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秀莹，小说家，《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有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旧院》等。曾获多种文学奖项。其中《陌上》荣获施耐庵文学奖，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6）、《收获》文学排行榜（2016）；《他乡》荣获十月文学奖，荣登2019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入选《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2019）；《野望》荣登202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文学评论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七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年度好书榜，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部分作品译介到海外。
付秀莹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长篇小说《陌上》《他乡》《野望》，是您的“乡土写作三部曲”。乡土写作的传统非常强大，产生了很多经典作品，很多人认为乡土写作已经枯竭，您为何会坚持写乡土，写作时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付秀莹：多年来，我一直在写故乡、写乡土，这当然跟我的成长背景有关，跟我对乡村的情感有关。我在乡村长大，跟乡村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我在乡村度过我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可以这么说，我一生最好的时光都跟那片土地有关。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个小村庄的一草一木，那些混沌模糊的人和事，那些对人世最初的品尝、试探和想象，都在我的记忆中打下深刻的烙印，只待日后渐渐清晰显现。也大约因此，多年以后我拿起笔写作的时候，乡土就自然而然奔涌到我的笔下。当然，中国乡土写作传统非常强大，一座座经典的高峰伫立在那里，令后来者难免感到某种威压。有一种说法是乡土写作已经枯竭，乡土写作面临危机，很多作家都不再书写乡土，很多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也不再关心乡村——这当然跟时代变化有关，但是，我始终认为，正是因为时代在发生着巨变，才需要我们去勾画、描绘这巨变之下，新时代乡土的精神世界和命运变迁，写出时代巨变中真实、丰富、复杂的乡土中国，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尤其有着乡村成长背景、对乡土有着深厚情感的作家面临的时代命题，也是我们必须担负的艺术责任。当然，当下的乡土写作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说，我经常问自己，你是否真正了解现在的乡村？如果足够了解，那么你是否能够写出这个时代真实的乡土？如果我们果然有笔力、有雄心写出了乡土社会细腻的生活肌理、复杂的情感纹路、翻腾跳跃的时代激流，那么我们才有可能赓续传统，创新创造，才有可能拥有更广大的读者。
文化艺术报：批评家何平说：“付秀莹写乡村振兴，乡村是她个人精神的故乡，也是她的命运共同体，付秀莹写乡村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故乡，就像阿来在《机村史诗》里面写到的，他的写作是献给自己的同胞和亲人。某种意义上来讲，付秀莹也是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芳村”，是您的精神原点？
付秀莹：作为“芳村”的女儿在写作，我很认同这句话。芳村是我虚构的一个村庄的名字，对于我，其实是故乡的代名词，或者简直可以说，就是我出生长大的那个村庄。多年前我从那个村庄出发，到城市去，到外面去，到世界去，看上去我一直在远离芳村，其实我是在一步一步回到芳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奇妙的精神历程。芳村是我的出处，也是我的归处。是精神原点，或者精神根据地，也是精神的最终归宿。我也是在多年之后，尤其是在人到中年之后，才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不是旁观者，我是芳村的一分子，我笔下的乡村是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故乡。
