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刘”姓皇帝们凭借其超凡的领导智慧与深邃的战略远见，谱写了无数辉煌的篇章。
历史上首位“刘”姓皇帝刘邦，开创了西汉王朝，为刘氏家族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末年，刘邦的九世孙刘秀挺身而出，成功推翻了王莽政权，重建东汉王朝，进一步巩固了“刘姓”的政治地位。东汉衰落后，中国再次陷入群雄割据的局面，此时，出身贫寒的刘姓皇族后裔刘备，凭借自己“刘姓皇室”的尊贵身份，以“匡扶汉室”为口号，在三国争霸中凭借智慧与勇气，书写了传奇故事。
历史的车轮并未停歇。经过隋唐近三百年的统一与繁荣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迎来了五代十国时期的群雄并起。在这一混乱时期，兼具沙陀族血统的杰出人物刘知远崭露头角。
据《旧五代史·刘知远纪》记载，刘知远，字彦威，其先代为北狄部族，后徙居太原。沙陀族，这个源自西突厥的游牧民族，自唐代以来逐渐内迁，与中原文化深度融合。刘知远虽出身沙陀，但深谙中原文化，这种双重文化的滋养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后唐明宗李嗣源麾下担任将领期间，刘知远凭借其卓越的战功与深邃的政治洞察力，逐渐崭露头角。他不仅精通武艺，更擅长谋略，这使得他在沙陀族与中原政权之间游刃有余。尽管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他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怀揣着更大的政治抱负。特别是后唐开国皇帝、沙陀人李存勖将自己的江山命名为“唐”，以彰显其继承统治的正统性，这一举动无疑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其中就包括刘知远。
刘知远深刻认识到，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固政权的关键在于赢得民心与树立正统形象。为此，他精心策划，选择“汉”作为国号，借汉朝的火德之名来宣示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开运四年（947年）二月在太原称帝后，刘知远并未立即改国号，而是弃用开运年号，沿用石敬瑭的天福年号，称为天福十二年，以此稳定并争取中原各藩镇的军心。
同年六月53岁的刘知远进入东京（今河南开封），正式定国号为“汉”，史称后汉。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他对汉朝传统的追思与敬仰，更为他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他标榜“汉”的旗号；在文化上，他大力推崇汉朝的传统与制度，以此彰显新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乾佑元年（948年）正月，刘知远发布《改元乾祐大赦文》，全文共1990字，不仅彰显了刘知远深厚的汉文化底蕴，更显示了他对治国理念的深思熟虑与全面规划。在这篇诏令中，他首先回顾了先祖的丰功伟绩，开篇即称：“我艺祖神宗，开基抚运，以武功平祸乱，以文德致升平，泽润生民，庆流长世。”这里的“艺祖神宗”即指汉高祖刘邦，这不仅表明了对汉朝传统的继承，也体现了刘知远为了巩固政权，对“刘姓”这一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姓氏的巧妙利用和弘扬，从而表达了自己继承大统的合法性。
随后，刘知远描述了后晋乱世，百姓深受其苦，而自己挺身而出，平定了战乱，恢复了国家安宁。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德与治国理念，他决定改元乾祐，并大赦天下，除十恶五逆外，所有犯罪均予以赦免。同时，他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吏治、减轻百姓负担、安抚流亡百姓、修缮祠庙、追赠忠烈。他大力提倡节俭治国，减少宫廷开支，以减轻百姓负担。此外，他还强调了举荐人才的重要性，要求文武官员举荐贤才以充实朝廷。这些做法与汉朝初期刘邦稳定政权、恢复经济、安抚民心的政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乾佑元年（948年）正月，即刘知远发布《改元乾祐大赦文》后，他因想念已去世的长子刘承训而悲痛病逝，享年54岁，被追赠高祖庙号、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谥号，葬于睿陵。其子刘承佑继位，为后汉隐帝。
而刘知远从流浪汉到帝位的传奇经历，在民间广为流传。元代永嘉书会才人据此编写了南戏《白兔记》，又称《刘知远白兔记》。讲述他与李三娘的悲欢离合，成为经典。至今，沪剧、越剧等仍在演绎这段历史。
作为《乱认祖宗的帝王们》系列文章的第三篇，本文聚焦五代第四朝后汉的创建者沙陀人刘知远。后汉（947年—950年）仅存三年，是五代十国时期存在时间最短的王朝之一，都城位于东京开封府（今河南省开封市），共历二帝，由刘知远建立。
作为沙陀族中的杰出人物，刘知远通过融合沙陀族与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政治舞台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并为“刘”姓皇帝的辉煌传承增添了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将转向十国中最大的南唐开国皇帝李昪，探究他是怎样认二位唐朝皇亲为祖宗，以及他与唐朝大诗人李白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篇文章的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