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北的森林里，每一个树木都是一个世界

在碳循环的叙事中，森林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不仅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之一，更是无数生命的栖息地。然而，在苏格兰高地，曾经繁茂的森林如今只剩下零星的松树，那些最古老的树木想要存活下去，都需要祈祷人类不去打扰。

本·罗伦斯在《极北森林》一书中，以记者的敏锐和严谨，带领我们追踪六种经受高纬度严寒的树种，描绘了北方森林的壮丽与脆弱，而林木线的故事不仅是一段自然的历史，更是一段人类与自然交织的复杂叙事。

本文摘选自《极北森林》，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洛因河谷，苏格兰

57°04'60"N

我驾车从威尔士向北行驶，前往地图上显示的林木线如今停下的地方：苏格兰。沿着苏格兰西海岸穿过壮观的高耸山谷，驶向威廉堡，山峰上露出地表的岩石看起来静止不动，仿佛大教堂的屋顶，与天空融为一体。

郁郁葱葱的绿色山坡随着道路的每一次转弯蜿蜒起伏，碎石滚落在长长的沟渠中，就像是从高处隐藏的岩石湖泊流下的石头瀑布。阳光剪断了视野，上一分钟还刺得人睁不开眼，下一分钟就显露出一片应许之地。

直到我真正抵达那里，矛盾才迎面而来：我在寻找森林的北方界限，但是森林在哪里？苏格兰令人望而生畏的山丘、从雾中升起的一排又一排阴影下的山坡，它们是集体记忆和文化中如此悠久的景象，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它们是别的样子，然而不列颠曾经是一个树木之岛。

罗马人给这座岛起名“喀里多尼亚”（Caledonia），意思是“树木繁茂的高地”，但它的“大森林”却成了神话传说般的东西。苏格兰光秃秃的山丘既是墓志铭，也是警示：这就是自然的商品化导致的结局。

在这样一片被毁的景观中询问林木线发生了什么是一个深刻的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苏格兰被认为是欧洲北极林木线的南部和西部的界限。根据气温和生长季估计，林木线的海应该在700～750米处。在海790米处挖出的树桩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稍微温暖一点的时代。

但是现在很难说如今林木线对气候变暖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因为几乎所有树都被砍倒了。恢复苏格兰大森林的努力正在进行之中，人们对山丘“再野化”并种植树木，部分目的是让它们找回自己的海高度，并在森林和旷野之间重新建立一个自然过渡地带。

但这样的变化是有争议的。我们如何看待现在和未来，往往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什么是自然的？正在被恢复的是什么？与此同时，当人类争论生态历史的时候，全球变暖正愈演愈烈，有可能使我们微薄的应对措施变得毫无意义。

自然保护主义者在寻找记录，以指导他们的“生态恢复”尝试。反对者则在寻找这些树木是由于自然原因而消失的证据，想要证明现在的松鸡猎场旷野（grousemoors）和鹿苑（deerparks）同样担得起“自然”的名号。

这似乎是两种对自然的看法之间的争论，而无论哪种看法都不认为人类一开始对景观形态的创造施加了多少影响，然而人类的历史和森林的历史却是深深交织在一起的。

在驱车北上之前，我读了立陶宛研究人员的一篇科学论文，这篇文章表明苏格兰东半部的欧洲赤松的DNA来自公元前九千年至前八千年莫斯科附近的一个残遗种保护区（refugium）——物种在上一次冰期中幸存下来的地方。

在这之前的DNA分析表明，苏格兰西部幸存的松树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位于今天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境内。在这两种情况下，种子迁移到苏格兰的速度比自然演替可能达到的速度快数百倍。对于如此迅速的迁徙，最有可能的媒介是人类。

拉克姆认为，这片松林从未从东海岸延伸到西海岸，但它肯定曾经覆盖过苏格兰的大部分地区，直到中石器时代人类开始为了农业、狩猎和建筑工程而清除森林。砍伐、清理或者为了得到猎物而焚烧，这样的森林管理方式在创造石南荒原（heath）和旷野（moor）这样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栖息地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为已经成为英国高地标志性景观的覆被沼泽奠定了基础。

