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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死了，张利民，你杀人了！”
警察冷冷地问，眼神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震怒。
张利民低垂着头，满脸的酒气与疲惫，似乎在与自己的内心搏斗。
他的手指紧紧握住身前的木桌，指节泛白，但始终没有抬头看那双充满质问的眼睛。
“我……我没杀她。”他的声音低沉沙哑，仿佛连自己都不相信这句话。
“可是她的血迹就在你家门口，你不敢否认她曾经在你家里。”警察的声音越来越严厉。
“你说她主动来找你，结果却死在了你家里，还被你丢在棉花地里。张利民，你真以为我们会相信这种荒唐的说辞吗？”
张利民的脸色越来越苍白，嘴唇微微颤抖，目光却空洞无神。
几乎没有思考，他脱口而出：“我……我真没杀她。我只是想找她谈点事。”
但是那具被丢弃在偏远棉花地里的尸体，和死者身上的一切伤痕，似乎都在诉说着不同的真相。
警方已经找到她的手机，通过一条电话记录，揭开了这一切的开端。
李春英的手机被发现时，屏幕上还有未接来电的记录。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通过一名村民提供的线索，确认了李春英案发当天的行踪：她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翟王镇刘全仁村的村口，而她的出租车则是驶向了村内的小巷深处。
在村庄里，村民们议论纷纷。
“她来这儿接过客人，但怎么会死在棉花地？”一名村妇低声说道，目光中透着恐惧，“最近村里可是没什么外人来啊。”
通过逐步排查，警方找到了一名关键目击者王春红。
她的供述指出，案发当天，她曾看到丈夫张利民与李春英有过接触。
更让人惊讶的是，案发后张利民似乎突然变得不太对劲。
“他那天晚上回来很晚，衣服上还有血，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宰鸡弄的。”王春红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没敢多问……”
王春红的供述让警方开始重点关注张利民。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村里对张利民的评价十分复杂。
一些人提到他时，话里带着怜悯。
“他从小家里就穷，十几岁就去外面打工，后来学了个电焊，才算勉强有了个生计。”村里的一位老人叹道，“可惜，脾气太坏了。”
另一位村民则摇着头补充道：“可不是嘛，他喝了酒就跟个疯子一样。
前几年，他家里的电焊店还能赚点钱，但后来天天喝酒，脾气越来越大，经常听见他打媳妇。
你说，家里这么个男人，能有啥好日子过？”
张利民的邻居描述了案发前几天的异常状况。
“有一天晚上，他回来得特别晚，车灯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我看到他从车上搬了什么东西进屋，好像很重。”
邻居停顿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后来听说李春英的车出事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他肯定跟这事脱不了干系。”
随着越来越多线索的浮现，警方确定张利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当他们前往村庄逮捕他时，却发现他早已不知所踪。
村里的人说，他离开时匆忙至极，连平时最珍视的电焊工具都丢在了店铺里。
调查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通过调取附近的监控，警方发现张利民曾出现在一条偏远的乡村公路上。
顺着这条线索，他们最终在邻县的一家小旅馆里将其抓获。
在旅馆的房间里，张利民显得无比憔悴，目光呆滞，似乎对抓捕毫不意外。
被带回审讯室后，他对案件细节三缄其口，只是反复强调，“我没有杀她，她是自找的。”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警方试图打开他的心理防线。
调查发现，张利民从小生活在极度贫困的家庭中，父亲是村里的手艺人，母亲体弱多病，他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肩负起了重担。
他17岁辍学后便离开村庄，先是在外打零工，后来学了电焊技术，回到村里接手了父亲留下的店铺。
虽然手艺不错，但张利民的性格却成为了他最大的缺陷。
村民形容他“自卑又自负”，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再加上嗜酒成性，张利民经常和村里人发生争执，甚至对家人拳脚相加。
他的妻子王春红多次向亲戚诉苦，但迫于经济压力和两个孩子的拖累，一直没有离婚。
“张利民有时候很沉默，但一喝酒就变得不可理喻。
以前村里办红白喜事，他喝多了就闹事，谁都拿他没办法。”村里的村干部说道，“不过，说他会杀人，我还是有点不信。”
审讯过程中，警方通过证据一步步对他施压，特别是李春英的血迹和指纹出现在他家中这一关键线索。
然而，张利民始终咬紧牙关，不愿透露更多。
就在警方准备进一步追问时，张利民却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份文件。
他将文件扔在审讯桌上，冷冷地说道：“你们看看这个，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负责审讯的民警将文件捡起，展开时，脸色骤然一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