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国宝》是往昔，也是现在

一场南迁，百年沉浮

——长篇小说《国宝》写作回望（节选）

祝勇

找到了人物的温度

2023年5月15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邀请我去上海，参加《收获》杂志六十五周年纪念活动，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孙甘露、毕飞宇、林白、南帆、东西、徐坤、毛尖、葛亮、马伯庸等老师老友全部在座。活动结束后，我与《收获》杂志副主编谢锦、原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乔亮（《血朝廷》首版的责任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赵荔红在作家们下榻的虹桥宾馆二楼的唐宫吃饭，谈到了《国宝》第一部的修改情况（与她之前看到的版本已有很大变化）和第二部的写作。我说等第二部定了稿我还是给谢锦先看，谢锦说她很期待。

但我迟迟没把第二部发给谢锦，原因是我后悔当初把第一部发给谢锦的时间太早，那一稿很不成熟，被谢锦“无情”地否定了，后来几乎推倒重写，发表在《中国作家》上，所以此番更加谨慎，想多修改几道再说。到8月中旬，我前往广州、江门、珠海参加南国书香节，出发前终于把《国宝》第二部发给谢锦。当时谢锦忙于上海书展（几乎与南国书香节同时举行），没有时间看。25日，我已从广东回来，发微信问谢锦，稿子看了没有。谢锦发来这样的回信：

祝勇老师，第二部已经完整读了，我觉得还是写得很不错的，至少我没怎么停顿，一口气读完了，有几处很感动。我觉得这一部特别好的是，你没有试图把历史事件放到前台来，而是让它们成为一个大背景和大框架，然后让人物的命运和感受来说话，这是小说的正确路径，在几千箱文物和几千里路程中，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

所以，这个小说一是从容写出了故宫文物南迁最艰苦的那个过程，故事本身好看的；二是写出了一代文化人对文物的孜孜守候，几个人物拿捏得都不错的；三是历史的景深还是比较开阔，大后方和沦陷区双线展开，展示了整个乱世中人的颠沛流离；四是我觉得您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把握我是深深认同的。中国殚精竭虑，一寸山河一寸血所要达到的目的，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死死把日本拖住在远东战场，所谓空间换时间，就意味着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就是死耗了，无论是淞沪会战还是花园口决堤，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和国土代价，而这样的耗，正是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贡献。败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用谎言去粉饰和打扮这鲜血淋漓的真实历史。

我会向永新老师提交这第二部，但是收获审稿极其严格，需要经过三个编辑的审读，所以需要等待一些时日，而且，如果可以用的话，可能还要做点紧缩和删节，包括第一部的一个梗概线，这些都是技术问题，现在先看看稿子能不能过永新老师这关。

确如谢锦所说，经过第一部的写作，我已经找到了这部小说的语感和状态，书中的人物也有了生命感，似乎成了真实的人，每天与我朝夕相处。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他们的朋友，深知他们的悲欢喜乐，和他们一起哭笑。托尔斯泰说，艺术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在后面，这应该是一个原则。我的写作无意或者有意地合乎了这样的原则，这使我作品的力量一直在往上走，从而避免了虎头蛇尾。我想起路遥先生在回忆《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时说过，“自我感觉（第二部）比第一部要好。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时候，才感到踏入了创作生涯的一个新阶段。”［1］我的创作不能与路遥先生相提并论，但我的感受与路遥先生完全一致，我感觉第二部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像一条河那样“流”出来的。这条河是那样地吸引我，让我忘情地畅游其间。

第二部之所以写得更顺，正是因为我的侧重点由故事转向了人，就像谢锦所说的，“小说找到了人物的温度，无数人物的温度才能构成历史的温度”。小说的主题尽管是文物南迁，但归根到底还是要写人，小说最能牵动读者的并非情节本身，而是人物的生活与情感。把人写活了，小说才满盘皆活，“故事”也就自然地浮现出来了。无数作品的成功都证明了这一点，柳青先生曾断言，“中国的第一部小说应该是《金瓶梅》开始。不是说它写得有多好，但它是写人的。”“《三国演义》不能算小说，那只能说是演义。”［2］

