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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镠的抉择
□卢江良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吴越国作为一个短暂存在的政治实体，如同彗星划过夜空般一闪而过，但它留给后世的影响，却像恒星一样璀璨夺目。它不仅提升了杭州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还在文化、宗教、军事和社会等多个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为杭州成为“人间天堂”和历史文化名城奠定了坚实基础。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每个王朝通常由一个家族或个人连续统治。而最高统治者作为王朝的核心，他们的决策和行为，直接决定着王朝的兴衰和存亡。吴越国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政权，之所以能在杭州的历史上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无疑与它的创建者钱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位由盐贩崛起的王侯，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他非常重视农桑业，积极组织兴修水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桑生产。同时，他也十分注重文化教育，吸引了众多文人学士，推动了文化教育的繁荣发展。此外，他还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倘若仅仅是上述那些功绩，或许跟大多数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并无本质区别。钱镠的特别之处在于，在那个群雄逐鹿的乱世，毅然舍弃了帝王的虚名，多次向中原王朝躬身称臣——在唐朝还未灭亡之前，他始终忠于唐朝；朱温篡唐建立后梁之后，他又接受后梁的封赏；等到后唐灭掉后梁，他再次向后唐上表称臣。
就拿公元 907 年来说，朱温篡唐称帝，建立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还让他兼任淮南节度使。当时，就有大臣劝钱镠拒绝后梁的任命，他却欣然接受了梁朝的册封。到了龙德元年（921 ），前蜀、南吴、南汉、闽等地的统治者先后建国称帝，群臣都劝钱镠在吴越国称帝，但被他果断拒绝了。
确实，以钱镠的文治武功，完全可以像其他群雄一样逐鹿中原，可他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对于钱镠的这种做法，史书上常常讥讽他“怯懦”。实际上，他的“躬身称臣”，绝不是“屈膝投降”，而是为了实现“保境安民”的目的，用他的原话讲：“我若出征，邻国乘虚来袭，百姓必遭荼毒。”
于是，这位身经百战、骁勇绝伦的君王，尽管凭借武力统一了两浙地区，打出了“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威名，但最终还是抵御住了“理应进兵北伐，纵然不能成功，也可退保两浙，自立为帝”的诱惑，甚至冒着“向贼梁称臣”而被后人指责“遗羞千古”的风险，选择了“屈一人膝，立万民足”。
事实证明，钱镠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与周边国家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在唐末五代那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动荡时代，换取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的和平稳定的环境，为吴越国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得吴越地区呈现出一派“灯火万家城四畔”的繁荣旺盛的景象。
据相关资料记载，五代时期数十年的战乱，让北方人口锐减到100 万户，而仅有十三州之地的吴越国，户数却猛增到 55 万户，占当时全国总户数的六分之一和南方总户数的四分之一，相当于整个北方中原大地人口的一半以上。难怪北宋文学家苏轼在《表忠观碑》中称赞钱镠“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作为一国之君的钱镠，始终秉持“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的理念，为了防止继承者因追逐个人与家族的权势而损害百姓的利益，他在临终之际召集子嗣，传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等训诫。最终，他的孙子钱俶遵循祖训“纳土归宋”，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让无数百姓免遭生灵涂炭。
“我以有土有民为主，不忍兴兵杀戮。”如今，距离钱镠作出这个抉择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但这句话听起来依然是那样振聋发聩。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仁政爱民”的思想，于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使吴越国独能“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成为当时“唯一的乐土”，同时也为后世保留了文明的火种。
2025.3.6于杭州
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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