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户口本”，可是个了不得的东西

如今在国内，我们基本可以凭一张身份证走天下。要是哪回碰到有人要看户口本，没准会弄得我们十脸懵逼。

像我去年就赶上了一回，回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才翻出了那个在犄角旮旯不知道落了多少年灰的玩意。

但至少在10年前我们要办点啥重要的事情，户口本还是不可或缺的。要是再往前推些年份，我们如果不呆在户口所在地而是到处瞎溜达，没准还得被当成“盲流”抓起来。

要是再把时间往前推个百八十年直到两千年前，那就更吓人了——又是保甲又是连坐，出个门就得老老实实去办节传、过所或是路引等通行凭证，否则一律治罪。反正就是恨不得把所有人都绑在户口本上，最好一动都别动。

纵观古今中外，对“户口本”如此执念且始终如一的，除了我们也是没谁了。说到这事，恐怕会有不少人忍不住又要跳出来吐槽糟粕、劣根之类的玩意，孰不知能数千年如一日的搞定户口本可是个大本事，那些成天嘴巴里叫嚣着皿煮自由的家伙们，心里头还不知道怎么的羡慕嫉妒恨呢。

因为起码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玩意关系到涉及国计民生的一个根本问题，叫编户齐民。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户口本上辈子的事情。

我们要是翻翻史书，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惊悚的现象，那就是每逢改朝换代，人口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汉代秦，全国人口从3000万掉到了1650万，损失了45%；光武复汉，则是5600万到2800万，正好没一半；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不到百年人口数量从6500万掉到了1240万，人没了八成；更夸张的是隋大业五年（609年）全国还有5300万人，到了唐初立（618年）时就剩下了720万，怪不得李渊父子有勇气搞租庸调和府兵制，地多人少嘛。后来李隆基为啥就搞不下去了？天宝年间的实际人口可能超过了8000万，哪还有地份，能搞个毛线！

唐末五代一通乱，等赵大上台一点人头，就剩3000万了。好容易养士养民百六十年，人口规模首次破亿（一亿三千万），结果一场靖康之变不仅丢掉了半壁江山，人也就给赵构剩下了2420万（绍兴三十一年，即1161年）。当然这还算好的，等走到哪儿屠光哪儿的蒙古人杀过来，给北至长城南至两广的偌大江山就剩下了1252万人。

元朝巅峰人口6304万，朱元璋接盘时还不足千万；明朝官方承认的人口最大值是7185万，满洲人来的时候再一数还有1060万……

话说抗战够惨烈了吧，牺牲军民高达3500万，但也仅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8%左右，这还是杀伤力强大无数倍的近现代战争的结果。而在需要一刀一枪去砍去扎的古代，却动辄就把全国七八成的人口给弄没了，这合理吗？

其实这里边隐藏着一个经常被人忽略的细节，那就是从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统计人口无一例外都加上了一个前置条件，那就是仅限“户籍人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万历六年（1578年）的时候，朝廷例行搞人口普查，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全国共有1062.1436万户、6069.2856万人。

有零有整，精确到了个位数，这工作做得够细致、够准确了吧？但近现代的中外学者综合各方面资料研究的结果，却认为当时的全国实际总人口应在1.5亿左右，甚至很多人认为这个数字接近两亿，是官方数字的3倍还多。

为什么差这么大？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的税收制度太坑。怎么坑的？一个是乱免税。表面上看在明朝只有皇族、官绅和士人能免税，但实际上这个税该怎么免、免多少却规定得含糊不清。于是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钻空子卡Bug，玩起了“投献”的把戏。什么叫投献？就是那些没有免税资格的人把自家土地无偿或低价转让给有免税特权的家族，然后再把地租回来耕种，从而达到逃税的目的。

而这些人的身份，从此也就变成了奴婢或佃户，没了编户的资格，当然也不再被朝廷纳入人口统计对象。

而另一大天坑，则是包税制。这里的包税制，是指从蒙古人那里学来的并从洪武到成化年间逐渐形成一套分片包干的征税制度。就是朝廷根据开支需要提出个总税收数字，然后各省各领一份，每年按照这个数额收税即可。而且甭管各地发展好了还是坏了，或者是丰收是遭灾，只要朝廷没豁免，都得按这个数儿缴税。

这会造成什么结果？

打个比方。比如明初时某个村子有100户人家，有资格免税的两户，年包税额是98石粮食，户均一石。这个负担一点都不重，村民都负担得起，所以日子过得美滋滋。

可大明朝有276年呢。过了一百多年后，这个村又有两户取得了免税的资格。但他们可以不交税，包税总额却不会变，这个差额就得由缴税户承担。但一平均下来也没多少，大伙也负担得起。可有人脑子活啊，也想免税，就想到了投献。而且只要有人因此吃到了甜头，就有人跟风，而且跟风的只会越来越多。

