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宣布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实施“行政没收”措施，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作为巴勒斯坦自治区实际控制方的法塔赫组织，却未能做出有力回应，仅限于发表声明谴责。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宣称，该措施是基于“国家安全需求”而采取的“临时行政管控举措”。部分巴勒斯坦人士认为，此举是以色列政府长期蚕食巴勒斯坦领土政策的延续，旨在进一步扩大在西岸地区的实际控制范围。
法塔赫组织面对以色列的强势行动显得无力回应，与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形成的特殊依存关系直接相关。该协议确立巴以和谈框架，同时也悄然构筑一个“经济控制”的结构。
根据《奥斯陆协议》衍生出的《巴黎议定书》，以色列每月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转交约1.5亿美元的关税和税收收入。这笔资金构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年度预算的大部分，成为支撑其行政运转的经济命脉。作为交换，法塔赫需放弃与以色列的武力对抗，并承担“安全合作”责任，包括打击哈马斯等抵抗组织。自治政府每月需支付公务员薪资，维持基础社会服务，若失去以色列转交的税收，整个政府体系将面临崩溃。
约旦河西岸地区被以色列领土完全包围，其经济命脉从根本上受制于以色列。当地农产品与工业品若要出口，必须经过以色列控制的检查站，并由以色列海关代收关税后再转交。巴勒斯坦企业无法直接与外部市场建立独立贸易渠道，甚至连基本生产资料的进口都需通过以色列批准。
美国与欧盟等西方国家对巴勒斯坦的“经济援助”同样附带严格条件。西方捐助国设立复杂的政治筛选机制，要求接受援助的巴勒斯坦组织必须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并放弃武装抵抗。
在此经济格局下，法塔赫若对以色列的“没收”行为采取强硬反制措施，极可能导致以色列冻结税款转交，美国暂停援助，进而引发自治政府财政危机。自治政府目前财政储备不足以支撑两个月的基本开支，这使得法塔赫在面对领土蚕食时不得不权衡利弊，避免触发全面危机。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并逐步推进定居点建设，这一过程在《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也未停止，反而呈现加速态势。这种持续数十年的地缘重塑，改变西岸地区的领土结构，为法塔赫的抵抗能力设置物理障碍。
截至2024年10月，约旦河西岸地区共有数量众多的以色列定居点，居住着大量以色列定居者。这些定居点战略性地分布在西岸各处，形成一个复杂的控制网络。通过连接定居点的专用道路系统、检查站以及隔离墙，以色列实际上已将西岸地区分割成多个互不相连的巴勒斯坦“飞地”。
巴勒斯坦自治区被分割成互不连通的碎片，使得法塔赫无法形成有效的行政管控与军事部署能力。
根据《奥斯陆协议》，西岸地区被划分为A、B、C三类区域，法塔赫仅在A区拥有完整行政与安全控制权，占西岸总面积的少部分。B区由法塔赫行使民事管理而以色列负责安全，C区则完全由以色列控制，占西岸总面积的大部分。A区并非连片分布，而是被B、C区分割成多个孤立区域。
西岸地区设有数量众多的固定检查站和临时检查点，巴勒斯坦人从一个区域前往另一个区域往往需要绕行数小时，甚至申请特殊通行证。
即便法塔赫决定对以色列的“没收”行为进行抵抗，其军事力量也无法有效集结。各个孤立区域之间的联系被以色列严格控制，任何大规模人员调动都会立即被察觉并阻断。
以色列通过定居点建设战略性地控制西岸地区的水源、高地以及主要交通枢纽，这使得法塔赫在地理上处于不利的战略位置。约旦河流域的大部分水资源被以色列控制，巴勒斯坦人均水资源使用量仅为以色列定居者的少部分。这种资源分配不均削弱法塔赫的抵抗基础。
在如此复杂的地缘格局下，法塔赫已无力对以色列的领土政策形成有效遏制，其控制区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难以形成统一的抵抗前线。
法塔赫控制着多支安全部队，包括国家安全部队、总统卫队、预防性安全部队、警务部队以及情报机构等，总人数众多。但分析这些武装力量的结构、装备与运作方式，不难发现其实质上难以对以色列构成有效威胁。