文化艺术报：作家的写作必定和自己的成长经验有关，特别是童年经验。童年经验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付秀莹：我的童年经验跟乡土经验是交织重叠在一起的，大约也因此，我的写作一直与乡土有关。一个乡下长大的孩子，风里雨里，泥里土里，大平原上的风浩荡吹过，田野辽阔，皓月当头，星空啊大地啊草木啊庄稼啊，这些乡村风物哺育我滋养我教化矫正我，我的情感、审美、价值观，我观察世界、理解生活的方式，都带着乡土世界朴素的深刻的印记。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有故乡的人，我也很高兴我拥有一个温暖的金色的童年。可能正因为童年经验中丰沛的爱、温暖的基调，我的笔下始终是包容万物的，是菩萨低眉的姿态。在乡村草木间长大，你会觉得万物有灵，因而心怀敬畏，心怀悲悯。有人说，一个作家可能终身都在书写他的童年。我深以为然。
文化艺术报：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是您的处女作，小说开头：“那时候，我们住在乡下。父亲在离家几十里的镇上教书。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个，住在村子的最东头。这个村子，叫做芳村。”十几年后，有批评家指出“芳村”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学地理空间。发表处女作《爱情到处流传》时，您已经33岁了，是大器晚成？
付秀莹：当时在《爱情到处流传》里，几乎是不假思索随手写下“芳村”这个名字，我再没有想到，这个芳村会伴随我这么多年甚至是一生。我开始写作很晚，至少比同代人都晚，真正开始发表小说，已经年过而立了。这篇《爱情到处流传》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真的“到处流传”了，我总觉得，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偶然性——你叫做命运也好。总之从那时候，我开始真正走上写作之路，发表，被激励，再发表，再被激励，一种良性互动和良性循环。那些年我写作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处于一种写作井喷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器晚成，但早些年的准备肯定是有的。我其实是小时候就喜欢写东西，中学时代发表过诗歌，挺幼稚，挺青涩，但现在想来都是美好的。
文化艺术报：1991年，您考入河北正定中学。为了缓解学习的重负，您偷偷学着写作，三年后的高考，考出的分数低到只能去一所糟糕的大学，还是自费。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付秀莹：人生就是这样，很多时候，觉得一些坎儿无论如何都迈不过去了，就要倒下了，但事后回头一看，发现也不过如此，甚至都是人生财富，都是命运恩赐。高考失败，对一个平民子弟来说肯定是极其沉重的打击，那时候，高考这座独木桥作为人生出路的唯一性是众所周知的。命运的齿轮嘎吱作响，一条更为艰难更为不确定的道路在脚下展开。但不是有句话这么说吗——文章憎命达。青春时代的残酷命运，很可能成为我的精神养分，让我有机会有可能沉潜到生活的最低处和最底部，看到、听到、体察到、觉悟到更多平时无法想象的人与事，让我对生活的理解更为深入细致，有能力以一种更为复杂更为包容更为公允的眼光来观察打量世界。这对一个作家无疑是有益的。
文化艺术报：《爱情到处流传》是您的成名作，作品发表和后来被《小说选刊》转载时，竟然都漏掉了一页？
付秀莹：是啊。想来都不可思议。原刊发的时候漏掉一页，转载的时候也跟着漏掉一页，直到付印前选刊责编才发现，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情况，刊物版面都已经定了，临时再动版面牵扯太多，势必影响出刊时间，当让我理解也会影响这位责编——我一个新人，被选载已经很开心了，感激还来不及呢，哪敢再提要求？我同意了责编的意见，就这样吧，漏掉就漏掉吧。但谁能料到，这篇残缺不全的小说竟然被收入各个选本，获得各种荣誉，真的“到处流传”了。我不得不再一次想到“命运”这个词。
文化艺术报：这么多年，您一直在书写“芳村”，是不是离开了故乡再也无法回去，对故乡的亏欠？
付秀莹：也不是“亏欠”吧，应该是一种本能，源于血脉的一种本能，一种类似本能的复杂情感，让我对那片土地无法割舍。对故乡我有眷恋，有深情，有牵挂，有惦念，我时刻关心着那里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在时代变化中的精神处境和内心世界。当然我也许是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一次一次不断回到故乡，亲近故乡，我在想象和虚构中得到情感满足和精神慰藉——这也是乡愁之一种吧。
文化艺术报：看到过一张您和姐姐与父亲在自家院子的合影。去年做葛水平的对话时，她也谈到了她的父亲，葛水平谈起和父亲喝酒的情景很温馨。您父亲也喜欢喝酒，您会和父亲喝酒吗，家庭对您的写作有何影响？
付秀莹：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从小到大，我感受到的都是爱、温暖以及满足。可以说，我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我指的是精神上，情感上，我是富足的，我懂得爱，也懂得如何爱人，我珍视人与人之间美好的纯粹的情感。这很重要。童年经验的温暖基调影响了我的价值观，也影响了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感受，以及我如何去发现和书写这个世界。我是河北人，家乡人有着燕赵大地的坦荡豪迈、爽直磊落。我的父亲好酒，也善饮，酒风极好。饭桌上的菜再简单，也不妨碍他喝上一杯的兴致。很小的时候，我就被父亲教着喝酒，先是拿筷子蘸酒让我品尝，后来大一点，干脆就让我陪他喝——父亲是把我当儿子养的。我想，后来我对酒一直怀着特殊的兴趣，可能跟幼时经历有关，跟父亲对我的影响有关。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回老家，总是要陪父亲喝上一杯，父女二人，说着家常闲话，吃着家常小菜，风吹动院子里的杨树，哗哗作响，布谷鸟在田野深处歌唱。这样的日常小景我在内心深处珍藏着，足以抵挡他乡无数个漫长的寒夜。