于是到后来这个村子就有一半人不交税了，但包税总额一点也不能少，只能由剩下的一半人负担。这个负担就很重了，但也不是不能承受，但别忘了历朝历代百姓除了要交税，还得服徭役，就是免费给官府干活——原来只需要出一个月的工，现在就得干俩月，还得交更多的税，再赶上个三灾两病，那日子就没法过了，唯一的选择除了跑路，就剩造反了。

所以崇祯年间延绵南北数省的旱灾+蝗灾+瘟疫的组合套餐一上来，干脆就没人缴税了。大明朝的财政就彻底崩了，本来不过癣疥之疾的建贼闯逆就成了滔天大祸，朱由检只好去自挂煤山。

所以大明朝到底有多少个大活人，朱家皇帝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还在给他们缴税服役的“良民”有多少。这就是编户人口，他们统计的也只有这个，也只有这些人，才算大明朝的“公民”，其余的爱死死爱活活，人家根本懒得管。

当然这不是朱家的独创，刘家、李家、赵家以及爱家什么的都是一路货色。所以历朝历代甭管是谋朝篡位还是起兵造反，掀翻前朝后要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既不是登基称帝，也不是搜刮国库，更不可能是顿顿吃饺子，而是赶紧去找前朝的“户籍典册”并保护起来。只有这玩意安然无恙，大家才能松口气，因为能按图索骥找到“饭辙”了嘛，新朝基本也就稳了。

唐朝初创时为啥就720万人口？因为杨广这厮瞎折腾呗——长安（当时叫大兴）算个国都，又整出个东都洛阳，最后又跑路去了扬州，户籍典册也散落得到处都是。再加上没完没了的战乱，这玩意就更残破不全了。

没有现成的的饭辙，李渊爷几个只好自力更生，能生拼硬凑出720万来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个工作有多难？直到30多年后的永徽三年（652年），经李渊、李世民、李治这三代皇帝的努力，才划拉到380万户、约2000万人口给自己纳税服役。但当时大唐朝的实际人口数量呢？恐怕再加上个2000万也不奇怪。

历朝历代开国时杀R最众者，非蒙古人莫属，据估计他们在征服西夏、金国和南宋期间屠戮掉的人口大概有3~4000万。可仅仅一个南宋，末年总人口大概有五六千万，金国也有两三千万，西夏还有几百万，那为啥忽必烈坐在大都一点全国的人头，就点出了个1252万？

还能因为啥，没那个脑子呗。蒙古人最热爱的，就是杀R抢劫放火，等想起来还得搞户籍典册收税这码事时，啥玩意都烧成飞灰了，后悔也来不及了。

当然蒙古人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收税，所以对这事还是非常看重抓紧的。故此其立国才98年，户籍人口最多时就搜刮出了6000多万，比唐朝的效率不知高出多少。但开国时胡作非为的后遗症仍是显著的——据后世估计，元朝的实际人口总数应在8500万至1.5亿之间。可见即便蒙古人再热爱收税，但人力总有极限，没准忙到最后也就划拉出个总人口的零头。

满洲人也差不多。开国时光顾着一时爽，差点全家火葬场——以晚明官方口径的6000多万人，实则1~2亿的人口体量，清朝才凑出1060万人给自己纳税服役。即便到了康熙末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编户人口也没到3000万（2914万），而且还成年累月的打仗、花钱如流水。再继续这么瞎折腾下去，朝廷财政迟早破产，大清朝的基业没准就得玩完。

于是雍正皇帝痛定思痛，直接来了下了两剂釜底抽薪的猛药，一曰摊丁入亩，二曰官绅一体纳粮，直接击中了历朝历代编户齐民这一难题的七寸。于是乎短短百年间清朝的编户人口就突破1亿，又用24年破两亿，再用55年破3亿，最后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破了4亿。

至此，全国人民差不多都有了户口本，这是此前两千多年里的历朝历代都没做到的事情。

在今天，户口最大的作用是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也是确定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文件。当然，说人话就是这玩意能证明我们的身份。

但在古代，户籍主要的作用只有一个，那就是纳税和服役的依据。为啥嘞？让我们看看堪称历朝历代中对百姓权利保护最好的北宋的财政支出情况——70%以上的钱粮用于养兵，剩下的用于给各级官员发饷以及皇帝陛下花差。如果还有剩余，那就搞搞工程，比如治治黄河或是拿去赈灾；如果没剩，那就拉倒，爱死死爱活活都随便……

