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
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伴随着这句把新中国一半儿高级领导人囊括在内的句子从这位国民党中将口中“正气凛然”地喊出，这次来劝这位“毛主席表弟”写下“悔过书”的监狱管理人员却是无奈的叹了口气，他知晓，既然这位“战犯”都已经把话说道这份儿上了，那么他这次苦口婆心的劝说注定是又一次无功而返。
文强
这个人被人劝说的“战犯”叫文强，来劝他悔国的人是秦城监狱的管理人员，而这里自然也就是专门用来关押“要员”的秦城监狱。
话说到这儿，我们难免怀疑，他这一个“区区”国民党战犯为什么会和新中国这么多高级领导人都和“有关系”？他是在满嘴跑火车？
嘿，您还别说，别看这国民党中将看似满嘴跑火车，可他说的那还真没半句假话。
毕竟，这文强不仅在26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曾一度考入黄埔四期，参与北伐，属实我党“老臣”。
那么，为什么这么一个我党草创不久便已入党的“老臣”，却在日后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国民党军统局特务中将？
在狱中他又为何吐露上述“自持身份”的言语为自己辩白，坚持不写“悔过书”？
常言道：“盖棺才能定论”。
2001年，文强走完了他的一生，而“跌宕起伏”四字正是他一生的缩影。
1 ，中共元老
1907年，文强出生在现如今的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县金良乡。
据传，其族人传至文强这一代已经是文天祥第二十三世孙，其家族也向来是当地的地主官僚、地方豪强。
文强的父亲名为文振之，早些年曾赴日留学，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振之却是在好一番阴差阳错之下，与包括孙中山、蔡锷等人在内的辛亥革命一众元老有了交往。
文振之这边有个妹妹叫文七妹，也就是文强的姑母。
文七妹 与 年轻的毛主席
文七妹18岁那年嫁给了一个叫毛贻昌的穷苦农民，接着，文七妹为毛贻昌陆续诞下七个孩子，其中老三叫毛泽东，字润之。
毛主席的母亲是文七妹，而文七妹恰好又是文强姑母，有了这层关系，加上两家之间离得不远，自幼文强便喜欢跟在这个长了他14岁的兄长身边。
毛主席大他14岁，爱开他的玩笑，可文强生性倔强，时常和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争辩。在其回忆录中，文强就曾如此写道：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杠子。以后，我跟他抬杠子非常之多，一直跟他抬到底。”
当然，抬杠不影响少年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等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毛主席的同学夏曦介绍他加入共青团，随后，在夏曦等人的建议下，他靠着变卖母亲给他缝在衣服里的金圈子来到广州，并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四期。
那一年，和文强一起参加考试的还有：林彪、张灵甫、谢晋元、胡琏……
黄埔军校
进入黄埔军校后，文强当了他所在班级的班长，有了这个身份，他不仅因为林彪枪支走火和他班里的林彪“打了一仗”，其“麾下”其实还有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李大钊的侄子李运昌等人。
在这些人的影响下，1926年1月，文强与林彪等人一道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他们的“监誓人”正是当时还在黄埔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总理。
此后，文强得以接触当时中共许多元老，除周总理之外，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也都曾给文强上过课。
2 ，负气出走
1926年7月，黄埔四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文强自然随军北上。随后，他又有幸与担任朱老总一道赴四川万县，试图动员川军杨森部易帜以策应北伐。
然而，就在北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蒋介石却在1927年突然发动“清党”行动，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文强也在共产党人身份暴露后迫于军长杨森的应声“变脸”，不得不紧急撤离。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失败后，在贺龙麾下担任特务连连长的文强一路辗转流落至香港，但最终又奉命回到老家长沙，在当时，文强的革命信仰依旧坚定，一度写下“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这样的诗句表露心志。
正是在如此心境的“催促”下，文强为了继续革命，一门心思地在各个地方寻找党组织，而最终他找到了当年黄埔时期的同学，时任中共四川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