这种沼泽在某种意义上是被破坏的生态系统，因为树木被清理，矿物质和铁被冲进土壤的下层，产生一层不透水的底壳。由于无法排水，苔原类型的景观开始积水，而植物无法充分分解，形成泥炭。

在18世纪和19世纪清理森林之前，一直在高地耕种的牧民土著自耕农，传统上是在低地森林和旷野之间放牧牲畜。森林清理和随后维多利亚时代用于狩猎松鸡和鹿的庄园的扩张常常被认为是高地森林被毁的罪魁祸首，不过虽然对石南的焚烧，以及鹿在没有狼、猞猁和熊等顶级捕食者的情况下的过度摄食确实阻止了树木的恢复，但是大部分开阔的高地景观在这之前就已经在清除所有树木后形成了。

从凯尔特人那里继承下来的传统习俗和惯例都尊重森林。松树是多种材料的可再生来源：建筑材料，用于照明的松枝蜡烛，用于制革和防水处理的焦油和树脂，制作绳索的纤维，以及用于引燃、面粉制作和药物制作的树皮。直到20世纪60年代，松树的树液还被用来为制造蜡烛提供油脂，木材被用来制造铁轨枕木和船只，人们还会用松树的中空树干制造管道。

对于森林提供的物资——榛树枝条、柴火、原木、蘑菇和动物饲料，原住民的体系分配了一系列权利，并对浪费严重的平茬收割、未经批准的放牧（在公共林地中放牧动物）等行为施以严厉的道德和经济处罚。

正如最近其他许多热带森林毁林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原住民对森林的使用方式往往是最可靠的保护方式。所谓的“公地悲剧”（无法信任人类能合理地管理一种公共资源）可能是个人主义社会无法遏制污和过度开发的问题所在，但作为对不列颠景观的历史解释，它并不成立。或许它只是被用作对随后发生的真正悲剧的一种马后炮式的意识形态辩护，这场悲剧就是对公共土地的圈地运动。

土地产权最初是罗马人的想法，但遭到希腊人和凯尔特人的抵制，他们认为自然永远无法为人类拥有，而只能被使用。罗马人离开不列颠数百年后，这个概念为外国地主和如今苏格兰土地所有权的高度集中扫清了障碍。这些树林之前被各个氏族使用。他们需要森林。

伴随着北欧的商业精神通过诱骗或强加的方式横行于世界各地，从使用权到所有权的转变似乎是关键，因为森林不再被视为充满奇迹、神秘感和生机的圣地，而是成了待收获的作物，其价值以英镑、先令和便士表示，并按照英亩和吨的数量计算。

沿着林尼湾前行，水面上像棉花糖一样的低矮云朵在阿德古尔（Ardgour）的群峰之间掠过。这座半岛拥有最西南端的残存松林，位于科纳格伦庄园（ConaglenEstate）的猎鹿场内。山丘之间的一座山谷中，坐落着最后一片森林，前几代人的大部分财富都归功于它。

绿色的山丘陡峭地伸入峡湾的幽深海水中。一列火车哐哐作响，沿着水边驶向铁轨线路的尽头。这座森林的财富甚至塑造了苏格兰的地理景观。

斯佩河被筑坝拦住并改造，以便利用河水将原木漂浮到斯佩赛德的锯木场和造船厂，直到蒸汽铁路淘汰了漂木从业者和他们的特殊行话，以及他们的卡拉船（currach，一种覆盖兽皮的轻质框架船，用于逆流返程）。

在西海岸，木材先后沿着韦德将军修建的军用道路和铁路运出，抵达铁路的终点，也就是位于林尼湾起点处的威廉堡。

过了威廉堡，就来到了著名的列屿之路（RoadtotheIsles）。蓝色群峰之下的雄伟峡谷逐渐远去，当我来到诺伊德特地区（Knoydart）时，面前出现了隔海相望的斯凯岛。

如今，这片风景在我眼中不再有永恒之感，而是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它是一场灾难的受害者。任何古老的森林幸存下来或许都是一个奇迹。然而，由于奇怪的开明领主、有远见的林业官员或者纯粹是因为位置偏远，这里保留了八十四个零散的喀里多尼亚原生松林。

