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和贺龙之间感情颇深，而两人的友谊还要追溯到1927年。
1927 年 7 月 28 日傍晚，周恩来和盘托出 “八一” 南昌起义的宏伟计划，并诚挚邀请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听后内心激动不已，他毫不犹豫地向周恩来表态：“组织上叫我干啥我干啥，我一切服从党的决定。”
9 月初，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贺龙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贺龙，与周恩来等同志携手并肩，率领起义部队共 3 个师，一路奋勇拼杀，直抵广东流沙。
然而，彼时敌强我弱，起义部队面临着弹药匮乏等诸多困境，最终在激烈战斗后，部队不幸被打散。在万分危急的关头，周恩来在流沙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冷静分析局势，并果断作出决定：贺龙等有名望的同志，迅速转移至上海，以保存革命力量。
然而，贺龙一想到自己带领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如今孤身一人，心情又变得十分沉重。
周恩来见状，语气温和地安慰道：“贺龙，你的头可是很值钱嘞，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你呢。”随后， 周恩来补充道：“你先在此处安心住下，关于你的工作，我已有所考量。党有责任保障你的安全。你不妨思索一下，是否借此机会前往苏联，学习先进的军事知识。”
对于自己的未来，贺龙认为自己前往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建立红军更为合适。出发之前，周恩来紧紧握住贺龙的手，再三叮嘱他务必注意安全，抵达湘鄂边后，若遇任何情况，要及时与中央取得联系。
周恩来对贺龙的关怀，还体现在对其亲属的悉心照料上。1927 年 11 月，在贺龙抵达上海之前，周恩来便派人前往武汉，将贺龙的家眷妥善接到上海，并为他们安排了安全舒适的住处。
有一次，周恩来与贺龙谈完工作后，语气亲切地说道：“你去看看你的家人吧，他们住在霞飞路。” 贺龙闻言，愣住了。他做梦也未曾想到，自己刚到上海，周恩来就已将他的家眷妥善安置妥当。
1947 年，贺龙奉命率部承担重要的作战任务，薛明则带着孩子跟随部队转移。在转移途中，条件异常艰苦，道路崎岖难行，物资短缺，还要时刻警惕敌人的袭击。
周恩来时刻牵挂着贺龙一家的安危，他多次通过电台了解转移队伍的情况，并指示负责后勤保障的同志，一定要确保贺龙家属的安全，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帮助。
当得知薛明在转移过程中身体不适时，周恩来立即安排随行的医护人员，为薛明进行检查和治疗。在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薛明的身体逐渐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与周恩来在工作上继续紧密协作，贺龙更是为周总理分担了诸多重要事务。
1954 年，贺龙从西南地区调至北京任职，身兼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数职，同时兼任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彼时，我国体育事业百废待兴，在周总理对体育事业的高度关注与支持下，贺龙全身心投入到体育工作的规划与推进中。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国体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各项体育赛事蓬勃开展，极大地减轻了周总理在体育领域的工作负担。
不仅如此，在外交领域，贺龙也是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从 1954 年 9 月至 1966 年 5 月期间，贺龙多次率领、参加中国党政军及体育代表团访问了 14 个国家，并接待了 24 个国家的 30 多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在与外国领导人的会面中，贺龙以真诚、豪爽的性格，赢得了众多外国友人的尊重与喜爱。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的革命历程与建设成果，让外国友人对中国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有效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
1957 年，缅甸总理吴努访华，访问昆明期间，周总理安排贺龙陪同。由于吴努携夫人一同前来，周总理特意安排薛明也一同前往。
在昆明湖滨招待所期间，大家每日一同用餐。当时昆明市正流行感冒，一天早餐时，周总理向薛明要酒，称喝酒可以消毒预防感冒。薛明虽有些疑虑，但还是为总理斟了酒。
在为吴努总理举办的欢送宴会上，众多少数民族头人纷纷向周总理敬酒。总理心情愉悦，一连饮下三杯。贺龙深知总理身体状况，担心他饮酒过多影响健康，连忙接过少数民族头人敬的酒，说道：“这杯酒是 ×× 敬总理的，我替喝，很感谢你们。”
周总理也明白贺龙患有糖尿病，不宜饮酒，便表示：“你别喝，这杯我喝。”
宴会结束后，回招待所途中，周总理还特意叮嘱薛明要照顾好贺龙。
不仅是贺龙夫妇，就连贺龙的子女，周总理都颇为照顾。
建国初期，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对文学创作特别感兴趣，周恩来得知后，鼓励她坚持自己的爱好，并教导她要用文字真实地记录革命先辈们的英勇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在周恩来的激励下，贺捷生更加坚定了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探索的决心。她刻苦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写作能力，后来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在文学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同时，贺捷生还投身于部队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为传承革命精神贡献力量。
即便是在特殊年代，周总理仍想尽办法关注着贺捷生等人的安危，指示相关人员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帮助和保护。多年后，贺捷生回忆起这段岁月，对周恩来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70 年，贺龙的女儿贺晓明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毕业待分配，由于身份特殊，她在分配工作时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看着好单位被他人选走。最终，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前往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后来，又被安排到陕西省一个卫生局工作。
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虽无法直接为她解决工作上的困境，但他对贺龙子女的关心，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给贺晓明，让她感受到温暖与力量。
只是，周总理没想到，老战友贺龙竟然会先自己一步离开。
1969 年 6 月 9 日，贺龙元帅含冤离世。当这一噩耗传入周恩来耳中时，他的眼中满是震惊与悲痛。
1971 年 “九一三事件” 后，周恩来敏锐地抓住时机，推动对贺龙案件的重新审查。在调查过程中，周恩来亲自过问进展情况，要求务必做到严谨、公正，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974 年底，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不懈努力下，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 年 6 月 9 日，在贺龙逝世 6 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 “贺龙骨灰安放仪式”。此时的周恩来，身体已被病魔严重侵蚀，面容憔悴，身形消瘦，但他毅然决然地抱病出席
之前，邓颖超特地打电话告诉薛明他们：“总理可能会来，要是来了，你们别太激动。”当周恩来踏入休息室，一眼便看到了薛明和贺龙的子女们，他的声音瞬间颤抖起来，大声呼喊：“薛明，薛明啊！”
门被推开，周恩来快步走进，紧紧地搂住薛明，泪水夺眶而出，声音带着无尽的悲痛与愧疚：“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 6 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薛明望着周恩来那被病痛折磨得消瘦的脸颊，心中满是感动与心疼，激动地只说出一句：“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 便再也说不出话来。
随后，在庄重肃穆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神情凝重地站在贺龙同志的骨灰盒面前，身体微微前倾，连续向贺龙鞠了 7 个躬。
这场骨灰安放仪式，成为了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的悼念活动。此后，周总理继续在工作岗位上燃烧自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