至于在今天看来至关重要的用于教育、医疗、就业、基建等方面的开支，基本约等于零。也就是说历朝历代对于普罗大众的唯一义务，就是不会平白无故地去你家抢劫。当然最终还是要去抢的，只不过要打个堂而皇之的幌子，那就是征税。

可朝廷官府毕竟不是土匪贼寇，征税也不能乱征，起码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依据。比如唐朝实行两税法以后，将户税（即人头税）分为九等，一等上上户为4000钱，上中户3500钱，以此类推，九等下下户为500钱。那该怎么确定户等、又去哪儿找这家人收钱？就得看户籍了。

那有人就要问了——我要是不上户口，是不是就不用交税了？

确实如此，但就个体而言操作起来很难。像明朝实际上人口上亿，但官方一口咬定最多就7000来万。那剩下的几千万人怎么算？很简单，就不算大明子民，不受官府保护，被欺负了、抢劫了甚至杀害了，也别来找官府。非要来，别说替你出头了，不收拾你才怪。

从现存资料中，就能找到西汉以及北宋明文发布的诏令，鼓励和发动民间力量捕捉甚至捕杀“逃民”（即非户籍人口）并予以奖励。在西南、西北等边陲地区的猎户、民兵，一度因此发了不小的财。

当然这仅限于零散的“自逃户”。事实上占非户籍人口大头的逃户、隐户，别说猎户、民兵了，连官府都没辙。就算当街撞见了，也只能当没看着。

而这种谁也惹不起的逃民，就是奴婢和佃户。

在我上学那会儿，教科书上还在大讲特讲“人类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即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SH主义”。其实这个理论往欧洲历史上套还差不离，但用在中国肯定就离了大谱。别的不说，历史书说始皇帝统一天下后封建制就取代了奴隶制，但问题是从秦汉到南北朝，谁家没个万八千的奴婢，出门好意思跟人说自家是世家？隋唐所谓的贵族三宝——新罗婢、菩萨蛮、昆仑奴又是个什么性质？晚唐时黄巢和朱温联手把士族门阀给杀绝种了，庶族地主出身的士大夫又凭科举飞黄腾达了。明清时一个举人动辄有地千百亩根本不是什么稀罕事，他们会自己耕种，又怎么可能耕种得过来？最后还是得靠奴婢以及佃户。

从秦到清，谁敢说自己不是奴隶制？

而奴隶没有任何财产，连身体都是主人的，自然没法纳税和服役。而佃户自然是没有土地的，想让他们纳税有点费劲，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可问题是，就算你有办法，敢上门去收吗？

打狗还要看主人呐！

从秦汉到隋唐，别说税吏和地方官了，你就问问皇帝老儿敢不敢向勋贵世家收税？要是哪个愣头青敢这么干，分分钟让你滚粗！不信可以去采访一下王莽——老王还没想征税呢，就是要求贵族释放奴隶，结果他的头骨就让汉、魏、晋三朝的20多位皇帝把玩了300年……

嘴上叫嚷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实际上连收个税都得看人眼色。而这，就是所谓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真实面目。

根据现代学者估算，东汉隐户数量为800~1200万，约占人口总数的20%以上；宋齐梁陈这南朝四朝的非入籍户几占户籍人口的40%；唐朝的事不用后人扒拉计算器，人家自己就承认（《通典》）开元间官方户籍897万户，实际流失户约200~300万户；北宋为啥敢第一个宣称人口过亿？因为禁蓄奴改为奴婢雇佣制嘛，只有自发的逃民而无大规模的隐户；明朝万历年间的隐户起码有4500万以上，占当时实际人口三成；清朝雍乾年间为啥出现人口大爆炸、120多年人口暴增近两亿？因为摊丁入亩呗，人头税的取消释放了大量的隐匿人口，由此可以估算出康熙年间的隐户数量至少有4000万。

动辄眼睁睁的看着上千万甚至是几千万的人口不纳税、不服徭役、不当兵，反正就是不能为己所用，你说哪个当皇帝的不闹心？

但闹心也得憋着，因为没辙。

西汉，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个大一统王朝吧？事实上从刘邦到王莽，始终在函谷关设关卡。所有关东人士往来关西，必须持特别颁发的节传才能通行，类似于今天的港澳通行证。

跟匈奴打仗，一打就是百多年，征发的士兵十之七八都是关西丁壮——著名的六郡良家子，有哪个在关东？顶多调点河南兵或是近水楼台的幽州兵。其他地方的，主动报名都不用你，因为信不过。

