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正当解放战争由守转攻的重大转折之际，因为一次不应有的疏漏，一向缜密的中共情报系统遭遇了“滑铁卢”，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平电台案”。
此案是继顾顺章叛变后，中共情报史上又一次重挫，也是中共情报史上最大的劫难。
解放战争时期我党部分情报站简图
它创造了“三个前所未有”：
波及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此案由“北平电台案”引发，迅速波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情报组织，导致西安总台以及保定、兰州、热河、沈阳等地五部地下电台暴露，王石坚情报系统遭遇灭顶之灾。
涉及人员之多前所未有。此案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入狱，牵连被捕123人，其中，潜伏在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北平行辕、东北行营、傅作义部队的党员和准备起义的民主人士有22人，这中间有中将2人、少将20人。
辐射影响之深前所未有。中共精心打造的“南潘（潘汉年）北王(王石坚 )”两大情报标杆系统之一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轰然坍塌。王石坚被捕，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及其丈夫袁永熙也受牵连被捕。
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郑介民和毛人凤甚至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作为王石坚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叛变后，竟然没有供出他直接领导的、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戴中溶和“龙潭后三杰”。
这成了中共情报史上的一大悬案。
今天笔者就带着大家全面地走近王石坚以及他领导的情报系统，以便拨开历史迷雾，还原历史真相。
- 第一次被捕坚贞不屈，周恩来出面营救出狱
王石坚（1911年～1982年），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山东文登人。
王石坚
1928年王石坚考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次年入党。他化名“王世明”,出任中共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河北省委党团书记。
1933年4月22日、23日，北平的中共外围组织公开为李大钊举行了公祭公葬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影响很大，也因此暴露了部分组织。5月18日，王石坚与反帝大同盟、华北救亡会的4名负责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开会时，被警察逮捕。叛变的原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张文勋指认了这些人的身份。
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被捕后，王石坚宁死不屈，表现出彩。在苏州军人监狱，他积极参与监狱秘密党组织活动，还编发《囚声》等秘密刊物，再次被叛徒告发，1935年6月，王石坚连同其他7名在押的党员一同移送南京受审。
在审讯时，这些党员与叛徒在法庭上当面对质，叛徒却拿不出任何证据。即使这样，国民党当局还是分别给这8名党员加刑8年以上，王石坚被判10年。
判决后，他们即被关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作为重犯对待，不准与其他犯人接触，甚至连洗澡、放风、看病等都是单独进行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实现了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将关押在各地的共产党政治犯保释出来，王石坚也因此得以出狱。
- 才能出众，成就情报界“南潘北王”的地位
来到延安后，王石坚通过了长时间的考察，并因其在狱中英勇斗争，被委以重任，主要负责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附近情报系统的工作。
全面抗战爆发后，王石坚又进一步被重用。1941年夏天，他被中央社会部派到西安工作，负责和领导社会部最核心的、由“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申健等地下情报人员组成的西安情报组织。
“龙潭后三杰”（从左到右：陈忠经、熊向晖、申健）
王石坚确实是一个干情报工作的高手，不仅智商高，情商也是一流的，因为他的手下人才荟萃，没有“两把刷子”，很难驾驭。他还以西安为大本营，不断地开疆拓土。
王石坚自己是北大毕业，来到西安后，他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不仅打入胡宗南部队，担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还在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在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他起家的西安情报网，更是高手如云，人才济济。熊向晖是清华中文系毕业。1938年胡宗南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决定通过考试招募有能力的青年才俊，他就是在这时受周恩来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这次考试，胡宗南根据每个考生的表现，在名字后面画圈，优秀的也不过是三个圈，但熊向晖却得到了四个圈，可见胡宗南对他青睐有加。
不久，胡宗南又送他到黄埔军校学习，并逐渐提拔他为自己的机要秘书，所有蒋介石给胡宗南传递的消息，都会第一时间经过熊向晖的手里。
与熊向辉不同的是，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戴中溶也是这样。
陈忠经毕业于北大经济系，曾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1938年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来到陕西凤翔，与胡宗南“见面欢叙，歃血为盟”，当了三青团首任西安市书记，1940年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申健是北师大经济系毕业，他们都是人中龙凤。经周恩来精心安排，他们三人构成了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一张间谍网。
戴中溶则毕业于上海交大，也是高材生。作为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他是除胡宗南和参谋长以外的第三个可以自由进出译电室的人，他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
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相互印证，王石坚便完全准确地掌握了胡宗南的核心机密，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三次救了党中央。
在西安总台的基础上，王石坚又把他的情报触角延伸到了华北和东北。
隶属于西安情报系统的北平情报小组，1946年建立后也是出手不凡，先后送出1946年国民党进攻张家口、1947年国民党部队全国战略部署等重要情报。
从1941年到1947年王石坚第二次被捕为止，七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虽然中共在西安的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最突出。