文化艺术报：很多人离开故乡，回到故乡后，发现再也回不去了，故乡还是那个故乡，物是人非，记忆中的故乡只有草木和流水还是原来的样子。您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付秀莹：肯定有啊。这么多年来，我在故乡和他乡之间辗转，一次又一次走在回乡的路上，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早些年，更年轻的时候，我常常患着一种怀乡病，像思念恋人一样，思念着故乡以及故乡的一切。随着年纪渐长，我对故乡的情感变得越来越宽阔越来越丰富复杂了，如今人到中年，经历了很多世事，知道了时间的厉害，懂得了人的局限。我终究是变了，不那么自以为是，也不那么自作多情了。我曾经是故乡的主人，现在是故乡的客人。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在我内心深处，那片土地始终是我的出处，也是我的归处。那片泥土长眠着我的亲人，至今还生活着我的亲人。我跟我的故乡，是骨头和肉的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我在《陌上》里写道，是不是，回不去的，才是故乡。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吊诡。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才开始怀念。当我们回不去的时候，才真正拥有了故乡。
文化艺术报：创作长篇小说《陌上》，使您有了为您的村庄立传的念头，后来您相继创作了《他乡》《野望》，您认为您当初为您的村庄立传的愿望实现了吗？
付秀莹：为我的村庄立传，这不过是一个狂妄的野心罢了。如果说十年前，我还敢这样口出狂言，现在的我，已经不敢如此自不量力了。当然，写作是要有野心支撑的，尤其是长篇，那是一个巨大的艰难的工程。十几年来，我写了《陌上》《他乡》《野望》三部长篇，我笔下的人物，都跟芳村有关，要么生活在芳村，要么来自芳村，他们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他们的人生悲欢和命运起伏，其实都同这个激烈变化的时代有着复杂丰富的关联。这三部长篇我几乎是一部接着一部，一气呵成。不说别的，单是这种写作本身，就令我受益很多。我不停地写作，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调整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停地在写作过程中重新发现自己、找回自己。当然，在这样一种持续不断的写作中，我的芳村世界越来越丰富饱满，越来越坚固有力，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用文字构筑着一个纸上的艺术世界，这需要足够的艺术耐心。我是多么愿意为我的村庄立传啊，我想写下那个村庄里的一切，那些人，那些事，我想让他们被更多人看见。然而我也深知，这可能是值得我终生投入的一个大命题。我愿意一点一点慢慢去做。
文化艺术报：您很小就进城读书、工作，城市生活的经验比乡村记忆更加丰富，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地书写乡村？
付秀莹：算起来，我在城市生活的时间比在乡下时间更长，已经拥有了城市生活需要具备的一些世俗条件，户口啊，房子啊，单位啊之类，但我依然对乡村怀着浓厚的兴趣和探究的热情。我不想仅仅停留在乡村记忆，我更愿意了解和书写当下的乡土。我的亲人们都生活在那里，他们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悲欢一直以来深刻地影响着远在北京的我。与其说我牵挂着他们，不如说我其实是牵挂着那片土地、那个村庄。时代巨变之下，我想写出那片土地上平凡的人们的故事，我想让更多的人通过了解那片土地，了解乡土中国，进而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
文化艺术报：《他乡》这部长篇，芳村女性进城了，有人说翟小梨身上有您的影子，刚开始您是反驳这种说法的，后面在一次讲座上，您说翟小梨就是您自己，是一代知识女性的典型，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进城后的乡村女性有哪些困境？
付秀莹：《他乡》里翟小梨其实不仅仅是我，更是一代人的群像缩影，她走过的道路是一代知识女性的必经之路。从乡村到城市，如翟小梨这样的女性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坎坷，这种磨难和坎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价值的碰撞和撕扯，心灵的煎熬和蜕变，精神的毁灭和重生，内心世界的百转千回和山重水复，所有这些都必须一个人去独自面对。故乡的亲人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甚至都不一定知情。比如我，在老家都是报喜不报忧的。多说也无益，徒然让亲人担忧。自然了，城市生活的那一套法则，家乡人也不懂。乡村女性进城，还面临着性别方面的困扰。很多时候，比方在翟小梨这里，性别就是一个很大的劣势。不得不说，在男性社会，女性想做事更难一些，做成事就更不容易。从乡村到城市，乡村女性要经历更多，自己把自己摔碎，之后再一点一点重新自我塑造，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
