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202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发展托幼一体服务等系列举措。
这一政策组合拳的出台，既是对人口负增长的直接回应，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应对人口结构剧变的系统性部署。当前生育支持政策已不能只停留于“鼓励生育”的口号层面，而是需要构建覆盖经济支持、服务供给、制度保障的全方位支撑体系。
这一政策宣示，标志着中国应对低生育率问题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当前，中国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3以下，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2.1，这不仅关乎人口结构的可持续性，更关系到经济增长动力和社会活力。在此背景下，促进生育政策的出台，既是对人口危机的积极应对，也是对民生福祉的深层关切。
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经历深刻变化，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而出生人口连续第多年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的失衡将带来多重挑战：劳动力供给减少制约经济增长，老龄化加剧加重社会保障负担，人口红利消失削弱国际竞争力。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中国可能失去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
低生育率的成因复杂多元，经济压力是首要因素，住房、教育、医疗成本高企，使许多家庭"不敢生"，从孕期检查到大学教育的全周期养育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9倍，远超德国（3.6倍）和日本（4.3倍）。
职业发展压力使女性面临"事业还是生育"的两难选择，生育后女性薪资平均下降34%，晋升机会减少28%，导致“生得起养不起，养得起输不起”的普遍焦虑。
育儿支持体系不完善，托育服务供给不足，导致"没人带"的困境，而且托育机构收费标准普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质量监管缺失更引发安全担忧。这些因素交织作用，形成抑制生育意愿的系统性障碍。
国际经验表明，单纯的经济激励效果有限，日本、韩国等国的生育补贴政策未能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而法国、瑞典等国通过构建完善的育儿支持体系，实现了生育率的相对稳定，这些经验教训为中国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育儿补贴是本次政策的核心举措之一，但补贴力度和发放方式需要精心设计，研究表明，一次性补贴对生育决策的影响有限，而按月发放、与收入挂钩的补贴更能产生持续激励。建议参考德国"父母金"制度，将补贴与育儿时间挂钩，鼓励父母共同参与育儿。
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也相当重要，当前，中国0-3岁婴幼儿入托率仅为5.5%，远低于OECD国家35%的平均水平。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供给，需要政府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托育服务体系。
促进生育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需要改变"重事业轻家庭"的社会价值观，重塑家庭友好型社会文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多方参与，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提供育儿支持措施；社区可以组织育儿互助小组，提供情感支持和经验分享；社会组织可以开展育儿指导服务，提升家庭育儿能力。
生育支持政策绝非简单的“人口刺激工具”，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试金石。当政策设计从“催生”转向“支持”，从“家庭责任”转向“社会共担”，实质上是在重构国家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关系。未来的政策深化，需在生育成本社会化、育儿服务公共化、家庭发展权益制度化三个维度持续突破，最终实现从“不敢生”到“愿意生”、从“养不起”到“养得好”的质变。这不仅是人口发展的转折点，更是中国社会文明进阶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