一棵孤零零的松树有很大的问题。松树是社会性生物，它们依靠其他松树通过真菌网络共享资源。成熟时，松树将碳输送到地下，以支持年幼的树苗，而在它们年老时，碳和养分反向运输，幼树帮助年长的树摆脱困境。孤零零的树木很容易在抵达正常寿命的终点之前突然死亡。

我把车停在单车道断头路的路边停车带上，下车步行。下方展开的峡谷讲述了苏格兰遭遇工业资本主义的最新故事，俨然一幅呈现在宽银幕上的毁灭景观。对面的山坡呈现出“苏格兰式烧荒”（muir-burn）的迷彩外观——石南被焚烧以刺激作为猎物的松鸡繁衍，在山坡上留下不均匀的棕色和黄褐色斑纹。如果不这样做，石南荒原就会再生成为林地，看起来就像是粗糙地刮过的头皮。

下面是单一栽培云杉的人工林留下的伤痕，相比之下就是一片缺乏生物多样性的“沙漠”。一棵棵深军绿色的云杉树栽得太密，令任何其他生命都无法生存。山坡遭到大肆破坏，尚未长成的树木被机器砍倒，留下了巨大的棕色沟壑，珍贵的表层土顺着沟壑翻滚着流进湖里。

再往前走，是一片疏于照料的落叶松人工林，有人忘了疏苗，结果树干没有长出分枝，一半的树倒下并搭在彼此身上，因为它们的树根没有力量，所以被风吹倒了。

浮船在湖面上下摆动，而它们之间的水面上排列着集约化鲑鱼养殖场的浮标。装满饲料的塑料桶在岸上堆了有六米高。在它们上方，输送六十六千伏高压电力的钢铁巨塔沿着湖岸一直延伸到金伊河（Kingie）的水力发电站，这栋红黄相间的建筑位于一座混凝土水坝的顶部。就连这座湖也是人工的：作为终极资源的风景，只有通过会计师冷酷的眼睛才能被看到。除了前景溪边的一丛柳树，景色中没有任何自然的东西。

一块步行道路标指向北边，是一条上坡路。下面贴着一条警告：

注意：您正在进入人烟稀少、有潜在危险的偏远山区。请确保您有足够的经验和装备，可以在不需要帮助的情况下完成您的旅程。

河谷的另一边是英国最偏远的荒野之一。你可以步行三天抵达诺伊德特地区，沿途看不到一条公路或一栋房屋。这条泥泞的小路在一条小溪和一条防鹿围栏之间蜿蜒向前。泥里还有另一个人的靴子印。这些脚印不是很新。

在围栏内，桦树、柳树和松树的树苗似乎长势不错。眼前的景象看起来很奇怪，被圈起来的区域中的植被比山上其他地方的植被茂盛三倍，但这是因为围栏外面是绵羊和鹿。

这是苏格兰生态恢复的前线，是以商业化林业生产和狩猎为基础的经济和景观的投资者，与致力于保护树木不被吃掉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之间的鸿沟。这场斗争充满了对抗的激情——以及带刺的铁丝网。

很快我就爬上台阶，跨过石头。小小的捕虫堇像捕蝇草一样长着“嘴巴”，附着在岩石上，而一棵厚达15厘米的巨大石松（clubmoss）就像一顶海狸皮帽子，上面长着高山植物、草和茸毛细密得像老人胡须的苔藓，坐落在一块巨砾顶部。

爬上山脊时，我渴得要命。我原以为山上到处都是溪流，所以觉得没必要带水，但我没有考虑到覆被沼泽。向西北方向望去，一座又一座山连绵起伏，山上遍布花岗岩和草地。除了风在拉扯我的头发，没有任何声音，没有鸟儿啁啾，没有水流潺潺。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英国生态学家弗兰克·弗雷泽·达林爵士（SirFrankFraserDarling）把苏格兰高地称为“潮湿的沙漠”。

