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粟裕和黄百韬身处于不同阵营，粟裕是心怀家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人民解放和民族大义而战，黄百韬身负“委员长”的期待，为赢得“蒋总统”的信任证明自己对“党国”的价值，在“徐蚌会战”中拼尽全力。
二人一个为大义一个为愚忠，饶是如此，在粟裕的眼中，黄百韬仍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对手，双方围绕碾庄这处战略要塞展开争夺、你来我往、反复拉锯，饶是百战名将、我党的常胜将军粟裕面对负隅顽抗的黄百韬军团亦是打得十分艰难。
相对于我党人民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形成了万众一心、共荣共辱、军民融合的上下合力，黄百韬面对的国民党指挥系统和“剿总”的各位上峰要么是被“委员长”充分信任只会争权夺利坐山观虎的黄埔高足、要么就是无心为战打仗只为敛财的“党国”硕鼠。
与这一帮误党误国的虫豸为伍，黄百韬虽有心为蒋介石效死命，但常常因内部的掣肘而束手束脚，最终被困良久、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的黄百韬在绝境之下发出了天命不在“党国”，“神器”应在中共的愤慨，遂饮弹自尽。
黄百韬自尽的消息传来，粟裕居然一头栽倒在地、在经历了短暂的昏厥。粟裕在妻子的怀抱中醒来，妻子看着日夜劳碌的丈夫满眼心疼，感叹道：
别人不知道我可是知道的，这些天可真是苦了你了，可是这事还得瞒着毛主席。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山头众多，不同派系之间明争暗斗、你争我夺，分歧要远远大于合作，蒋介石心除自己门下的黄埔学生，对于党内非嫡系势力是既用又防，巴不得早些将这些杂牌部队全部送上战场与我军同归于尽，才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
解放战争时期，在战场上被蒋介石拿来充当“救火队员”，为自己委以重任的嫡系四处“擦屁股”的黄百韬就是典型意义上“苗红根正”的杂牌军出身。
黄百韬是穷苦出身、无依无靠，早年间上过军校，因做事用心、为人谨慎细心、八面玲珑、善于奉迎上意，在军阀张宗昌部混得如鱼得水。
不过好景不长，随着军阀混战，胜出的蒋介石部在名义上一统中国，成为了各路军阀遥尊的“天下共主”。
“半路出家”的黄百韬加入国民革命军后，境遇大不如前，所谓革命军，只有嫡系部队有粮有枪、足兵足饷、拿着美械德械装备精良，是响当当的“人上人”，像黄百韬这样战败投诚、军阀出身的军官是“二等公民”，只能充当战场上的炮灰。
黄百韬自认非池中之物，为证明自己的价值、赢得蒋介石的信任，不甘心成为炮灰的黄百韬坚定的拥护“委员长”的“权威”，自甘堕落为反革命的急先锋，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豁出命来，在臭名昭著“皖南事变”中“立下大功”，成功让蒋介石看到了这位“出身不好”但肯“忠心为党”“实心用事”的拥趸。
即使有了用我党革命同志的鲜血铸成的“投名状”，蒋介石也只是觉得黄百韬是个听话、好用的“炮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公然挑起内战，本想趁此机会肃清共党实施完全的独裁统治，谁料想国内内战开始没几年，北方大部在人民军队势如破竹的攻势下迅速“沦陷”，深为倚重的黄埔高足、所谓“嫡系”部队一败再败、一退再退。
军情如火，山东“沦陷”、豫东“沦陷”，即使蒋介石来到前线亲自督战，依然挡不住败势，在嫡系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这时的黄百韬直接受命于蒋介石，在中原战场忙于奔命到处救火，虽然“杯水车薪”，结果于事无补，但在一众表现拉胯的嫡系之中，黄百韬却被蒋介石看在眼中，被授予军权委以重任。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仗着自己是革命元勋、委员长的心腹、党内资历深威望高本想在徐蚌会战中混军功、无心为战，一心敛财。
面对势不可挡的我军，一败涂地的刘峙混军功的想法破灭了，为在撤退之前再捞一笔干脆将司令部放弃徐州以东地区的情报全部公开，为我军的战略部署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也让我军司令员粟裕得以腾出手来，全力歼灭敌军中尚有战斗意志还在负隅顽抗的黄百韬兵团。
面对军事素养较高，作战勇武十分狡猾的黄百韬，粟裕很是头疼，早年在战场上留下的旧疾遇到战事推进不利之时，紧绷着的神经伴随着时时刻刻的高压，旧疾新愁一起来，头疼病疼得他不能自已。
几番交手后，双方损失惨重，然粟裕大将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兵员和补给始终源源不断，黄百韬自知不是敌手，设下埋伏多次有效的阻挠了我军的进攻。
这时，粟裕的头疼病也越来越严重，强打精神用顽强的革命意志支持着自己保持工作。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军的优势越来越大、包围圈越来越小，黄百韬兵团人困马乏、人越打越少、逐渐弹尽粮绝，多次对“委员长”的求援信皆石沉大海，黄百韬逐渐陷入了绝望。
1948年，已经弹尽粮绝、自知无力回天的黄百韬举枪自尽。
听闻黄百韬身死，粟裕多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突然放松下来的身体向后一倾，陷入了短暂的昏厥。
多年以后，妻子楚青回忆起淮海战役中这一段往事，向友人透露道：
他那一段日子一边生着病一边指挥作战，我是知道他的苦处的，只是他从不敢对毛主席提起。