对日后的文强而言，廖宗泽是一个让他“难言爱恨”的人物。
1919年，正是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才得以重回队伍担任要职，按党史记载，其人抵达“红色川东”之后，曾先后历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川东特委书记等职。
按照当时川渝地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形式，最多时，文强所管理的“苏区”共计23个县，也正因如此，文强本人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川渝革命根据地态势图
“左倾”，是迫使我党于历史上付出惨痛代价的错误。
当时，在那名自共产国际“学成”归来的王明，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领导下，四川苏区党委“贯彻”落实了上述“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的残酷斗争。
1931年，文强遭叛徒出卖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尽管最终在部分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活着归队，却依旧被当时的川渝苏区党委重点怀疑，被指“有失节行为”，处以留党查看一年的处分。
文强历来性子激烈，昔年与毛主席都能“抬杠抬到底”，自然也就对这个处分大感不满。
最终，在与党委据理力争却依旧无济于事之后，其本人携时任四川省3委妇女部长的妻子一道负气出走。
在留给川渝苏区党委的信中他如此写道：
我们暂时离开你。
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
Goodbye！
3 ，进入军统
自川渝地区出走后，文强辗转来到上海，希望能够找到当时正在上海主持秘密工作的周恩来主持公道。
不巧的是，由于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周总理与上海中央特科正在依照党中央指示，为离开上海进行紧锣密鼓地筹备，因此自然也就没能与前来上海的文强取得联系。
此后，未能寻得周总理主持公道的文强在心灰意冷之下回到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为生，其生活虽不似在党内管着川渝苏区一大片那般波澜壮阔，但也算让文强久违的感受到一丝宁静祥和。
可惜，这样宁静祥和并没有维持多久。
何键，湖南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湖南省政府主席，其人仇视农民运动，是蒋、汪两人手下的“剿共”急先锋。
在主政湖南省时期，此人曾一手策划“马日事变”，大肆屠戮长沙的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毛主席的妻子杨开慧便死在这个人手中。
1935年，文强写下的一篇文章不巧引来何键注意，在何键下令要将其抓捕之后，文强迫不得已再度闻风而逃，就在逃亡路上，文强却是再度遇见了之前帮助他回归川渝苏区的廖宗泽——只是这一次，廖宗泽的身份已然并非共产党人，而是国民党军统局底下的一名特工。
再次相遇，双方腹中各有千言万语却无从说起，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后，廖宗泽决定要强拉文强“入伙儿”军统，还威胁倘若文强“不从”，就将其逮捕之后交给何键。
何键
对文强来说，留在湖南被何键抓到就是个死，偏偏自己现在落到军统局手里，要是不答应这廖宗泽的“威胁”，他大抵也是个死。正是在这样前后两难的境地下，文强自是迫不得已上演了一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戏码。
1935年，戴笠这位军统局一把手在听闻文强这个曾经的中共高干来投之后却是喜不自胜，文强在加入军统局后，戴笠也就成为他最大的靠山。
而随后，“身在曹营，身不由己”的文强又在昔年黄埔教官程潜、张治中等人的推荐下，加入国民党，并自此开始了他在戴笠等人特别关照下，于军统内部飞一般的晋升之路。
4 ，死不悔改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边始终惦记着文强的周总理趁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档口，多次派人劝文强归队，问题是，这个已经在军统安顿下来的“倔驴”不知哪根筋搭错了，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周总理的好意。
更让人感慨的是，古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之说，可这文强却是在弃明投暗之后为军统“事业”尽心尽力，其职位一直被戴笠提拔至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1946年，文强甚至还亲自策划策反了数支华北、东北部队，他也因此晋升为中将。
戴笠