为了找水，我把胳膊伸进泥炭地里的一个植物丛生的缺口，我探得很深，肩膀几乎碰到地面，最后舀出一小杯含有单宁的棕色液体。它尝起来有点苦，但还行，可以接受。噢，无数的细丝状森林纤维将地下水过滤成清澈甜美的饮料！

离开山顶的风，下山进入洛因河谷，迎接我的是流水声。这是远方激流的微弱咆哮，我可以看到那条河就在下面很远的地方，和此前的一千年一样流进山谷的洼地。这声音提醒我，我是多么孤单。

这景色令人吃惊，就像在一座熟悉的山丘后面发现了隐藏的非洲稀树草原一样。一棵孤零零的花楸从巨砾的裂缝里钻出，鹿够不着。再往下，隐约可见破碎的防鹿围栏形成的线条，然后整个河谷豁然开朗。海600米处，绿色地毯在参差不齐的山脊上铺开。在前景中，应该是受到了围栏的保护，数百棵间距很大的古松一直延伸到远方。

仿佛我是第一个偶然撞见一场激烈战斗后的战场的人。多数古树的树干呈灰白色，仿佛站立的骨架。其他古树是半绿色的，剥去针叶的树枝在风中挣扎，就像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剥去血肉的僵尸。围栏里年龄最大的古树并不是最高的那棵。我称其为“她”，尽管松树是雌雄同株的。

有一株黑果越橘（blaeberry）生长在她一根树枝的弯曲处，而蕨类植物长满了她的另一根树枝。红色、橙色和黑色的斑状地衣覆盖着她剥落的泛着粉红色的树皮，而一缕缕绿色的马鬃地衣像蜘蛛网一样从她的树梢垂下。

在茂密的森林里，它们曾经会形成密密麻麻的风帆结构来锁住水分。她的树枝下垂，被盛行风吹拂着，向末端逐渐变细并长出短而尖的绿色针叶，每根枝条末端都是一根粗大的土棕色“蜡烛”，大约有香烟大小——这是树枝的茎尖生长锥。她的树干高处有一些黑乎乎的洞，有些洞里堆着新鲜的鸟粪：它们是猫头鹰或啄木鸟的家。

这棵大树的境遇不免令人悲哀，她为其他生命提供了养育后代和繁殖的栖息地，而她自己的后代都会被牺牲。在这棵树的背风侧，残存的树苗被撕碎后散落在地上，蹂躏它们的是破坏围栏闯进来的鹿。

这棵松树最近的邻居是一根像骨头一样白的树干，就像图腾柱一样矗立着。树干上钉着一枚褪色的蓝色标签，上面写着“50a”。一种可怕的感觉笼罩着这片土地。这里的松树仿佛是受伤的士兵在倒下的过程中被冰冻了似的。

欧洲赤松拥有土壤中最发达的真菌网络之一，已知有超过十九种外生菌根关系负责共享碳、氮、必需的酸和其他养分。实际上，在我周围，从沼泽中隐约可见巨大而肥硕的蘑菇围绕死去的树桩长成了一圈——森林的基因组一直存在于土壤之下，等待着。

这些树可能还得等待几年，但还有时间吗？河谷起点周围散布着成群结队站立的枯树，为数不多的老树伸出一只枯萎的手臂，上面长着稀少的针叶和少量发育不良的球果，很难不让人觉得这些“老奶奶松”正处于放弃的边缘。

我可以想象她们在荒凉的山坡上耸了耸粗糙多瘤的肩膀，然后说：“这有什么意义？”英国最古老的松树有多少机会能将自身基因传承给下一代，取决于人类维护那些围栏的决心。

马里湖，苏格兰

57°42'37"N

在苏格兰，很少有鹿无法到达的地方。马里湖中的岛屿就是其中之一。从洛因河谷出发，驱车向北蜿蜒而行，穿过人烟稀少的河谷，经过喀里多尼亚森林的其他几处碎片：阿塔代尔（Attadale）、陶戴尔（Taodail）、阿赫纳谢拉赫（Achnashellach）。

但即使是这样的地方也有伐木和扰动的历史。马里湖岛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近8000年来，它们一直被森林覆盖，只有神秘主义者或僧侣偶尔生活在这里——其中一个岛上坐落着一座小修道院的遗址。鹿当然会游泳，但这些岛屿距离湖岸很远，虽然岛上曾经出现过鹿，但没有造成重大破坏。

