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长河中，汉字的命运跌宕起伏，曾面临诸多质疑与挑战，却在人工智能时代成功逆袭，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回溯到1936年，鲁迅先生在离世前不久，曾发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感慨。
与此同时，章太炎也认为“中文之不死，中国必亡”，陈独秀觉得中国文字难以传播新思想，还腐蚀人们的思维，瞿秋白更是将汉字形容为“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
蔡元培、胡适等一众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抨击汉字的行列。
当时，中国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侵略，国家危在旦夕。在这种艰难的处境下，汉字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关注的焦点。
那时，中国文盲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几，文化传承岌岌可危，他们“爱之深责之切”，期望通过批判来寻求变革之路。
同一时期，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潮，有人质疑商朝的存在，认为大禹只是一条虫，中医也被当作封建余孽遭到否定，而难写难记难懂的汉字，自然也未能幸免。
不过，也有一些文化人挺身而出，坚决捍卫汉字。赵元任创作的《施氏食狮史》，用96个“shi”的音，生动地展现了汉字独特的魅力，警示人们如果将汉字拉丁化，中国文化将会遭受巨大的冲击。
瞿秋白在苏联学习后，受列宁思想启发，发起了汉字拉丁化运动，部分知识分子甚至在延安进行了相关尝试。
就连蒋介石也曾在日记中提及，汉字艰深，需借助注音符号来帮助儿童学习。
但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上下投身抗战，文字改革的事情被暂时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让百分之九十几的国民全面脱盲的艰巨任务，汉字拉丁化再次被列为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重要选项之一。这一选项被呈送到中南海怀仁堂，请毛主席定夺。毛主席风趣地表示，在延安搞中文拉丁化时，写出的文字弯弯曲曲像鸡肠子，一旦汉字拉丁化，就会失去自身的文化基因。
于是，主席代表中央做出决定，汉字的改革方向是简化，而非拉丁化，这一决策为文化界关于汉字改革的争论暂时画上了句号。
在主席的鼓励下，全国扫盲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重新加入联合国时，人们惊喜地发现，在联合国的所有书籍中，汉字是使用纸张最少的文字。
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现代计算机诞生后，文字输入成为难题。1979年，钱伟长访问美国时，IBM的工程师宣称英文是计算机的“天选之词”，认为中国人若不放弃中文，就无法迈入计算机时代。
美国人还曾用漫画嘲讽中文打字机，认为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打字机，因为汉字输入计算机困难重重。
但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就花费三十年开发出中文打字机的雏形。进入计算机时代，王永民发明了五笔输入法，虽然后来被更便捷的拼音输入法替代，但在当时，它被联合国官员赞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东方魔术”。
王选提出开发中文激光照排技术时，日本学者断言掌握这项技术比登月还难，可中国人还是突破了重重封锁。
到了21世纪，在数码时代，英文在底层逻辑上占据主导，很多人渴望能用汉字输入代码。
就在大家认为美国在人工智能时代遥遥领先，中国与之差距较大时，中国创造的人工智能算法却突然站在了世界前沿。
在智能时代，汉字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首先，汉字信息量大，检索信息时，中文花费的时间仅为英文的百分之三十。
比如，ChatGPT用26个字母解释“量子纠缠”，而中文仅用“量子纠缠”四个字就能表达清楚。汉字超强的信息压缩能力，让中文大模型的训练速度比英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七。
其次，中文阅读者大脑激活区域比英文阅读者多百分之十五，信息处理速度却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二，这得益于汉字的象思维特征与神经网络分布天然契合。
再者，在处理意向性指令时，中文的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一，远高于英文和其他文字的百分之四十几。
中国古诗词中的意境，用英文很难精准表达，像“鸡鸣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翻译成英文后韵味全无。
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发现，汉字包含的拓扑信息是英文的128倍，同样文字的信息熵，中文也是其他文字的两倍以上。
汉字的这些特性，使其仿佛天生就是为智能时代准备的。例如，“大衣、毛衣、内衣、睡衣”，只要认识“衣”字，哪怕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能理解它们与衣服有关，而英文中这四个词却毫无关联。
而且，中国丰富的历史典故、成语诗词，进一步丰富了汉字背后的内涵。中文大模型在处理“危机”一词时，能同时触发“危险”“机遇”以及“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等一系列相关的成语和典故。
当中国的大模型如DeepSeek开源时，有人担心中国的算法成果被他人获取。
实际上，中国开放的是应用方法，底层逻辑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他国家若想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取得更好成绩，就必须采用中文进行训练，这意味着他们要接受中华文明的熏陶。
中华文明借助汉字，在新时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界。从过去一百年间汉字在生死边缘的挣扎，到如今从安阳甲骨到杭州服务器，汉字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传承，它不再是古老文明的绝唱，而是人类智能时代的嘹亮晨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