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档案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不久前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马可·波罗游记》主题系列讲座中，华东师范大学意大利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历史学系副教授张锐从意大利史料文献出发，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揭示了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以下是讲座的主要内容。

张锐

中华文明自古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元朝时期，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亲眼看见了中国的富庶与文明，并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细致入微地记录下来，撰写成一部震撼世界的书籍，引起了西方对东方的无限遐想。

今天，我将从意大利的史料文献出发，向大家介绍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河中，究竟发生过哪些重大事件，西方文明是怎样影响中华文化的，中华文明又是如何与外来文化碰撞、交流、对话与共生的。

『传教士随欧洲海外扩张来到中国』

15世纪，欧洲开始向海外扩张。按照当时殖民主义者的观念，欧洲基督教国家可以将发现的所谓“异教”地区占为己有。因此，作为海上强国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先恐后地开展起了扩张运动。

新航路开辟初期，葡萄牙捷足先登，发现了好望角及非洲大陆。很快，西班牙急起直追，哥伦布从欧洲向西横渡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双方对新大陆的争夺愈演愈烈。

根据欧洲的习俗，教皇有权力决定非基督教地区的归属。所以，西班牙和葡萄牙决定由教皇来调停双方的矛盾。1494年6月，经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协调，两国签订了一份旨在瓜分新世界的协议《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协议规定，两国将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并将今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约550公里）的子午线作为两国势力的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

在初期殖民时代，罗马教廷认为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的海外扩张有助于天主教的传播，因此加以支持和鼓励。于是，天主教传教士也紧紧跟随着两国的航海船只，到达了每一片新发现的陆地和岛屿。在北美丛林、印度西海岸、非洲内陆和东亚的岛屿上，他们到处建立教堂，矗立起十字架。

观众在首都博物馆参观《利玛窦——明末中西科学技术文化交融的使者》展。新华社发

『利玛窦开创学习西学的风气』

1522年，罗马教廷利奥十世第一次在公文中将“中国地区”列为传教的范围。1553年，葡萄牙人租借并盘踞在澳门，日本和中国的传教工作乃以澳门为中心。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便有历史上著名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1552年—1610年）。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第二次来到北京。一到京城，他就着手准备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他进呈了自鸣钟、《万国图志》、西洋琴等贡品16件，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利玛窦本人更是穿着中国士人的服饰，那一身长袍，不仅是外在的装扮，更是他内心渴望融入中国文化的象征。

长期以来，东方人将利玛窦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等思想。同时，他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因此西方人将他视为一位汉学家。

利玛窦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开创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从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书，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包括点、线、平面、曲线、三角形、圆、几何等一直沿用至今。

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世界地图，他将此呈献给万历皇帝。这幅地图在中国先后被12次刻印，还被介绍到日本。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对日本、朝鲜等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可·波罗游记》影响深远』

15至16世纪时，在欧洲人眼中，中国是一个遥远且难以企及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中国的故事却从未在欧洲人的生活中消失，它活在那些从遥远东方归来的旅人的回忆中，更鲜活地活在那本影响深远的《马可·波罗游记》里。

据意大利学者德礼贤（1890年—1963年）所述，利玛窦曾与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一起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并试图将中国与契丹联系起来。因为，1598年利玛窦第一次停留北京时，一些穆斯林商人告诉他，“中国”就是“契丹”，北京就是元大都“汗八里”。

在利玛窦之后，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卫匡国（1614年—1661年）也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马可·波罗。卫匡国是欧洲早期著名的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是发起中国学生赴欧洲留学的第一人。

1655年，卫匡国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又称《中国新图志》），这是早期欧洲人及来华传教士所绘制的质量最好、影响最大的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图集采用拉丁文编制，有地图17幅，其中中国总图1幅、分省图15幅，并附日本、朝鲜图1幅。为双面彩印，另有说明文字171页，目录19页。每幅图的四周都标示出精密的经纬度格，并用不同符号绘出山脉、河流、湖泊、运河、长城、大小城市、要塞或堡垒、军事基地、矿山等，精准度虽不能和今天的地图同日而语，却代表了当时世界地图编制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新地图集》中，卫匡国先后95次提到马可·波罗，他几乎总是在证明马可·波罗对地点描述的准确性，或是为他的不准确、错误之处进行辩解。卫匡国表示，针对马可·波罗的负面指控毫无根据，“那些指控他的人，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应受到指责，因为他们如此轻率地谴责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

