：你介绍了青年入乡的一些余村经验，但从全国来看，青年入乡其实还是难点，你觉得应该怎么去打破难点，推动城乡人才的双向激活，让年轻人愿意留下来，并且长久待下来？
汪玉成：首先我们要守护好绿水青山。没有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吸引力，也不会有年轻人的向心力。第二，要给予相应的配套政策和要素保障，才能有足够的吸引力，年轻人才会向往，才会来。第三，村干部队伍要进一步优化，甚至可能是在大城市创业过的年轻人，吸引他们回来担任村干部。这样才会有共同话题。第四，我觉得国家层面要做好宣传，鼓励青年来到乡村，让他们在乡村大舞台上施展才华。国家振兴，乡村必定要振兴。
新京报：有些地方通过高补贴吸引青年入乡，政策到期后，青年就离乡了，如何从短期输血到长效留人？
汪玉成：我们是通过“两入股三收益”机制实现闭环。在房租上“三免两减半”，这个租金政府来掏。在创业上，我们协调金融机构给新乡人贴息，或者是给创业基金等等。到新乡人的项目落地，后续也要反哺给老百姓。后续该收的房租，该给老百姓的分红都要是兑现的。而不是我前面给你一大堆糖，后面这个糖没了你就走了。我们希望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合伙人机制。
新京报：现在余村留住年轻人的情况怎么样？
汪玉成：这么多合伙人，当然也有流走的。可能过几个月、过几年就要流动一批。目前中国乡村数字游民公社，我们余村是最大的，当然主理人也是流动的，把我们的数字游民公社方式复制到安徽黄山或者其他地方去了。
我觉得乡村青年入乡这项工作里面，青年必定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化的。只有流动才会越来越好。
新京报：你之前提到要实现村民共富，能不能分享一下，余村目前取得的一些成果？
汪玉成：从2023年年初开始，我们提出了建设高能级、现代化国际范的大余村。大余村概念就是从小余村到周边一镇两乡24个村，覆盖了三个乡镇。通过两年多时间的建设，小余村在加快自身建设的同时，能够把周边的村带动起来了。通过品牌的辐射效应，真正让我们村与村，景区与景区，乡镇与乡镇实现了联动发展。现在我们三个串联乡镇的云上天路已经建成，余村到云上草原也是百万级流量的。景区索道马上要开通了，今年十一黄金周可能就会通车，可以从村里坐缆车直达云上草原景区和酒店民宿。
我们去年做过一个统计，我们大余村的24个村村集体的平均经营性收入达到了254万元。余村的这个品牌开始发挥它的效应，同时我们也希望这种片区化组团抱团发展的模式，不打破行政区域的发展模式，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乡村参考，输出余村经验，输出安吉经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新京报记者 李照 蒋鹏峰 赵亚楠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贾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