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的历史散文，诸如《故宫的隐秘角落》，都是在写大历史中的复杂人性。当年我写长篇历史小说《血朝廷》，自以为把历史人物——诸如慈禧、荣禄、李连英也写得活灵活现。在我看来，历史人物首先是人，只不过是处于历史时空中的人，我要让自己的笔触穿透时空的屏障，去触及人物的灵魂。但不知为何，《国宝》落笔，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了那个时代的风云浩荡，试图写得跌宕起伏一些，追求情节化，而忽略了对于人的表现，终归还是写得急了一些。等到写第二部时，我的内心才真正笃定下来，可以从容不迫地书写日常，循着人物的情感写，作品才变得“真实”起来，血肉饱满起来。

谢锦的微信令我激动，我回复她：“好的，谢谢您，这鼓励已足够重要了！”29日，谢锦给我发微信：“前稿我已发永新老师，他应该在读，这几天会有回音。”

谢锦后来对我说，她看第二部，是一口气看完的。她的孩子在她边上做作业，她就拿着我的稿子看，两三天，一口气读完。她说一部好小说首先要吸引你一口气读完，谢锦还说，看完《国宝》第二部，她心里就有了底，觉得能发，但程永新非常严格，认稿不认人，他看不上的稿件，会一枪毙命，没有商量余地。程永新有眼力，也有魄力，别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眼力，但很难有这样的魄力。我记得李洱也说过，程永新为人谦和，但一谈到小说就严格得不得了，“一般小说给他，根本看不上，翻两页，就扔了”［3］。我说，严格好，这种六亲不认的精神，使得《收获》杂志的品牌价值始终没有减损。

没料到第二天下午就有了回音。那时我要从成都飞沈阳，正在双流机场候机，谢锦打来电话，说程永新读完《太和殿》（当时名为《国宝》）第二部，已通过，准备刊发于《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上，这样就不用删了。我听后大喜，没想到程永新这么快就看完了小说。我曾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上开过散文专栏，也发表过一些散碎文章，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收获》上发表作品，对我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天作之合

2023年年底，《太和殿》（《国宝》）第二部在《收获》（长篇小说冬卷）上发表了，可是我对作品的修改并没有终止。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就会悄然浮现。由于稿子变化很快，子俊每周给我打印两次书稿，装订成书，我一边翻动打印稿一边修改。到2023年年底，我仍在不停地修改。有些小说是几易其稿，有的是十几易甚至更多，我改了多少遍，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在第一部完稿后的两年、第二部完稿后的一年半中，书稿一直处在不停的变动中，有时候是突变，大部分是渐变。我开始时还标注一稿二稿，后来就不标注了，因为分不清这一稿和下一稿的界限在哪里，就好像一个旅者，不可能依照路标去走路，他的眼里，只有风景。我无法像曹雪芹那样披阅十载，但修改的时间比写作的时间长，这是确定无疑的。

12月27日，我从成都飞上海，参加故宫博物院和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主办、上海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的开幕式和座谈会。到上海，入住南京西路的国际饭店，一拿到会议手册，我就惊喜地发现，与会名单里不仅有郑欣淼、单霁翔、王旭东三任院长，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院长冯明珠女士，以及我们的副院长任万平女士，还有南迁当事人庄严（庄尚严）先生的第四子庄灵先生和夫人陈夏生女士，梁廷炜先生的孙子梁金生先生，朱家溍先生的女儿朱传荣女士。梁金生先生和朱传荣老师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虽都已退休，但在院内还时常见到。庄灵先生身在台湾，最近一次见他是2018年，那一年他已是八秩高龄，没想到一别五年，在上海依然能见到他，老人家依旧身体健朗、精神矍铄，令我喜出望外。