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寰宇东西：马可·波罗眼中的中国和世界”特展上展出的丝绸织物。赖鑫琳摄

另一部重要的作品来自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1640年，安文思前往中国，初期在成都建立教堂，随后又在北京建立了东堂。1677年，安文思病逝于北京。在华期间，安文思以善于制造机械而闻名，他曾先后为张献忠和清朝政府制造过许多仪器，康熙帝称其“营造器具有孚上意，其后管理所造之物无不竭力”。安文思曾在1668年以葡萄牙文写成《中国的十二特点》称颂中国，此书后又以《中国新史》为名刊行于巴黎。

在《中国新史》中，安文思列举了五个证据，用于证明《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首先，他通过一系列例子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城市名可以对应当时的中国城市名。同时他也发现，许多城市名已发生了变化，有些甚至不是中文的，部分是由于外国人发音讹误造成了误解。第二个证据涉及北京和紫禁城，“游记中的内容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几乎一致”。第三个证据与煤炭有关，马可·波罗提到的“黑色可燃烧的石头”，当时在西方并不为人所知，但在中国却得到广泛使用。第四个证据是对北京附近一座著名桥梁的描述，马可·波罗曾不无艳羡地描述过桑干河上的普利桑干桥，安文思等其他耶稣会士认定那就是卢沟桥。第五个证据是马可·波罗谈到中国最为重要的两条河流，即黄河和长江。马可·波罗还谈到了重要的城市昆赛，即杭州，他提供了大量有关该城市的信息，“即便有些夸张，但都非常真实”。

此外，欧洲著名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1602年—1680年）于166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的图书，名为《中国图说》。这本书用拉丁文写成，很快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这一图文并茂的著作汇集了传教士带回欧洲的关于中国以及远东其他地区文化政治、风土人情的记录，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书中也有专门的一章描述马可·波罗的行程。

可以说，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耶稣会著作中都提到了《马可·波罗游记》。

『康熙任命一批西方传教士为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不再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奇异之地，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马可·波罗游记》仍然是传教士们承认和尊重的资料来源，但它已不再是17世纪传教士的唯一参考，因为这些传教士通过实地考察，以马可·波罗的继承人和接班人的身份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新形象，并成为此后几个世纪新的参照点。

到了清朝，已有很多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医药、天文、数学和新发明。康熙皇帝对此非常感兴趣，他允许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还任命了一批西方传教士在朝廷为官。可以说，康熙时代是历史上中西交流极为频繁、充满机遇的时代。

为什么康熙对西方科学如此感兴趣呢？这要追溯到康熙七年（1668年）发生的一场中西历法“竞赛”。当时，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由中国历法官员杨光先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分别用自己的方法对日影进行观测和计算，得出正午日晷投影达到的位置。结果，南怀仁胜出。这场竞赛对清朝的历法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也是促使康熙学习西方科学的直接原因。

1688年，法国国王派5位“国王数学家”来到中国，这为康熙时代的科学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值得一提的是，1688年是科学史也是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分界点。这一年发生了英国的光荣革命，此前一年，科学史上重要的一本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科学的进程由此改变。如果说1688年以前，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基本上还是文艺复兴晚期的科学知识，那么，随着法国“国王数学家”的到来，大量科学新知和新仪器传入中国。

康熙时代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欧洲科学机构是法国皇家科学院，它的成员中有许多对中国感兴趣的科学家。18世纪初叶，中国还没有“科学”一词，于是借用宋明理学“格物穷理”的含义，把法国皇家科学院翻译为“格物穷理院”。