文化艺术报：《野望》是您“乡土写作三部曲”的第三部，怎么会想到用二十四节气来谋篇布局？
付秀莹：在中国农村，二十四节气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深刻影响着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乡间有很多流传很广的农谚，比方说，谷雨前后，种瓜种豆。大寒不寒，人马不安。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二十四节气不但是中国乡村的计时方式，也是中国乡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深深嵌入人们的情感、审美和行为模式之中。用二十四节气结构全篇，以节气的流转来铺排故事情节，以节气支配的自然秩序与时代支配的社会生活秩序相互对照，彼此映衬，以期构成一种艺术张力，恒常与新变，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等等吧，我试图在小说中表达出更多丰富复杂饶有意味的东西。
文化艺术报：中国的乡村，也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也很复杂，转型中的乡村，人际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
付秀莹：一个很显著的变化就是，记忆中的人情世故变化了，伦理秩序变化了，人们对人对事的评判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我儿时记忆中的乡村社会人情味很浓，红白喜事，庆吊往来，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度，带着深厚的传统的底子。谁家的子孙不孝，会被人耻笑。谁家出了恶人、丑事，会遭到一村子人唾弃。农村是熟人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人与人之间，一家一户之间，这代人跟上代人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也因此，人们都在一个大致的框架中做人做事，有秩序感，有章法，不出格，不走样。而当下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更看重的是利，是好处，说白了是金钱，一个村庄的最高权威不再是早年德高望重的宗族长辈，而是村里的首富，是可以给村人提供工作机会的老板老总。乡邻之间的人情往来也变得淡薄，比如探望病人，不再送鸡蛋牛奶之类的物品，而是干脆货币化，直接给钱。一些稳固的东西正在发生着动摇和改变，人们的道德判断、是非标准、伦理秩序等等，都在被颠覆被重建。我现在回老家，感觉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挣钱，谁在哪里打工，挣了多少钱，在哪里能挣更多的钱。总之是，好像农村的一切事情都能用钱来解决。比方说，雇人种地，雇人盖房子，雇人照顾老人，雇人带孩子，甚至雇人上坟烧纸，等等吧。当下农村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钱。一些古老的风俗礼仪正在渐渐消失，因为人们时间宝贵，时间就是金钱。人与人之间也变得更加简单粗暴了，金钱正在成为最牢固最有韧性的联结纽带。
文化艺术报：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您和家乡一直很亲密，家乡的人也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说给您听，希望能成为您小说里面的角色。有个老奶奶就是托人找到您的手机号，向您讲述她的故事，她的故事有没有进入您的小说？
付秀莹：我的小说在家乡有很多读者，尤其是我的乡土作品，令家乡人很感兴趣。现在网络传播很方便，小说在家乡新媒体上发出后，引发很多人关注和评论，对此我既欣慰，又忐忑。我写的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的人生和命运，他们认可吗，接受吗，喜欢吗？我必须接受家乡读者的检验和批评，方能心里踏实。有个邻村的老年女性找到我，在电话里给我讲述她的故事，希望我能“写一写”她。我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坐在北京的家里，紧紧握着手机，听一个老人在那边诉说。熟悉的乡音，时断时续的讲述，琐细平凡的人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起来，夜晚的北京华灯璀璨，而我恍若身处另一个世界。我仿佛听见傍晚的风吹过村庄，庄稼在田野里窃窃私语。至今我还没有把她的故事写出来，但我觉得，我从中受到很多启发，也受到很多激励。我无法告诉她，小说需要一颗种子，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适当的节气，才有可能悄悄萌发。我始终相信，她的讲述本身，以及我听电话时神奇微妙的感受，迟早有一天会来到我的笔下。