安全部队开支约占年度预算的相当一部分，而这些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与欧盟的“安全援助计划”及以色列转交的税收。美国实施的“巴勒斯坦安全部队改革计划”，提供年度资金支持，但同时限定装备种类与使用范围。
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实质上被设计为一支“治安维持力量”，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力量。其装备以轻武器为主，缺乏重型武器、防空系统、装甲车辆以及通信设备。在对抗以色列军队时，这种装备差距意味着巨大的作战能力不对称。
根据《奥斯陆协议》附件的安全条款，巴勒斯坦安全部队的武器种类、数量甚至弹药储备都需经以色列批准。这些部队主要装备为手枪、步枪和有限数量的轻机枪，缺乏足以对抗以色列装甲部队与空军的重型武器系统。
法塔赫自1993年后逐步解散手中较为激进的武装力量。时任巴勒斯坦总统宣布解散法塔赫的王牌武装“阿克萨烈士旅”，该部队曾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扮演重要角色。
阿克萨烈士旅的解散意味着法塔赫放弃对以色列的军事威慑能力。当前的安全部队更像是一种行政机构，主要职能是维持内部秩序并协助打击被视为“激进”的抵抗组织。
法塔赫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着“安全协调机制”，要求巴方与以方安全部门保持信息共享与行动协调。这种机制导致法塔赫安全部队的行动透明度极高，几乎不可能在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监控下秘密组织大规模抵抗活动。
这些部队归巴勒斯坦总统指挥，但其高级军官多数需经过美国与约旦的培训项目，且许多重要行动需提前与以色列方面协调。在这种背景下，即便法塔赫领导层决定对以色列的“没收”行为进行武装抵抗，也面临着武器装备不足、战术能力有限以及指挥系统受制等多重困境，难以形成有效的军事威慑。
除经济依赖、地缘受限与武力不足等内部因素外，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对法塔赫的抵抗能力产生影响。巴勒斯坦问题在国际舞台上的优先级下降，传统支持者的立场也出现变化。
一些阿拉伯国家相继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打破阿拉伯国家长期坚持的立场。一些国家虽尚未正式与以色列建交，但双方接触日益频繁，共同关注某些威胁的战略考量正逐渐超越巴勒斯坦问题。
各国基于地区平衡与经济发展的考量，越来越倾向于与以色列发展关系。这种地区格局的变化削弱法塔赫的外交支持网络。欧盟仍在官方声明中支持某些方案，但成员国之间的立场分歧日益明显，一些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日益紧密。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立场的西欧国家，其实际政策也趋于保守，仅限于言辞谴责而避免采取措施。
过去十年间，联合国安理会涉及巴以冲突的决议草案多次因美国否决而无法通过。尽管联合国大会和人权理事会多次通过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决议，但这些决议缺乏有效执行机制，对以色列政策实际影响有限。
法塔赫面临的外交困境在于，虽然国际社会在修辞层面支持巴勒斯坦权利，但实际行动层面却缺乏有效杠杆。即便西岸土地被“没收”，也很难期待国际社会采取超出言辞谴责之外的措施。
长期未能举行全国大选、贪腐指控以及内部分裂等问题，削弱法塔赫的国际正当性与话语权。巴勒斯坦民众对法塔赫领导层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损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性。
在这种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法塔赫面对以色列“没收”巴勒斯坦领土的行动，既缺乏有效的内部反制能力，也难以调动充分的国际支持，陷入既不能接受又无力改变的境地。除非巴勒斯坦内部实现团结，获得更广泛的区域与国际支持，否则法塔赫难以打破当前的战略被动局面，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流失的趋势恐难以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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