“国王数学家”带来了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的30箱礼物，包括浑天器、座子、象显器和双合象显器（两种不同类型的显微镜）、看星千里镜、看星度器、看时辰铜圈、量天器、天文经书、西洋地理图、磁石等。1689年到1691年间，康熙皇帝主要在四位耶稣会传教士的指导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其中，徐日昇和安多主要讲授算术和代数，两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则向康熙教授几何学。

白晋作为康熙的敕使返回法国后，向欧洲介绍了中医和自己所参与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他还向欧洲宣传、翻译、介绍《易经》，与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莱布尼茨直接交流，促进了中西文明的互学互鉴。

『中华书院在那不勒斯诞生』

1692年，康熙颁布了允许天主教在华自由传播的诏令，传教士们为此欢欣鼓舞。然而，1705年后，康熙对西洋人的整体态度发生了转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西礼仪之争”。所谓中西礼仪之争，是指天主教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违背天主教教义的争论。

在意大利，罗马教廷对此事格外重视，曾派遣特使多罗赶赴北京。他于 1702年离开罗马，旨在调查中国礼仪之争，平息在华外国人的争端，与清廷建立联系。意大利罗马的卡萨纳塔图书馆存有一系列与17至18世纪中国相关的档案，其中不乏大量涉及教廷特使多罗的原始文献。可惜的是，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差异以及葡萄牙远东势力的阻挠，这位特使的“破冰之旅”以失败告终。

自此之后，康熙下令严查所有在华外国传教士，并严格实行申请票制度，即外国人居留证制度。1707年至1709年，大约有80名传教士拿着“票”获准留在中国，一些传教士离开了中国，还有一些人则秘密留在中国。

在此背景下，1707年，意大利人马国贤受罗马教皇的委托，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程。1710年至1723年，马国贤以画师、翻译等身份在清廷服务。其间，他将西方油画和铜版画技法传入中国，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画卷，如《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

1723年，马国贤返回欧洲。临行前，庄亲王允禄还赠予马国贤两匹骏马、贡缎和一些工艺品，并允许他携带4名中国学生和一位老师前往欧洲。经考证，这4名中国学生分别是谷文耀、殷若望、黄巴桐、吴露爵，而那位老师则是江苏川沙人王雅敬。

1724年，马国贤创办的中华书院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诞生。1732年4月7日，教皇克莱蒙十二世颁布通谕，正式承认该书院。马国贤认为，只有通过培养兼容并蓄的人才，才能克服语言、文化上的隔阂，推动中西间的交流。

19世纪德国学者卡尔·奥古斯特·梅叶尔在《那不勒斯和那不勒斯人》中曾经这样记载：“中华学院建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山坡上面，风景很是美丽。”在当地人的眼中，“中华书院”又称“圣家书院”。

值得一提的是，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勋爵率领庞大的使团访华，其身边的译员正是来自中华书院。这位译员名叫李自标，1760年出生于凉州（今甘肃武威），自幼跟随其师、陕西渭南人郭元性来到那不勒斯学习。

在罗马历史档案馆中，有一封马国贤的继任、中华书院第三任院长弗朗西斯科·马塞的书信，落款时间为1792年3月17日。在信中，马塞表示：“作为英国访华使节，马戛尔尼十分渴望从书院中挑选两名中国学生陪同使团旅行至澳门，在旅途中讲授中国语言和文化。”

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沈艾娣认为：“在历史事件中，翻译人员往往默默无闻，实际上却在谈判中起到核心作用，尤其是在19世纪以前，译员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中心人物。他们不仅担负着跨文化中介者的身份，也塑造了国际关系的历史叙述。”

李自标只是中华书院众多留学生中的一名。据考证，自书院成立后，一共培养了中国本土学生106人，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学成后选择了归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成为中西方交往的一段佳话。

自1724年至1868年，中华书院在历史上存在了一个多世纪，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欧洲对华关系、国际汉学、东方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后，中华书院多次更名。至1946年，该学院的名称正式变更为“东方大学”，至今仍引领该国的汉学研究，续写着中意友谊的新篇章。

原标题：意大利档案中的“中西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