时近仲夏。傍晚的气温是温暖的19℃。太阳依然高高地挂在清脆如纸的蓝天上。湖水是闪闪发亮的黝黑色。本埃山（BeinEighe）的多边形山峰像高塔一样耸立在黝黑的湖水之上，仿佛是从阿尔卑斯山或喜马拉雅山搬过来的异类。它夸张的碎石斜坡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角度悬挂在天边。

本埃山是不列颠群岛的艾格尔峰，周围环绕着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芒罗山”b，这些山峰本身就令人十分难忘。古老的松林从山麓一直延伸到水边，形成了苏格兰最美丽的水滨地区之一。马里湖像一根指向东南方向的细长手指，北端与其手掌连接，然后向西北方向流进大海，手掌里握着一把珠宝：它的青翠岛屿。

从斯拉塔代尔（Slattadale）的湖滩上望去，太阳在湖面上投射出淡淡的火光，照亮了树木繁茂的岛屿上的松树树干。茂密的树木在诱人的原始乐园随处可见，那里是一个禁止露营和驾驶摩托艇的自然保护区。

我站在卵石滩上，脚趾被泥炭下的褐色溪流冲洗得有点凉，凝视着在金光下闪闪发亮的岛屿。我来这里就是为了这些树木繁茂的岛屿，但我没有想过如何上岛的问题。

除了几张野餐长椅和林业委员会的一个停车场之外，几十英里内都没有什么设施可言。没有出租独木舟的棚屋，也没有渡船。但我必须踏上这些原始岛屿。我必须吸一口英国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古自然林的气味，也许它是英国唯一幸存下来的自然林。

在一公里外，只能勉强看到橙色树干顶端的一条细长的常绿树冠。这些树木在召唤，仿佛在发出挑战。只有一个办法了。我花了三十分钟才鼓起勇气下水游泳，又花了三十分钟才真正游到对面。距离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的想法。

事实上，是我的思绪在中途开始让我沮丧。如果我抽筋了怎么办？要是我累了呢？在马里湖的中央，没有人会知道发生了什么。300米深的黝黑湖水就在我的身下。前后都各有500米的距离才能到岸边。这是一次划水1027下的横渡。我做到了。远端的湖水拍打着花岗岩石，岩石底部消失在湖水深处。我躺在滚烫的石头上喘匀了气。然后我环顾四周。

森林一直延伸到湖岸。树木倒入水中，水下的树干变成了泥炭橙色，水上的树干被冲刷成骨头的颜色。灌木丛难以穿行。倒下树干的巨大根盘从灌木丛里冒出来，大小如房屋，其中充满了生命：苔藓、荆豆、柳树、花楸、蕨类和浆果生长在树根留出的空洞里。

我踮起脚尖沿着湖岸前进，穿过一片细腻的红色沙滩，这里除了某种三趾涉禽的最轻的印记，没有任何痕迹。这是一座没有人类的岛屿，但它却是十四种蜻蜓的家园。它的冷漠感中，总是散发着一种有点可怕的野性。

鸟儿们正在举办一场派对，它们的歌声丰富多样，十分密集。不同大小和颜色的鸟儿在树冠上跳来跳去。我沿着岸边前进，小心地在被锈红色和珊瑚绿色地衣覆盖的岩石之间寻找可以走的路时，一只棕色涉禽在一根淹没在水中的原木上警惕地看着我。

在古老的森林中，木质部和韧皮部（树木的纤维）很长，这使声音的共鸣效果更好。鸟类似乎能分辨其中的差异，而且它们的歌声与周围环境相呼应。森林回应着它们的鸣叫：是的，这是寻找食物、筑造巢穴、养育雏鸟的好地方。研究表明，鸟类在更古老的森林里会产下更坚固、更大的蛋。

扭曲的松树生长在最不可能生长植物的岩石裂缝中。死掉的树到处都是，有站立的，有倒下的。这是自然林的标志性特征——死树可以在它们倒下的地方安眠。和活着的树木相比，死树支持的生命多得多，因此它们附近的鸟类密度很高。