文化艺术报：您以前写过一个自传性的文章“我想遵从自己的内心法则”，不想被生活定义，也不想要一眼就能看穿的生活。到了中年，会不会感到人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法则”，其实蛮难的？
付秀莹：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内心安宁。这种安宁其实来自于自我认同、自我接纳，有一个词叫做悦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只有遵从自己的内心法则做人做事，才有可能抵达这样一种状态，内心安宁、自足自洽，才能生发欢喜、生发愉悦。如果做人做事跟自己的内心法则相悖，势必会自我否定，自我撕裂，内心颠沛流离，动荡难安。遵从自己的内心法则，其实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这似乎很难，但只要坚持，就会从中得到滋养和照耀。当然，这样也许会失去很多，比如说世俗利益之类。这其中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得失的问题，就看我们自己的取舍了，也算是生活的辩证法吧。
文化艺术报：“乡土写作三部曲”的成功，让读者记住了写长篇的付秀莹，您的短篇小说也很好。谈谈您是如何看待短篇小说的，短篇小说在您心里是什么位置？
付秀莹：我对短篇小说有一种偏爱，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写短篇，即便是写长篇的间隙，我也会抽空写上几个短篇，不仅仅是为了还一些稿债，也是作为一种休憩，就像长跑过程中偶尔的调整。如果论艺术难度，短篇小说恐怕是最高的。短篇难写，在很多作家是一种共识。短篇因为篇幅限制，对作家的控制力要求很高，不能多一分，也不能少一分，一切都要刚刚好。短篇小说就像一场短跑，我非常迷恋写作过程中的速度、激情以及心跳加快血脉贲张的感觉，很过瘾，很有挑战性。短篇小说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才情和灵性。短篇因为短，不能藏拙，也容不得犯错。短篇其实就是灵光一现，刹那之间照亮了世界。当代很多优秀作家都是从写短篇开始走上文坛的。短篇是一个作家的必修课，须时时磨练，方能不废武功。
文化艺术报：您也写过不少城市题材的小说，写作乡土和城市，哪个更有难度？
付秀莹：对我来说，写乡土和写城市其实是一样的，并没有太多不同。文学是人学，文学关注和探索的是人，是人的内心世界，城市或者乡土都是这些人的活动场域，是生存背景，当然，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视。比方说人与城市之间、人与乡土之间的关系，丰富复杂，充满了张力。但说到底，不论是城市的咖啡馆，还是乡村的麦秸垛，活动其中的人，才是作家倾尽笔力去描绘去塑造的。从主观情感上，可能写乡土对我更加亲切一些，融入和掺杂着更多的乡土经验和乡土情感，毕竟是故土啊。跟故乡相对，城市就是他乡，北京算是客居——当然这样说也不对，我在北京生活几十年了，一腔热血半生梦想都跟这个城市有关，事实上，我得承认，我的生活和命运已经跟这座城市血脉相融。
文化艺术报：您在北京生活工作这么多年，以后会不会把写作重心放在北京？
付秀莹：可能会吧。我喜欢北京，或者说，我热爱北京。都说居京城，大不易，很多人来了，又走了。我相信，所有心怀梦想的人，最后都会爱上北京。北京这座城市有着独特的精神气质，大气，宽阔，包容，厚重。海纳百川，她有这个胸怀和气度。这么多年来，北京这座城市给予了我很多，滋养我、教导我、矫正我、激励我，让我在成长成熟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扎实前行。北京太大了，你所有的尴尬难堪、鼻青脸肿，失败和挫折、荣光和得意，在她都算不上什么，不过是沧海一粟。有时候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车如水马如龙，我就情不自禁有一种柔情和悲壮涌上心头。如何表达对一座城市的复杂情感呢，对于我来说，当然就是写作。我想写出北京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写出生活在北京的平凡的人群，写出人与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
文化艺术报：您做了多年的编辑，对青年作者，有何建议？
付秀莹：作为编辑，最开心也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发现好稿子、发现新作者。所以不要担心会被埋没，尤其是这个时代，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写作是艰苦且孤独的，只有真正地发自内心地热爱，才能够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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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高思佳
审 核 | 张建全
终 审 | 张嘉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