这种情况哪怕到了近千年后也没什么改变——初唐实行府兵制，在全国共设633个折冲府，总兵力近70万人。其中关内道就设置了289府，再加上河东道、陇右道在内的大关中地区更是达到了488府——这意味着全国将近80%的兵力，都被集中在了关中。这也意味着唐朝武功最盛时打下的无数胜仗，基本都是用关陇汉子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至于说号令关东，无所不从，那绝对是想屁吃。而且就算人家听话，坐在长安里的皇帝也不敢信，更不敢用。

比如安史之乱，现在提起来就有人说安禄山是胡人，胡人不可信什么的。这是汉胡的事嘛？就是安禄山赶上了而已，要是换个张禄山、王禄山，没准早就反了。

关西与关东，貌合神离久矣。从七国之乱到八王之乱，再到五胡南北朝，直至隋杨唐李豁出老命去也得整士族，其实都是一回事。那就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既得利益者与老巢始终安在黄河中上游的皇权存在着巨大的利益冲突，而且矛盾无法调和。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关西想大一统，什么都皇帝说了算。而关东不干，尤其土地和人口是命门，谁都不想放手。

编户齐民的归皇帝，逃户隐户归士族——这就是双方斗争千年，无数次两败俱伤后达成的不成文的默契。而且谁不遵守，另一方就要掀桌子，让谁都没好日子过。

所以安史之乱，表面上大唐朝廷是胜利者，但河北三镇照样是独立王国。朝廷只要来收税，人家就造反，谁拿谁都没辙。

晚唐五代的各路军头一通嘎嘎乱杀之后，士族门阀没了。更重要的是，中央政权终于离开了那座黄土高原，开始向中原乃至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其动机之一，就是调和东西矛盾，实现真正的政财军权一统。

结果东西争霸没了，南北撕批又开始了。

北宋一开国，曾有“南人不得为相”的默契，但凡有个南方人冒头一概集火打死、搞臭。王钦若（江西新余）、丁谓（江苏苏州）、林特（福建宁德）、陈彭年（江西南城）、刘承珪（江苏淮安）之所以混成了“北宋五鬼”，并非他们的品行就一定比别人差，更多的还在于户口的非主流。至于王安石变法引起的党争就更不用提——区分新旧党人根本不用看政见，查户口就能分得一清二楚，基本不带错的。

至于南宋最大的政争在于主战和主和。那么怎么区分呢？还是看户口——北方人或在北方发迹的，基本都主战；南方人以及南宋立国后出头的，十之七八都是主和派。像秦桧更是明目张胆的要求把北方人都撵回老家去，气得赵构大骂“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宋史·卷四百七十三·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从靖康之变到朱元璋收复故土，北方大地沦入异族之手近250年，社会经济、教育以及技术水平大幅退步，无法再与南方抗衡。但偏偏朱棣迁都北京，导致明清两朝都出现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且渐行渐远的问题。而在这两个王朝的末期，南方均呈现事实上的经济独立，也是导致其覆亡的重要原因。

所以唐朝之后编户问题的焦点，就不在于勋贵世家侵占土地人口的问题了，而在于中央与地方之争——北风能压倒南风，则中央钱粮不愁，办啥事都利索无比；一旦南风压倒北风，那就啥也别想了，等着乱象频发或者直接改朝换代吧。

当然也不是无药可救。

大平天国的破坏性和影响力，其实不亚于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那为啥明朝被掀翻，而清朝不但转危为安还又苟延残喘了半个多世纪？因为从朱厚熜到朱由检没一个愿意妥协，坚持祖宗家法不动摇，而清朝则有个乾嘉新政。

啥是乾嘉新政？简单说就是从乾隆末年起因财政匮乏造成国势日颓，引起弘历的反思。反思的结果一是停止以文字狱为代表的思想束缚，二是与汉人士大夫合作，而这一宗旨基本被嘉庆、道光两代皇帝所继承并形成传统。前一个不提，光后一个——在乾隆末年之前，全国各地的督抚大员几乎清一色的满人，但到道光中期却变成了全员汉官，这个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堪称是决定性的。

在清朝中前期，汉人士大夫政治上没前途，经济上受剥削，思想上被压制，在利益上与满洲统治者是对立的、矛盾的，自然不会顺服，有机会当然要反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思想界文化界在巨大的高压下仍异常活跃，反清复明之类的思潮风起云涌。但后来为啥没动静了？因为满洲人运气爆棚嘛，康雍乾三连炸，一炸就是130多年，这谁受得了？所以渐渐地也就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