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名言叫：“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本”，意思是吃饭问题是生活的第一大事，粮食安全是国家的首要工作。这句话也充分说明了粮食生产对于人民生存和国家发展的基础性、根本性地位。
一旦没有粮食安全，一切也就无从谈起。而在1959年至1961年间，新中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
这三年间各地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各种决策错误（如高额度的征购粮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激进推动导致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外交上中苏交恶，与他国邦交需要等），也让这三年粮食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其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是相当之多（关于具体的死亡人数上莫衷一是，争议良多，但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死亡人数众多）。
而为了度过难关，中央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的，一如跨区域调粮，但其中因为牵扯到各个地方问题（都缺粮，如之奈何）矛盾自然也是难以避免的。
同时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也是以身作则，带头缩减粮食定额。这一时期的周总理，据其秘书回忆只吃一些粗粮，鲜有吃肉类食物。
而在1960年，青海省给中央送去了5万斤鱼，不过周总理却不喜反怒，愤而批评了相关人员。
这其中有何隐情呢？
事情当然离不开这场建国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
单以1959年为例，中国的粮食产量就比1958年减少了近3000万吨，减产的幅度达到了15%左右。
如此巨大的粮食减产，伴随着各种延续的一时难以改变的人为政策错误，也让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作为总理，周恩来也竭尽所能的解决问题，积极同粮食部门沟通，了解农业工作情况，期间他还亲自研究全国粮食调运单，从每一个细节入手，考虑其合理性；也曾下到农村调研考察，要求干部从严要求自己，严守纪律。
作为个体，他也以身作则，主动降低了自己的粮食定额。尽管秘书等人劝说，可他还是选择了婉言谢绝——“能够吃上饭已经很好了，你要知道，现在全国还有很多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啊，甚至还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不过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粮食问题显然不是一个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问题。
而跨省调粮的背后，也是各个地方之间的“较量”。一如李井泉主政下的四川省便因为大量调粮支持上海、北京等城市，缓解了它们饥荒之外也造成了四川人饿死不在少数。而李井泉本人在四川也是至今恶名难洗。
而粮食都缺的情况下，“走后门”多获得一些中央调粮也在所难免，地方上甚至还出现过湖北扣过境四川粮的情况。
至于1960年青海送鱼给中央便是一场这样的“走后门”事件。
1960年，青海缺少粮食，青海省委为了让中央给青海调配更多的粮食，自作主张给中央送来5万斤鱼。不过对于这种变相的“走后门”，周总理并不高兴，反而十分生气。
在之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总理严厉批评了青海省委，当时周总理生气的说：“青海方面简直是胡闹，这是典型的走后门，在此困难时期，我党更要严守党的纪律，李富春同志，请书记处向各省下发文件，从今往后，任何地区不得向中央送任何东西。”
周总理之所以大发雷霆，是因为青海此举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如果不及时制止并严厉批评，到时候各省都纷纷效仿起来，就会产生很多矛盾，一碗水就没办法端平了。
为了避免有人再想出其他的花招走后门，中央下达了一系列严格规定，要求中央和地方单位不准送礼请客、禁止新建招待所、禁止大吃大喝等行为。
文件发出后没多久，周总理家乡江苏淮安的县委干部给周总理寄来了一些家乡土特产。这本来是一份好心，担心周总理身体累垮了，想给总理补充一点营养。但周总理认为此举非常不妥，第一时间批评了淮安县委，同时感谢家乡父老对自己的关心。考虑到食物再还回去，路上会坏掉，是浪费粮食的行为，周总理拿出100元工资买下了这部分食物，至于衣服之类的东西则全都寄回。同时把不准送礼请客的文件再印一份给淮安县委。
这件事传开后，各地都纷纷重视相关问题，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情礼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