开幕式和座谈会原本定于12月28日上午和下午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行，但由于王旭东院长28日下午有重要会议必须返京，所以座谈会就改在了27日的晚上，地点是上海历史博物馆的主会场，开幕式依旧放在28日上午。登载《国宝》第二部的《收获》长篇小说2023冬卷也是28日出刊，不能说不是一种缘分。

座谈会发言共分四组，每组四位，另加两名主持人，所以台上摆了六只沙发，四组分别从人（故宫人）、物（故宫文物）、地（南迁途经地）、文（南迁文献档案）的角度谈论南迁。第一组为庄灵、陈夏生、梁金生、朱传荣四位前辈，主持人是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现任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的段勇先生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女士。我是第三组，话题是南迁故地。虽谈故地，却依旧离不开故人。

第三组的主持人是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周群华馆长。他点到我发言，我是这样说的：

今天参加这个座谈会，我感到既荣幸，又惭愧——当着这么多前辈谈论南迁，让我觉得十分惭愧。余生也晚，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波澜壮阔、艰难困苦的时代，我们不过是通过文献档案或者实地调研去向那个时代靠近，然而我们用文献和档案构建起来的南迁与真实的南迁并不是一回事，与我们前辈所经历的南迁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

身为晚辈，我们也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更伟大的是我们的前辈。当我们喝着咖啡、眼睛盯着电脑里的文献的时候，他们正穿越风雨与战火奔走于道途；我们的困惑或许只是资料缺失怎么办，他们的困惑则是明天一早日本飞机就要来投炸弹，他们带着数千箱的文物何以全身而退。我们两位老院长——易培基、马衡先生，我们的前辈——庄尚严、梁廷炜、那志良、欧阳道达等先生，为我们国家、民族做出的贡献不可车载斗量，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坐在这儿谈论这个话题。

关于南迁的意义和它的深远影响，刚才几位院长都做了非常深入的阐述，我在这儿只想谈一点细微的体会。这几年我陆续到访过一些南迁途经地，没有全部到达，但是去过一些地方，还写了《故宫文物南迁》和《国宝》这两部书稿，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怀，与在座诸君分享。

我最想说的一点，就是在整个南迁的过程中，文物存放的条件是特别讲究的，尽管在当时战火纷飞，物质条件非常艰苦，政府经费也不足，马衡院长担任代理院长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哭穷，但是我们的前辈绝不亏待文物，竭尽当时最好的条件来存放文物。

比如南京的朝天宫库房，1936年年底建成，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在当时就有空调设备，我想放眼当时整个亚洲，这样的文物库房也是首屈一指的；重庆川康平民银行，主体构造是钢结构的，大厅里柱子一律是由厚厚的钢板打造，一楼库房的密码门是德国造的，一发炮弹打不透；最惨的是安顺，为了防轰炸，文物存放在华严洞里，但还是仿照日本正仓院的格局在洞内修建了文物库房。可见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的故宫前辈对文物的安放是何等的精心。

再看他们的生活条件，却已到了最低水准，比如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就在底层百姓居住的居民区里，怎么看也不像故宫的办事处。我想，故宫的办事处怎么也得在国际饭店吧。我还记得一个细节——文物东归以后，当时我忘了是哪个机关，因为迁走了，就把他们的宿舍给了故宫，把被褥也留下了，故宫的老先生们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不然连被褥都没有。没想到被褥掀起来一看，背面全都是臭虫，密密麻麻的一层臭虫。但他们依然舍不得丢掉，只能在有太阳的时候晾晒被褥。在南京，文物依旧贮存进了朝天宫库房，这些文物守护者住的，却只是四座铁皮活动房屋，说是房屋，比睡在马路上强不了多少，夏天热冬天冷，只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起一点遮风避雨的作用而已。可见我们的前辈当时的条件是何等的艰困，这种艰难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这两个极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极端地讲究，对文物的存放条件尽其所能地讲究，一个是极端地不讲究，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丝毫不讲究。他们没有任何怨言，这是我在寻访南迁遗迹过程中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