对于这个情报系统，毛泽东曾夸他们是情报工作“全国的模范”；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对此更是高兴：“我们在陕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得着的情报”；李克农也予以高度评价：“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
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共情报界“南潘北王”的地位。
- 违规操作犯大忌，留下致命的安全隐患
俗话说，骄兵必败。在登上事业巅峰后，王石坚开始迷失自我，滋生自满的情绪，他的系统也出现了急于求成，想取得更大成绩的毛躁心理。最终，一次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事件，给他的地下情报机构埋下了隐患。
有个国民党中将叫余心清，是冯玉祥旧部，当时是保定绥靖公署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呼吁抗战，支持中共，被称为“红色牧师”。
余心清
余心清看到国民党很黑暗，就联络同样出身于冯玉祥部队的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上将孙连仲准备起义。哪知孙连仲虽然曾是抗日英雄，但也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他以为余心清是共产党，就当面答应他起义，转身跑到南京告密去了。
国民党陆军上将孙连仲
军统得到消息后，暗暗布下天罗地网。
而余心清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和地下工作常识，得到孙连仲起义的承诺后，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潜伏在保定绥靖公署、时任公署外事处副处长的共产党员陈融生，要求给延安发报派人来商谈。
陈融生是中共北平情报小组成员，经请示后，1947年9月的一个深夜通过北平电台给延安发送了一份密电：
“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深夜周恩来收到密电后，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立刻叫来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严肃告诫:
“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他让罗青长马上严厉批评北平情报小组，责成北平电台台长李政宣做深刻检查，同时要求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要格外谨慎，切勿轻举妄动。为防止暴露，陈融生随后被调离北平。
此时，余心清看到发给周恩来的电文没有得到回应，就迫不及待地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宣布孙连仲将以“第三方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媒体纷纷报道此事，美联社甚至惊呼，北平大有重演西安事变之势。
得到消息的蒋介石立即责令郑介民立刻彻查孙连仲“通共”真相。
至此，国民党打响了针对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第一枪。
周恩来一语成谶，而问题就出在让他发火的北平秘密电台上。
那么，北平秘密电台是如何暴露的呢？
- 飞贼“挖”出北平电台，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
这要从一个飞贼说起。
他叫段云鹏，是著名的轻功大师燕子李三的徒孙，人称“草上飞”。此人横行平津，从未失手，但在1946年的冬天，却因将北平市内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陈列的最高级布匹偷了个精光，引发当局震怒而栽了跟头。不过他很幸运，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看中了他的特长，摇身一变，他成了保密局特务。
老蒋发话后，保密局北平站由电检科科长赵容德牵头，很快开始了对中共北平秘密电台的侦测。
当时，保密局从美国进口了先进的侦测设备，很快就大致确定了在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日早晨六点起发报。
谷正文命令段云鹏每天天不亮就爬上该区最高处，查看附近哪家最先亮灯，然后一一记下，随后吩咐特务化装跟踪这家人。
几天后，段云鹏就有了发现：在一所豪宅内，有个年轻人，每天大概六点十分开灯，刷牙洗脸，冲饮牛奶后，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木箱，把它摆到桌上，然后带上耳机……
北平地下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1947年9月24日凌晨，特务破门而入，将正在发报的情报员孟良玉和译电员李毓萍当场抓捕，又在另一间房内抓获了正在熟睡的北平地下电台台长李政宣和译电员张厚佩。
现场还搜出一堆没有销毁的地下情报人员亲笔书写的电报原始文稿，这显然是违反保密规定的。这些电报底稿，也成了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有力线索。
在严刑拷打加威逼利诱下，李政宣等人先后变节。李政宣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在保定、西安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自然更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王石坚，此外，还供出非情报系统的共产党员田仲英。
田仲英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同在北平贝满女中任教。当时陈琏与袁永熙刚新婚不久，田仲英前去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身份是北平金城银行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特务们抓捕田仲英时，在她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随即将陈琏、袁永熙秘密抓捕（所幸的是，保密局后来发现陈琏夫妇是“误抓”，并不知他们是共产党员，在报经蒋介石同意后，由陈布雷保释回家“严加管教”）。
从9月25日起，保定绥靖公署的5位重要情报人员相继被捕，分别是：
第一处中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丁行；第二处参谋主任石淳；作战科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朱建国；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
他们被捕后，坚贞不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这就是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
五烈士
他们中不少人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阵营当中，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被捕及遇害，成为北平情报系统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供出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很快该情报小组的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相继被捕。
北平电台破坏后，特务们逼迫李政宣发假情报，继续让电台“正常工作”，所以，北平电台等被破坏，中共几天内都没有觉察。
