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说，李国强，你要是当年提了干，现在得是什么级别啊？＂老连长杨建成笑眯眯地问我，一边给我倒满了杯子。
战友聚会上，往事如潮水般涌来，我心中感慨万千。
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
按照惯例，虽然我们这批兵是12月下旬到达部队的，但还是算1973年的兵。
记得离开家那天早上，我爸李德明和我妈张秀兰起得特别早。
妈妈忙着给我煮饺子，那是她头一天晚上加班包的，她边包边抹眼泪，我装作没看见。
爸爸一边帮我收拾行李，一边絮絮叨叨地嘱咐我出门要注意的事情，因为那会儿刚满17岁的我，还从没出过我们海城县。
＂这衣服多带几件，冬天部队里冷，别冻着。＂爸爸小心翼翼地把衣服叠好放进我的行李包，手上的老茧磨得行李布直响。
＂国强啊，吃完这碗饺子再走。＂妈妈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饺子，碗里的水汽模糊了她的眼睛。
＂咱们这有句老话，上车饺子下车面，你要记得啊。＂
外面刮着冷风，窗户上都是哈气，但厨房里却暖烘烘的，煤油灯照在妈妈脸上，显得格外憔悴。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忽然发现妈妈坐在对面，愣愣地看着我。
我是家里独子，她就我这一个儿子。
前两天当我把入伍通知书拿回家时，她嘴上说高兴，可眼里满是不舍。
我很久没好好看过妈妈了。
看着她瘦弱的身体和花白的头发，我鼻子一酸，哽咽着喊了声，＂妈。＂
厨房里香气缭绕，灶台上的火苗映红了妈妈的脸，她的眼角有了深深的皱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老了。
妈妈回过神来，连忙问我饺子吃完没。
我说：＂好吃，吃完了。＂
她这才挤出一丝笑容，转身假装去擦灶台，我知道她是怕我看见她的眼泪。
七点半了，我背起背包准备去新兵集合点。
爸妈都要上班，没法送我。
临走时，妈妈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衣服，整理了我的领子，又塞给我十块钱。
＂妈，不用钱，部队吃喝都不花钱，每月还有津贴呢。＂我极力推辞。
十块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小数目，够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了。
＂带着，路上渴了买点水喝。＂妈妈坚持道，手里的钱往我兜里塞，那手上全是洗衣做饭留下的痕迹。
我拗不过她，最后还是收下了。
＂去吧，去吧，在部队要听话，别惹事。＂爸爸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有些发颤。
告别父母后，我走了一段距离，回头一看，妈妈还站在门口，就那样愣愣地望着我。
冬日清晨的阳光照在她身上，显得那么单薄。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边抹眼泪边往集合点走，心里暗暗发誓，到了部队一定好好干，不辜负父母期望。
县城的街道上人不多，冬天的风吹得刺骨，我把手揣在兜里，摸到了那十块钱，心里热乎乎的。
坐了一天火车，又换乘卡车，我们这批新兵终于在第二天傍晚到达了部队。
当那辆老解放卡车开进新兵连营地时，我知道，我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了。
军营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笔直的站姿、整齐的内务、响亮的口号、严格的作息。
新兵连的训练特别苦。
早上五点起床，寒风刺骨，我们在操场上跑步，呵出的白气在空中扭曲成各种形状。
晚上十点熄灯，白天是紧张的军事训练，体能训练，还有站岗放哨。
刚开始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独子真有点吃不消，被窝里有时候偷偷掉眼泪，可心里那股劲头不允许我服输。
＂李国强，再快点，你那两条腿是挂在裤腰上当摆设的吗？＂班长在五公里武装越野中冲我喊道，脸涨得通红。
身上的装备沉甸甸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打湿了我的迷彩服。
我咬紧牙关加速冲刺，跑得肺都快炸了，最终成为班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
从那以后，什么苦活累活我都抢着干，慢慢地，各方面表现都名列前茅。
在新兵连结束后，我被分到了二营四连。
因为我有高中文化，连队就安排我当了文书。
在那个年代，高中生在部队里已经算是＂高材生＂了。
四连的营房比新兵连好多了，床铺整齐得像刀切过一样，走廊上的地板反着光，连办公室里的铅笔都是按长短排列的。
在四连，我认识了一辈子的好兄弟钱志刚。
他比我早入伍一年，教会了我不少部队里的门道。
钱志刚是北方人，高高壮壮的，笑起来特别憨厚，却是连里射击成绩最好的兵。
＂国强，想留在部队就得把每一件小事都做好。＂钱志刚常对我说，＂咱们这行当，看的就是细节。＂
他教我怎么叠被子，怎么打军体拳，怎么擦枪，甚至连怎么和首长说话都有讲究。
＂汇报工作要简明扼要，回答问题要干净利落，说＇是＇不说＇是的＇，说＇不是＇不说＇不是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像个老政工干部。
我俩常常一起加班整理资料，背着装备跑步，帮老班长训练新兵。
日子虽苦，却充实而有奔头。
到1976年初，我被任命为三班班长，同时也成了连里的提干人选。
＂国强，你小子争气啊！按这速度，再过一年，排长肩章就是你的了！＂钱志刚拍着我的肩膀，眉开眼笑。
连里其他战友也替我高兴，但也有人酸溜溜地说：＂李国强运气好，有人罩着。＂
我听了只是笑笑，更加努力地干活，不给人说闲话的机会。
我心里美滋滋的，每天都干劲十足。
眼看着提干的事情已经被连队报上去，我开始憧憬穿上军官制服的样子。
每天照镜子刮胡子时，都会想象肩膀上扛着排长肩章的样子，心里别提多骄傲了。
我给家里写信，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幻想着爸妈看到信时脸上会有多自豪。
谁知道，1976年7月的一天，我收到了妈妈的信。
信上说，自从我走后，爸爸的身体就一直不好。
他之前在县棉纺厂当搬运工，常年的重体力劳动伤了腰。
爸怕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一直不让妈妈告诉我。
现在三年多过去了，爸爸病情越来越严重，经常痛得起不来床，妈妈一个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顾爸爸，实在忙不过来。
信纸上有几处水渍，我知道那是妈妈的眼泪。
看完信，我整整一宿没睡着。
心里天人交战：留下来，就能实现提干当军官的梦想；回去，就能照顾生病的父亲，减轻母亲的负担。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看着营房里熟睡的战友，想着家里病重的父亲，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你这是遇到难题了吧？＂钱志刚看出我的心事，拉我到营房后面的小树林里长谈。
小树林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你这几天魂不守舍的，出啥事了？＂他递给我一支烟。
＂志刚，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我把家里的情况和盘托出，声音有些哽咽。
钱志刚没说话，只是静静地抽着烟，眼睛望着远处。
天空中飘过几朵云，营区的广播里传来《歌唱祖国》的旋律。
＂你是独子，家里只有你能顶事。＂钱志刚沉默良久后说，烟灰落在地上。
＂军官梦没了，可以重新找；但父母只有这一对啊。＂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震，是啊，我可以有别的梦想，但爸妈只有这一辈子，而且他们老了，需要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