刚才李舫总编辑总结了文物南迁的六个精神，我觉得十分准确。这是故宫人的精神，也是民族精神。我再补充一个精神，就是乐观主义精神。前辈们虽然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但他们他们并不悲观。他们不觉愁苦，没有抱怨，是发自内心的无怨无悔。我们看庄尚严先生的诗词，写得那么恬淡、优美；刘峨士在安顺给庄尚严先生画的像，身着长衫，头戴斗笠，手握一卷书册，丝毫没有流落异乡的仓皇之感，却别有一种脱尘处士的洒脱，我记得李霖灿先生说过：“我们都欣赏慕老（指庄尚严）那一种风神飘逸之美”；他们留在照片上的表情，也是那么静穆而平和，最典型的是黄居祥先生，脸上永远挂着微笑。黄居祥是在安顺加入故宫的，安顺生活的艰苦，我们看徐森玉先生的日记就会感受到，但身在困苦中的黄居祥，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

这些都表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盈的，他们从内心里相信抗日战争能够胜利，文物南迁一定会取得圆满结局，因此在漫长的南迁旅程中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故宫的前辈们在战火中保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当然离不开坚韧与顽强，但仅有坚韧与顽强也是不够的，还有乐观主义精神。这种乐观精神充溢着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今天通过他们的书法、绘画、诗词、日记都可以看到。

我的发言虽然简单，却是我的真实感受，后来发表在2024年1月21日《新民晚报》上。第二天开幕式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原院长冯明珠女士在展厅里对我说，昨天讲得很好。她说迁台文物到达台湾以后的情况也验证了我的说法，文物存放在北沟库房时，庄尚严先生的宿舍狭小简陋，但他别有洞天地给它取了名字，叫“洞天山堂”。她还说，今后我来台湾，她会带我去看北沟库房。

中午之前开幕式结束，我下午要飞绵阳，参加央视网主办的2023阅读盛典，中间有两个小时，约谢锦到国际饭店喝咖啡。《太和殿》第一部（《国宝》）被谢锦否定，促使我开始大改，到《太和殿》第二部（《国宝》）受到谢锦肯定，刊发于《收获》2023年长篇小说冬卷，这部小说的创作，谢锦是见证人，所以一到上海，我最想见的就是谢锦。我开玩笑说，这次南迁展览选在上海，就是给咱这小说办的，先看展览，再看小说，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展览开幕和《收获》出刊都是在28号，简直是天作之合。谢锦说，的确，这个展览正逢其时，她要去看，还要在《收获》的公号上推一下。

2024年的前九个月，几乎都在对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修改中度过。9月底，《国宝》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单行本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印。从2021年11月12日《国宝》第一部动笔到此时付印，总共经历了将近三年的时间，其中写完《国宝》第一部用了半年多，修改时间为两年多，第二部写作用了七个多月，修改用了一年三个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写作、修改时间有交叉）。

《国宝》的写作是一场持久战，不是歼灭战。《国宝》的写作让我认识到，这种六七十万字规模的大型作品的写作与散文不同，也与单卷本小说的写作不同，想快快不了，就像一锅老汤，只能文火慢熬，否则不是夹生，就是烧糊了。

《国宝》这部小说，跨越了九一八事变、长城抗战、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豫湘桂战役、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处决日本战犯、国民党迁台、北平和平解放等诸多重大事件，前卷部分追溯到庚子事变，尾声部分要写到当下——当然这些都是作为“幕后”，隐隐地存在着，决定着我书中人物行进的路径，但出现在“台前”的，还是中国人的日常，是深深嵌入国家“大历史”的私人“小历史”，只不过在那段非常的岁月里，所谓的日常生活也变成了“非常”，变得颠簸不定、险象环生、充满不确定性。的确，那些被历史事件所裹挟的生活，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日常。那些岁月像流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雕刻着他们的风骨，承载着他们的情感，纵然在狂风暴雨中，也表现得从容而坚定。

在我心里，《国宝》不是太和殿。它是空间，也是时间；是往昔，也是现在；是苦难，也是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