1946年3月，文强在军统最大的靠山戴笠坠机身亡，文强因此决定谋求一个非军统的正当军职。于是，就在1948年9月，蒋介石亲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代参谋长”，而这里所谓“徐州剿总”的司令便是于淮海战役中兵败被俘的杜聿明。
11月，伴随着粟裕大将气势如虹的南下，刘邓所部最终与粟裕大将历经千辛，完成了对徐蚌一线国军的合围，这场蒋校长口中“80万对60万，优势在我”的淮海战役中，黄柏韬、邱清泉身死战场，杜聿明、黄维尽数被俘，至于文强这个司令部副参谋长自然也未能逃出粟裕与刘邓所部构筑的天罗地网。
早些年国内有一部名为《决战之后》的影片，讲述的是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后，一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被押送到“功德林”进行改造的故事。
这里的“功德林”，指的正是位于北京的“一号战犯管理所”。
进入功德林后，这些平素鲜少亲自动手干活儿的国军高级将领属实是亲身感受了劳动人民的生活，他们在里面亲自做饭，担煤，杀猪，泡大澡堂，接受改造。于是在1959年，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在内的第一批态度良好的伪满洲国及国军高级将领，在写下悔过书后，被新中国政府特赦。
满清末代皇帝溥仪，也在第一批被赦免之列
此后，新中国又依次在60、61、63、64、66年进行了五次针对伪满洲国与国军高级将领的特赦，只是，尽管仅仅8年就经历了6次特赦，可文强却始终未能走出监狱大门。
那么，是文强认错态度以至于他始终不能被特赦吗？总的来看倒也可以这么说。
还记得我们写在文章最开始那段话吗？在监狱管理人员来劝他写“悔过书”的时候，文强往往就是这么自持资历与身份，摆出那么一副姿态，什么毛主席表弟、周总理学生、朱老总部下之类的言语一股脑抛出来，说的话那叫一个死不悔改外加穷横。
这样的态度摆在明面上，即便是他表哥毛主席也不可能就这么把他放出来。
5 ，尾声：重获新生
当然，人不能总关着，战犯也是人。
时间一转来到1974年，由于当时国内的特殊环境，文强与其他战犯在狱中的医疗生活条件变得异常困难，不少上了年纪的战犯在这段时间里因此而一命呜呼。
可即便如此，这时依旧身处狱中且垂垂老矣的的文强还是和“永动机研究大师”黄维等人一道，坚持不写悔过书。
老年文强
面对此等情形，已经一身病躯的周总理终究决定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表示：
这些人老得都要死了，对社会已经没什么危害了，如果都死在监狱里对社会影响不好，都放了吧。
面对周总理的劝说，1975年3月，毛主席终究决定要把这批从“功德林”搬进“秦城”的“妖魔鬼怪”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释放。
当时毛主席如此批示：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正是以此为背景，文强这个老倔驴总算“不情不愿”地走出了监狱大门。
获特赦之后，文强专门拜访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经病重的周总理。
面对周总理在病榻上对他不肯写“悔过书”的埋怨，文强终是难言悔意，挥笔写下一首七律，其名曰《顽石点头难》。
正所谓：
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
沙场败北留孤奋，野火烧身视等闲。
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
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此后，文强在1976年先后经历了周总理逝世、朱老总逝世、毛主席逝世的洗刷，至于他最常说那句话中的林彪与刘少奇亦是早在他出狱前便先后离世，自此，发觉自己已然孤苦伶仃的他却是再未提及他最“引以为豪”的身份。
一如那句：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文强口述自传》
1983年，文强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就开始积极做三件事：
一是撰写回忆文章；
二是参与黄埔同学会；
三就是依靠自己在国共两党都曾担任要职的身份，尝试唤醒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促进两岸交流。
直至2001年，其人以94岁高龄辞世，他都一直在为两岸和平统一之路添砖加瓦。
纵观文强一生，其人先在兄长、老师、领导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却由于受“左倾”排挤愤然离队。
进入军统是被迫，可是却也的确为买办政府效力不少。
被捕后，他又因当年遭排挤之事而自持身份不愿低头，最终又在故人挨个儿离去后走上支持和平统一的道路，直至逝世。
至此，其一生之经历不可谓不跌宕。
然而，尽管经历了如此跌宕的人生，更是在监狱里呆了足足几十年，但文强的晚年依旧生性乐观，他说：
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共产党的光。
在他的弥留之际，他还告诉旁人，自己的一生是复杂的，不过他还是希望人们在提到他时会说：
“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