西安的情报总站，第一个被捕的是中共情报人员耿效文，时间是9月28日，即距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四天后，抓捕他的是从北平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耿效文的被捕情况，当天王石坚就知道了，而且了解到耿效文坚贞不屈，没有口供。但是，抓人的特务是北平来的，则令王石坚非常担心。
此时他完全可以转移，但他放不下苦心经营七年的、并卓有成效的情报网，于是，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北平，实地考察一番再说。没有及时“止损”的王石坚，9月29日准备飞往北平之际，在机场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情报总站即向兰州情报站发出明码电报，告之王石坚已被捕信息，并要兰州地下电台速报告党中央情报部。以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的尹家明等人，立即电告上级。中央情报部指示：摸清王石坚被捕情况。
然而，不等尹家明动身去西安，10月11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到了他的家中，尹家明及他的四位情报站同志，先后被捕。
随着不断有人叛变，新的叛徒们又供出了新的地下组织，由此形成了危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至此，王石坚情报系统遭受灭顶之灾，无怪乎，郑介民、毛人凤开心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其实这是夸大其词，中共强大的情报系统，除了王石坚体系，还有潘汉年系统、吴克坚系统、刘少文系统、西安情报处系统等等许多机构，依旧在坚强有力地工作。
- 王石坚叛变后，为什么却保护住了最大的机密？
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很快就叛变了，写了万言《自白书》（原件现存于国家档案馆），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和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5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以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供出。
王石坚情报系统组织被破获的地下组织图照片
但解放后，从查获的国民党关于王石坚被捕经过及审讯记录的档案却显示了另外一种情况。
档案显示：
王石坚被捕后虽然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交出了西安东大街的电台，但在口供中始终保留了戴中溶以及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三人，只供称陈忠经等三人是受其利用的。
也就是说，王石坚虽然叛变，但却没有供出他手上最重要的情报关系，保护了最核心的机密。
另外，对于某些他当时掌握的重要关系，如天津的景霖密台以及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的赵炜，他也未供出。赵炜在迁延两周之后顺利自沈阳脱身；还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是王石坚个人秘密单线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连沈阳情报小组都不知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他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直到解放，不能不说与王石坚有极大的关系。
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难道王石坚是假叛变？
笔者以为，可能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王石坚是真叛变，也供出了戴中溶他们四人，但被胡宗南隐瞒了。
郑介民、毛人凤与胡宗南都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王石坚供出了他们四人，但胡宗南不敢让保密局抓人，因为这关系他的职业生涯，甚至攸关性命，他必然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事情压下去。
第二种情况，王石坚是真叛变，他不敢供出戴中溶他们四人，怕胡宗南报复。
毕竟胡宗南是老蒋的得意门生，供出了戴中溶四人，无疑把胡宗南彻底得罪，所以，从人性趋利避害的角度，他不敢冒这个险。
第三种情况，王石坚是假叛变，没有供出戴中溶他们四人，就是在向组织传递信号。
这一点也不能排除，理由如下：
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较长时间里，王石坚都没有被公布为叛徒，只是在内部有过一段时期的定性，周总理甚至准备用沈醉去交换王石坚。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有位领导，在黄山召开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上，仍提出希望对王石坚问题进行甄别。
据熊向晖在2000年所写的《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至于为何不给他定性，我不作解释。”
二是王石坚三十年代曾经历过一次被捕，也经受过严酷的考验，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甫一被捕就立刻招认了，有点不合常理，也让人难以理解。
三是王石坚被捕后，很长时间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之中，先是在西安，后被押到南京，1948年11月又被押往台湾，关在当时桃园机场之北不远的保密局秘密监狱。既然叛变了，为何还要长期关押？
四是除了自白书，看不出王石坚还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而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是那些已经暴露的“机密”。
相反，有一种事实却确凿无疑：真正的绝密并没有出卖，最大的一个证明，是他最倚重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龙潭后三杰”）和戴中溶一个也没有出卖。
五是情报工作虚虚实实，真假难辨。1949年前中共的情报工作，在全世界都能说是第一流的。其中，娴熟地以“用间”及潜伏，去获取种种情报，更是屡屡创造奇功。
这就不排除两种可能：
一种是组织安排假叛变。王石坚是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领导的重要情报网负责人，因为在刀尖上行走，随时可能发生包括被捕在内的种种意外情况，而针对每一种情报发生，想必情报部门高层都会准备应对预案。而这些预案中，会不会也包括有若被捕后允许以假投降的形式，让王石坚能继续潜伏于国民党内的应对策略呢？
另一种是自身临机处置假叛变。王石坚会不会不甘心自己辛辛苦苦营造的体系完全被破坏，在已经没有什么机密可守（都已经被真正的叛徒出卖干净了）的情况下，放手一搏，假装投降变节，该招的就招，该供的就供，好让敌人信以为真自己真的变节了。
在中共历史上也出现过“假自首”的情况。比如1941年江西“南委事件”中谢育才通过“假自首”借机越狱后通知组织，使中共地下党避免了更大损失，就是一个特殊的事例。王石坚的事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或疑点。
当然这两种情况都是假设，目前并没有事实做依据。
后来王石坚在台湾出狱后，在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情报研究机构任少将副主任。可惜在特殊年代，两岸的沟通太过艰难。究竟王石坚真实想法如何，或许已经无法探明。
1982年王石坚因肝癌死于台北，给此案留下的永久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