由于昆虫的数量和种类不同，一些物种只出现在古老的森林中，例如林鹨和欧亚红尾鸲。大斑啄木鸟只在死去的欧洲赤松树上筑巢。更小众的是，锈端短毛蚜蝇（pinehoverfly）只在死去的欧洲赤松的潮湿空洞中繁殖。难怪它在苏格兰几乎灭绝了。

在任何碳循环中，死亡都是生命的引擎。当一棵树死亡时，蛀木甲虫进入边材并开启腐烂过程，然后真菌与黄蜂、蜘蛛和其他昆虫一起进入蛀洞，并吸引其他真菌。在最后的腐殖化阶段，土壤微生物将最后的木材分子，即木质素转化降解。循环完成。由于树脂含量高，成年的欧洲赤松需要四十年的时间才会腐烂，缓慢地将氮释放到土壤中，为昆虫和鸟类食物链底部的蛴螬和细菌提供食物。

岛上的土壤是浅棕色的，几乎呈红色，摸上去有纤维感，在摇摇欲坠的枯木下面几乎是一层皮，一层可以挑战任何铁锹的根系结构。按体积计算，一棵活树有5%的活细胞，而一棵死树有40%的活细胞。

而在古老的原始森林中，可能有多达40%的生物量（biomass）已经死亡，支持着数量多得多的生命，在未经人类管理的原始森林中，昆虫数量呈指数级增加。古林地的完全再生是目前正在开展的许多自然环境保护工作的目标，而在目前的年轻树木死亡和腐烂之前，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

对于许多最近才开始再生的呈碎片状分布的喀里多尼亚松林而言，这是四五百年后的事了。在自然环境保护工作的分类中，除了“古老森林”（oldgrowth）外，还有一个子类别称为“真正的古老森林”（trueoldgrowth）。真正的古老森林有土壤结构和复杂的林下植被（树林主冠层下方的植被层），这只能来自一代又一代树木的积累死亡。这就是马里湖中众岛屿的意义。

一只巨大的黑黄条纹蜻蜓审视着我的脸，然后消失在青铜色的湖面上。更远的地方，一串串马鬃地衣平静地挂在寂静无风的傍晚空气中，在难以穿越的森林中遥不可及。尽管我努力尝试了一番，但是打着赤脚，我还是无法深入树林的灌木丛。

这些松树在争夺岩石上的每一寸空间。这座岛看起来仿佛要被树木的重量压沉。我涉水进入湖中，面向岛屿踩水。琥珀色的液体绕过我的四肢，滑进我的嘴里。它有甜味，树将它过滤了。我突然好奇，为什么在过去的三年里，海里的鳟鱼和鲑鱼不再返回马里湖——是因为水变得太温暖了吗？

从远处看，松树的树冠就像一块地毯，又像由五边形细胞组成的单一有机体。树皮颜色千变万化，从灰色到橙色，再到鲜红色。一棵低矮的“老奶奶松”将湖边的一块巨砾包裹在树根里，她崎岖的手臂在水面上方弯曲地伸出。

我回到岸边时，逐渐消退在身后金色水花中的树冠被最后一缕阳光画上一道条纹。一只低飞的黑喉潜鸟掠过水面，白色的下半身在离我脸不远的地方闪闪发光。我将紫铜色的水滴抖落在卵石上，冻得牙齿打战，此时天空慢慢褪去颜色，森林里传来杜鹃鸟的叫声。

这种曾经常见但最近变得罕见的鸟的叫声并不能激发人们的喜悦之情。相反，我听到的是恳求。看！看哪！你周围全是濒危物种，而你在一个失去了鱼的湖里。气候崩溃要求我们不断地重新审视我们的环境。

我感觉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和现实状况之间的鸿沟，将是未来一些年我们必须应对的问题。我们的想象力将永远在追赶。我看着天色渐深，湖水闪烁着洋红色，然后又恢复成曜石黑色。粉红色的云久久徘徊，仿佛在谴责什么，蓝色的夜晚还没有完全到来，判决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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